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无垠心事
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谁比周作人更痴迷于印章的了，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就发表了《〈蜕龛印存〉序》一文，是给绍兴印人杜泽卿印谱写的序言，此文经鲁迅修改润色，短短四百余字将印章历史渊源、流变、风格特征及其审美价值做了精确概括。周作人一生藏印不下百十方（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坊间有宣纸线装影印本《知堂遗存》两册，其中一册为《周作人印谱》（另一册则是《童谣研究手稿》，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此印谱是周作人一九六四年应香港翻译家鲍耀明所求，亲手钤印成册，并于不少印文下方毛笔手书注明刻印者及边款，寄赠其收藏。印谱收周作人自用印约八十余方，大多为名号章、斋名章，闲章有“知惭愧”、“寿则多辱”等数枚。原来他晚年自知来日无多，及时散出一些印章，据周作人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载：“傍晚张铁铮来访，赠以闲章六枚，为：哑人作通事、案山子也不会、畏天悯人、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不爱江海之珠、冷暖自知等。”其中，“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是从琉璃厂买的闲章，给俞平伯的信中提起并钤过。此外，他还送给北大旧日学生张中行一方“忍过事堪喜”章，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日记亦载：“整理印石，得廿三枚，拟寄予冯君。”
周作人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致沈启无信中写道：“日前在厂甸所购一部印尚佳而价亦廉，下午在家随意翻读，觉得其文亦有趣，因特为作曹丘生，并以青龙笺录一节，作为标本，乞一览。如此文字，岂非朴实而别有风致，亦是一种好小品文耶？”他提到的这部印谱不知何书，但他将印文当成“一种好小品文”来看待，却也别有趣味。循此思路，从他的文章学的角度和尺度，对其自用闲章加以索解，观其心境和思想，庶几可证闲章不闲。
“案山子也不会”章，张越丞刻，阳文六朝体。周作人曾以“案山子”、“案山”做笔名。其《案山子》一文从一个词的翻译写起，谈到中日民俗和诗文以及佛经，考证了“案山子”的含义，表征了一个爱智者探求知识的乐趣，文中引 《景德传灯录》一节云：“问孤迥且巍巍时如何。师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会。师言，面前案山子也不会。”“案山”一词是我国古代堪舆术中一个专有名词，指阴阳宅前方最近的矮山，之所以叫案山，是取其形态和功能像几案。在堪舆术中，基址后面要有可以依靠的山峰叫主山，基址正前方并且离它最近的矮山就叫案山，主山高，案山低。很多寺庙的选址均符合这一原则，因此，禅师讲经问答时借山说禅，不执著文字，信手拈来，俱成妙谛，以此顿悟佛理。
“知惭愧”章，寿石工刻。周作人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致沈启无信中提到读《五灯会元》、《沙弥律要略》及打算刻“知惭愧”章。《沙弥律要略》上篇戒律门中有“知违佛制，生大惭愧”语。而《僧训日记》中“十二头陀行”讲的是十二种修行，出现九次“知惭愧”，以吃、穿、住而言，此处仅举三例：“一食，今三时粥饭，宜知惭愧”;“但三衣，今多衣，宜知惭愧”;“树下坐，今住好屋，宜知惭愧”。此印文来自佛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周作人的苦茶庵打油诗中有“惭愧浮屠一梦缘”，“廿年惭愧一狐裘”诗句。“知惭愧”闲章曾印在其自编文集《瓜豆集》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封面上。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这枚闲章引来了斥责声，茅盾在写于一九四六年的《周作人的“知惭愧”》一文中，起首引了作家艾芜从《瓜豆集》封面闲章引发的评论：“岂不是以知惭愧始，以不知惭愧终么？”茅盾并不完全认同艾芜所理解的周作人所知的“惭愧”，但茅盾所理解的周作人的“知惭愧”显然也不是它的本义，并且周作人公开使用这个闲章时，“卢沟桥事变”还没爆发。周作人在《〈苦茶庵打油诗〉后记》中说，他的诗“大约就只有忧与惧耳”;“然则知忧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这样看来，他是把“知惭愧”当作“人生入德之门”的，是自我修行的门径。
“畏天悯人”章，张越丞刻，阴文篆体。“畏天悯人”一词见文中子谈《易经》的《周公篇》，知堂很喜欢这个词，他专门写了《畏天悯人》一文，在引用文中子言之后，“断章取义”，赋予它新的意涵，天即自然，世间万物无不遵循自然之道，强作仁义解、报应论都是违反常识的。一九四五年，他在《〈秉烛后谈〉序》中总结自己的思想时说道：“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夫子自道，点出自己写作的主题即“畏天悯人”，这是一种悲世情怀，而其行文中流露出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其得意弟子废名送给乃师的联语云：“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可谓知其心思。
