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废科举惹的祸？
清廷一九零五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乌泱乌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革命发生了。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没错，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但是，废科举之时，操办此事的诸公，并没有意识到科举实际上是一个选官考试制度，而是将其当成教育体制的。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科举之废，到武昌起义，不到六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士子的意中，武昌首义发生期间，这个纽带，并没有断掉，只是换了个样式。
况且，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通过地方自治，士绅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而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更是士绅和绅商们直接参与朝廷大政的场所。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直接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就说清朝吧，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毁弃儒家道统，士子们会那么痛快地跟着曾胡起来救驾吗？即便如此，江淮之间，依旧存在众多一会儿左袒，一会儿右袒见风使舵的土豪，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辈，大多都是士人。
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
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武昌首义之时，一万余新军，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挺多靠亲友的帮衬。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诸公，袁世凯、张之洞他们，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学校所教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官僚帝制，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官本位的价值下面，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的寒窗苦读，就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这样的状况，在中世纪之前，问题并不大。社会需要的各种行业的技能，通过师徒相传，无论需要不需要识字作为基础，都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使学校大多是为了科举存在的，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只想通过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方便谋生。在所有行业的技艺都处于手工阶段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技艺，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中世纪但有点现代点缀的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售，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因为，即使单讲制造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非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才行。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科举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那么，能不能保留科举，只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将考四书五经，变成声光化电？其实，最末一科的科举，内容已经改变了，但是，即使是改考声光化电，科举也会将学校绑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体制，使之面向社会的使命。毕竟，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学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这样的高科技。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跟做官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科举是一种什么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新政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满人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作者：张鸣
来源：《读书》2015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