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语词之“力”
汪卫东是个痴迷于鲁迅的学者，我认识他已有十余年。印象里他是鲁迅情结很深的人，相关的研究文字颇多，成为学界的新锐。我每每阅读他的文字，都觉出认真、执著之态，从其思维和感情里，感受到了奔放的、热烈的气息。
这一本《野草》研究，和其他的研究者所不同者，不是孤立的文本透视，而是鲁迅思维方式与词语方式的探索。以具体文本出发，描述作为战士与思想者的鲁迅的内心变化过程。前后期有所照应，连带着杂文、小说、译文，可谓是鲁迅思想与诗学的全景的透视。而且，作者放弃了学院的八股之调，以感受和学理的互动，写出生命的呼应，文字亦有血有肉，和鲁迅的文章贴得更近了。
鲁迅为何创作出《野草》，世间的看法不一，讨论的文字已经不可胜数。汪卫东认为，《野草》乃鲁迅第二次精神危机的产物，因了思想的颠覆性因素的出现，语言的色彩也多样化了。汪卫东从家境、交游、写作状态入手，论证了鲁迅精神陷入危机的过程，对其思想轨迹进行深入追踪。这里不仅有思想史的难题的处理，关键是其审美精神的打量，都有来自内心的体味。鲁迅的紧张、无序的语句似乎也传染了他，行文里亦显出精神的冲动。描述鲁迅词语的力量，大概不都是汉语自身的问题，可能和其摄取域外文学的养分以及传统诗学的内力有关。汪卫东研究鲁迅，注意到外力与内功，传统与现实诸问题的纠葛被锁定于话语体系里。他对鲁迅文字的音乐性、绘画感、佛学因素的把握，都力求绕开前人的窠臼，在陌生化的表达里出趣。作者也因此，进入到思想的高地。
看一个学者的鲁迅研究水准，读其解析《野草》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一二。给我眼睛一亮的是他对“诗心”的表述，此间有大的隐秘可述，非一两本书可以说清。《野草》最难写的部分是审美的肌理，如何进入那文本，其实没有可以参考的答案。汪卫东的办法是，从细读开始，参考诸多史料，连带对相应的知识元素与思想元素的贯通式回应，便有了对鲁迅自我状态的还原。作者对“魂之舞”的体悟，“自况之文”的会心，以及对自我“重新发现”的发现，都汇聚于此。而这些，都是在对“诗心”的注解，作者说：
语言照亮了暧昧的生存，在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存在处于晦暗之中。走进《野草》的鲁迅，已面临生存的深渊，《野草》的写作表明，鲁迅不甘在无言的痛苦中毁灭，试图通过语言清理自己的生存，《野草》，是对语言从未达到过的尖端存在的表达，是一次语言的历险，超越规范的文体和语言，又怎能以规范去套？《野草》的文体，通常被视为散文诗，文学史家几乎都把它看成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里程碑之作，这样的界定，似乎太注重文体的划分和文学史的意义。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在《野草》中，存在诸多文体杂陈的现象，如《过客》之为戏剧、《我的失恋》之为诗、《风筝》之近乎小小说……面对《野草》的语言，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也常常大惑不解、莫衷一是，它竟然如此蔑视和不顾严正的语法规范和日常的语言习惯，它公然违反简洁、通顺、符合逻辑等语言要求，那一个接一个的“然而”、“然而”，形成了一个个三百六十度的否定，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那由不断否定的意象、实词和转折词组成的长句，扭曲、缠绕、挣扎、转换，构成了纠缠如毒蛇、虬劲如老松的语言力量，在不断地否定中把意义推向更高的虚空，又在虚空中把捉新的可能……除文体、语言外，还有《野草》的色彩和音乐……这些，都等待我们以艺术之心去叩问其内蕴的“诗心”。《野草》中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与东方思想传统尤其是佛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则更有待于深层挖掘。