“忍过事堪喜”章，寿石工刻。出自杜牧的诗《遣兴》。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八月作一文，先以《〈苦茶随笔〉小引》为题用作自编文集的序言，后恢复原名《杜牧之句》，收入自编文集《苦竹杂记》中。他在文中说：“这句诗我却以为是好的，也觉得很喜欢，去年还在日本片濑地方花了二十钱烧了一只小花瓶，用蓝笔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于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瓶底画一长方印，文曰‘苦茶庵自用品’。这个花瓶现在就搁在书房的南窗下。我为什么爱这一句诗呢？人家的事情不能知道，自己的总该明白吧。自知不是容易事，但也还想努力。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和下文中提到的“冷暖自知”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对于“忍”的说法有儒释道三派，而以释家所说为最佳，理由是儒道两家以忍辱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二者的区别是儒家是积极入世的，道家是消极避世的，而释家的忍辱是本体、是终极价值，而非手段。其作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的《〈桑下谈〉序》又一次引了杜牧之句，表达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苦住”之意，此时正是北平沦陷前夕，有学者推测其不断宣讲“忍辱”，乃是对于自己日后的命运“有所自觉或预感”（钱理群：《周作人传》）。周作人的《关于宽容》一文也谈到忍辱问题，认为古印度的《忍辱度无极经》中所言是凡夫所不能及的极高境界。顺便提一下，那个小花瓶他在晚年送给了弟子张中行，后者“文革”期间唯恐因此惹祸，把它砸碎了。
“寿则多辱”章，金禹民刻，知堂八十岁时制成。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张铁铮访知堂，送去金禹民刻“寿则多辱”印。他在写于同年的《八十心情》一文中道：“这是古代圣王对华封人所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便借了来作为倚老卖老的客气话，似乎比‘将寿补蹉跎’什么要切贴得多了。”该句出自《庄子·天地篇》里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知堂很喜欢此语，写文章时多次引用过。他在年届四十时写的《笠翁与兼好法师》一文中写道：“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整整十年后，他写了《老年》一文再次引用该语（这一年他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五十自寿诗）。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据粗略统计，他致鲍耀明的信中有十通钤“寿则多辱”章。他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印章。“寿则多辱”可谓谶语，是他人生一个侧面的极好概括。
“哑人作通事”章，吴南愚刻，阳文篆体，含“作人”二字，属变格，乃一种文字游戏。周作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废名的信中提到身体不舒服，写道：“今日大有哑人之意，明后两日只能不作通事去。”此处“通事”指上课。周作人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致鲍耀明的信末签名处钤了这枚印章，自署“哑人”，信中解释此印文说，“此句系佛教禅宗语”，又说：“此系启事便章，其中有作人二字，虽属颠倒，通事者启事之谓，周字《说文》从用口二字合成，义取周密，即慎言之意，故以‘哑’表之。”（《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97页）知堂还有另外两种同文印章，与鲍耀明、曹聚仁通信中用过。哑人表白，对己对世均有反讽之意，而他又多次在文章中引用倪云林“一说就俗”的典故，对他而言，做“哑人”还是当“说者”，“说”还是“不说”，真是个两难的困境。
“冷暖自知”章，寿石工刻，阳文篆体。“冷暖自知”，全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佛家语，用以譬喻顿悟的境界。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一篑轩笔记〉序》中谈到自己文章的优劣，用此语形容。其实用它来形容做人也许更适合，观其一生，是耶？非耶？荣辱功过，只有他本人“冷暖自知”了。
上述这些印文大都和佛经佛理有关。周作人在《我的杂学》第十九节专门谈佛经，指出佛经是他的杂学里面最普通的一部分，他在南京求学及在北京西山养病时读了不少佛经。他对佛经博大深厚的思想与文情俱胜的文体屡致赞叹之意，他认为佛经对人生有一种广大厚重的态度，大乘菩萨救世济人的理想，“其伟大处与儒家所说的尧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十堂笔谈八·佛经》）。他自云“半是儒家半释家”，他研读佛经意在“以释补儒”，而佛经佛理也是他的启蒙思想的一个源泉，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心性气质、文化品格、人格构成和思辨眼光。
这数枚闲章，方寸之间，表征了周作人的斑斑心迹、无垠心事，而他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忡忡心事已沉入到其人生和历史的巨大暗影里去了，“隐没到黑暗里”。
作者：张伯存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