“李约瑟问题”还是“任鸿隽问题”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是一个著名的问题，学界将之称为“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
称为“李约瑟问题”，则李约瑟享有该问题的知识产权。但李约瑟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的吗？非也。鸦片战争以后，在李约瑟之前，梁启超、任鸿隽、冯友兰，乃至李鸿章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一九二零年，在美国的冯友兰写了一篇专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论文，此文原为英文，标题为“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文名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文版收录于 《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此文从中国哲学的特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与冯友兰不同，其他一些新儒家却竭力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科学的基因，以此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价值。典型者，是牟宗三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著名命题，试图证明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中能够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冯友兰的讨论，显然在李约瑟之前，且是专题讨论。
但是，冯友兰的讨论亦非最早的专题讨论。一九一五年，任鸿隽（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说：“欧洲之有科学，三数百年间事耳，即谓吾国古无科学，又何病焉。顾吾尝读史而有疑矣。欧洲当罗马帝国沦于蛮族，其学界之黑暗，殆非吾秦汉以来所可沦拟……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19—23页）任鸿隽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比李约瑟早了约三十年。
其实，任鸿隽也不是最早讨论该问题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道，“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8页），他间接涉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更早者，则有李鸿章的思考。李鸿章在给光绪的奏疏中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日新月异。”（《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二十八》）李鸿章在思考为什么西方技术发达（并得出结论）时，就已经思考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而他的回答并非着眼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等文化，而直截了当地看到了西方科学的一个关键要素：数学的发达（测算属于数学）。
到此，我们可以确定，李鸿章已经思考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而任鸿隽则专题地提出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
几百年来，西方处于强势。西方的强势甚至改变了中国及其他弱势国家和民族对自我的认知，而这种改变属于话语权或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对于自身甚至世界的历史，中国人本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面对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屡战屡败，中国几乎丧失了对自身进行认识的信心，丧失了身份认同感。抗战时期，由于战场接连失利，士气不振，蒋介石获悉了李约瑟的研究，为了提振国民的信心，特邀李约瑟和鲁桂珍（李约瑟的长期助手、合作者、汉语教师和第二任妻子）到重庆商谈，托李约瑟协助中国的抗日事业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第二年（即一九四三年），李约瑟就提出了“四大发明”这一概念，指出中国文明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此前，欧洲人已认识到中国人具有发明天才，曾有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如麦都恩、马克思都谈到了这三大发明），而李约瑟增加了造纸术，形成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在当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国人的信心。而四大发明之提出，亦可谓学术服从政治之一范例。对于中国来说，学术服从政治，算是常态，中国的学术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但是，以别人的观念来诠释自己的历史，却是从未有过的。
李约瑟将三大发明扩充到四大发明，并不算离谱，因为造纸术的确很重要，增列入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不算是伪造。对中国的技术成就，爱因斯坦也是肯定的，他虽然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以至于无法产生近代科学，但承认了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绩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574页）但是，如果不是西方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居然有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而李约瑟指出中国有四大发明，让国人欢呼鼓舞。同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技术，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科学），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大缺陷。在他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之后，该问题就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讨论迅速升温，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可以比较的是，任鸿隽、冯友兰都专题提出并回答了该问题，但学界响应寥寥无几。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话语霸权的表现。
作者：邓曦泽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