这个感悟是进入《野草》的基本准备。作者在面对这些陌生化的语言的时候，有了破解的冲动。刘思源先生曾说，鲁迅文字的美，与其暗功夫有关，这是对的。汪卫东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寻找文本背后的存在。我注意到他寻找思想源头的苦心，还有回溯学术史的劳作，都意味深长。比如他谈鲁迅词语的劲健之力，就发现了与佛学的关系。其论述，多有闪亮之处，我们读了，不禁神思涌动。佛教传入中土，思想的冲击且不必说，就词语而言，真的扩大了空间。中国先秦的文人，不太会在词语里盘绕，除老子、庄子外，甚少表达不可表达的什物。鲁迅在《野草》里对荒诞存在的拷问，偶尔用的是佛经式的词语，且幻化为今人的感觉，不那么古奥，形迹若隐若现。我们今人读佛经，有一种障碍在，那里晦明不已的句子，似乎在言与不言之际。但鲁迅把类似的感觉转化成一种现代的意绪。这不仅仅是沾取了佛经译文之光，还从俄国的诗文里受到启发。且把俄罗斯现代主义的艺术与古老的佛经互化起来，完全没有旧的痕迹了。整个《野草》，境界上衔接着鲁迅精神的困顿，在晦涩、阴暗里，也出离了佛经之境，亦远离屠格涅夫、索洛古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调子，成了鲁迅自己的声音。无数精灵被他召唤在自己的世界，一切都化为血液里的一部分。亦古亦今，似他似我，浑然一体的美，恰是惊异我们的地方。
八十年代就有人说鲁迅小说有音乐性，但细究者不多。汪卫东于此用力甚深，常有奇音冒出。他关于词语的音乐性的感受，可以说言他人所未言，是有挑战性的一种书写。文体家多是有乐感的，汉语的特点于此独行。汪曾祺谈文体的时候，一直讲语言的音乐性，是行家的思维。而宗璞女士在小说里追求古典音乐之美，则是一种审美的自觉，常人未必料到。鲁迅的散文诗，是有交响乐的特质的，但我更觉得仿佛是小夜曲，非古典的装饰，而是灰暗里的独奏，忧伤而不失内觉中的浑厚。词语是可以被色彩与旋律的调动而走入形而上之途的。德国诗人策兰就避开旧的词汇而找到冷语，以非人类化的自然之语面对存在。俄罗斯的茨维塔耶娃的词汇，是从冬日的风里吹来热流，不属于寒日的世界，自己独行于世。鲁迅的作品，与这些人，毫不逊色，有时甚至更带张力。我们喜欢反复吟咏其文字，与旋律的美未尝没有关系，只是常人未经细细体察而已。
除了音乐性以外，《野草》的色彩、线条感也是不能不注意的一环。汪卫东对美术界对鲁迅的反应，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颇为留意，他从美术领域打开窗口望鲁迅，使全书的艺术美学的色彩变浓了。较之鲁迅文字的交响乐因素的讨论，我更喜欢他对鲁迅美术感觉的描述，这是切实的部分，显得更为自然、有趣。而他知道，研究鲁迅的文章，离开美术的因素，可能不得要领。作者对《野草》的思考，也由此而更为开阔。我想，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作者于此得到的精神愉悦，也是显而易见的。
《野草》真是一个万花筒，多棱镜里折射的话题，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看，鲁迅与许多作家的经验值得我们久久凝视。曼德尔施塔姆、卡夫卡、策兰等作家在诗学上的表现，都有相近的地方。即他们在母语里诞生了陌生化的存在，以反母语的方式丰富了母语。卡夫卡自己说捷克语，却用德语写作，在不同语境里流动着玄奥的意象。他自己就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黑暗之中。”这与鲁迅“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可做同解。卡夫卡还说：“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不妨说，这是他们心灵的相通，也是现代审美的一种特别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这样的人不多，鲁迅引领的现代式的写作，后来未得以延续，实在有些遗憾。用这样的话题来讨论鲁迅，我们可生发的思想，也无尽头。我相信每个人进入《野草》，感受都会复杂，而它的迷人之处是，总让我们处于流动的状态，刺激我们在思想的暗区不断突围。
理解鲁迅，不能回避的是其对德国思想资源的摄取。我注意到汪卫东梳理《野草》的时候，特别把尼采与鲁迅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思考。尼采思想之于鲁迅，前人已作了许多注解，要有新意已经大难。但一旦进入词语的世界，看他们两人的世界，彼此的相似点是可以映衬的。鲁迅受尼采的刺激，思想与词语是连带的。他最早翻译《察罗堵斯德罗绪言》 时，用的是庄子式的语言。徐梵澄曾对此有过讨论，那是从语言学的层面考虑的缘故。尼采自己就是语言学家，他的语言，一反那时候的话语秩序，有自己的繁复、美丽的意味。徐梵澄说：“尼采大概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辩士和文章家的技巧，不但在此书亦在其他著作中，其文词之充沛，有时真如长江大河，雄伟而深密，实为可惊。”他认为这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国古之人士，多用此术”。研究《野草》，这里给我们的启示，也当不小。鲁迅把域外思想者的表达智慧引入自己的文体，乃书写的革命。与其同代的人，懂其妙的，在那时候还是不多的。
尼采思想的大境界，乃从庸俗的词语走出，拥有了独立的表述空间。其看人看世的眼光，多逆时的一面，与今人的价值多相反对。他在文章里对善恶的理解，苦乐之辨析，我你之对照，都非日常的眼光，在远离肉眼所见的灰暗之地，常可以看清或找到我们的影像。我们联想鲁迅的散文诗对鬼火、地狱、尸骸的陈述，或可以看到彼此相近的地方。不管鲁迅是有意还是无意模仿、借用，说他们内心有相通的地方，也是对的。
在徐梵澄所译的《苏鲁支语录》里，我们总能看到尼采对坟墓、病者、虫子等意象的描述，而每一部都像似咏叹。但鲁迅的文字则是断章的，仿佛是旧文人的小品。鲁迅聪明，不去宏大叙事，因为自认力量不逮。所以，他文本的中国味儿，在《野草》里表达得相当深切。而郭沫若、巴金模仿域外作家文体的宏文，却难及《野草》的分量，也从一个角度暗示了文体的话题。汪卫东从鲁迅的受难、自虐性里找其思想的痕迹，且对应文本而叙之，都是看到了其特点的。而我们对照尼采的思路，亦有类似的闪光，且比鲁迅走得更远。他的非享受、寻痛苦，自甘消失于黑暗里的选择，鲁迅后来也有过。认真研究他们文本的异同，鲁迅精神背景才会更为清晰吧。
看了汪卫东的书，我忽然觉得，鲁迅的《野草》，真的是一部奇妙的对话集，只是这对话由外转向内，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当危机到来，交流不得畅达的时候，唯有面对自己，才是一种充实。鲁迅在瞭望秋夜，瞩目过客，谈论死亡与墓地的时候，我们听见他的心音，在寂寞的夤夜，心绪无边广大地延伸在时光的通道里，无数死去的灵魂与自己的心一同舞之蹈之。这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他的无穷尽的光源，在灰暗里迷人之所在。那些被隐藏、被掩饰、被扭曲的存在，一一变为自己凝视的存在。鲁迅在拷问别人的时候，也依然在残酷地拷问着自己。他面对死亡时的抉心自食，我们何尝有过？这种对话，在校正着流俗里的品行，把真实的爱呈现于世。
《野草》之后，鲁迅没有再写类似的文字。他跨出绝望的时候，与社会对话的冲动再次出现。汪卫东考察鲁迅杂文的用意，可能对理解《野草》更有帮助。如果不从杂文写作与散文诗的写作差异里讨论问题，我们对《野草》诗学隐含可能看得不会太清。汪卫东明确指出：“《野草》追问的终点，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这个看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细看他的分析，从《野草》的某些思想的萌芽里，他看到“对自我与时代的进一步发现”，也就是说，《野草》有“杂文的自觉”，未尝不是文章学的一种考量。而鲁迅的自我对话与社会对话的转变及并驾齐驱，在此可以得到美学上的支持。我个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水平之高，与其内觉之深是相连的。那些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文章所以精妙绝伦，和作者自身的内功有关。懂得自我的人，才可能知道如何与社会沟通，对话的空间何在才能得以解决。汪卫东从另一文体来考察鲁迅，就把《野草》研究的空间扩大了。鲁迅的整体形象便在此清晰起来。
鲁迅给读者带来的惊讶至今没有消失，解释这种惊讶需要哲学与诗学的功力。汪卫东在接受这个挑战，且以自己的神采给我们以兴奋之感。我在阅读里分享了他的智慧，知道他在苦路上所获甚多。我以为作者给人最大的启示，是对表达的沉思。文学说到底还是个语言的问题，而语言因了人的生命的介入，同一个词所折射的因素不同，故内美则往往迥异。人在语言之中，却往往被语言塑造，那结果是失去表达的自觉。鲁迅和许多伟大的作家的特点是，思想不属于旧词语的客人，而是真的主人。语言也非一些学者所云的公共载体，而是其生命的独特形式。思想者发现世界的隐秘，不是在自词语的套路里，而是拥有了自己的编码。这些词语被注入血液，词根与词义嫁接在陌生的精神躯体里。于是新的世界随之出现，我们看到了过往所没有的神异的王国。鲁迅的非凡处，恰在此点。他在熟悉的文词里流淌出陌生的感觉，在没有意义之处，发现了意义。又在昏暗的绝处，现出一片生机。如此说来，《野草》伟矣、高矣，从它的世界穿过，我们终于才知道，人类没有踏过的路，很多很多。而表达，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汪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作者：孙郁
来源：《读书》2015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