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三味
一九○一年，《原富》全书译毕，分两部分于一九○一、一九○二年相继出版。自一八九六年严复提笔译书起，便陆续将译稿寄予吴汝纶校阅，并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因此，吴汝纶应最能理解严复翻译《原富》之苦心。一九○○年，严复请吴汝纶为即将出版的书稿作序。在这篇序言里，吴汝纶阐释了严译的意义，其论述亦能体现出一代学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时代之精神。
吴汝纶首先强调了财政对国家存亡之重要性，认为“国之庶政，非财不立”。进而论道，就其情势而言，清末之窘局似因西夷入侵而起；但究其实质，则国运之危败乃根源于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讳于言利，其实际行动便有轻视财富之趋向，在法律政策上则呈现为“重农抑商”。其结果便是：“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弃而不理”；致使“睨其傍者” 攘臂而并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下，国家给养“取给于隘生之途”，终至“上下交瘁，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力之衰竭实由自精神之积弊。所以，在国家显露危败之形的当下，虽欲求变，却又不得“所以变之之方”。
吴汝纶对中国学术精神的批评中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士大夫对“利”与商业的贬抑有违自然之道。财政的“隘生之途”源自士大夫的隘生之学。上天有好生之德，“生”乃自然之理，“隘生”则有悖于自然之道，甚至悖于儒学的总体精神。无论就晚清之危败情势而言，还是就学理的自然基础而言，我们都需要破除“重农抑商之故见”。只有这样，国家和士大夫传统才能焕发新生。“所以变之之方”即是自然之道，便是要“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这就要在自然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传统故习，审视商业和斯密之“计学”。斯密之《原富》所言，正是财货的自然之理。“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即经济学家）之言”，则可补后儒之残缺，亦不违圣人之道，而与儒家的根本理想相契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序言中，吴汝纶一再强调《原富》为“言利之书”，为“计学”专著，斯密则为“西国计学家”（即西方经济学家）。由此说来，《原富》之所以重要，恰因为它言利劝商，恰因为它可以补中国学术传统和财政治理技术之不足—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思想、政策给商业和财富发展带来的阻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为一部西学名著所作的序言中，吴汝纶却要花费大量笔墨去论证“言利”与儒家本真精神之间的一致，可谓用心良苦。其意图和目的亦因此展露。面对晚清的危败情势，中国学术传统必须革除讳于言利、重农抑商的故习，正视商业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其方式则有两种：“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即亚当·斯密）之说俱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即吴汝纶自己）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也就是说，要么由中国学术传统消化、吸纳“西国计学”，将斯密的言利之论融入自身的学问中；要么重返儒学最本真的精神实质，重返儒学对自然的理解，从中生长出“计学”一脉。只有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路中，斯密才有其意义。
按照吴汝纶的理解，斯密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自身及其著作所代表所体现的西学精神（或西方的学术传统），而在于他能提醒我们去重视“计学”及经济事务的重要性，能够提醒我们在危败的困局中不断回归到自身学术的精神内核，使之不断开出新的境界，获得新生。易言之，依照吴汝纶的论述，斯密的意义仅在于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原富》的意义亦仅在于它是一部“言利之书”。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言之，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不必然要由斯密及《原富》来扮演。在吴氏的理解中，“经济学”是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就像轮船与火炮只是防卫国家的工具和器械一般。因此，吴氏的理解有着非常浓烈的晚清“洋务运动”痕迹：“计学”（经济学）不过是轮船火炮一般的西夷长技，可为古老的中国文明所用。于是，对西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就非常类似于开船政学堂、机械制造局一般的举措。正因为如此，吴汝纶的序言里才能结合两股完全相反的思想运动：一方面是翻译、学习西方的现代学问，这是一个外向的、朝向未来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回到自身文明的历史深处，而这则是内向的，朝向远古的思想运动。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斯密与《原富》便隐藏到了“计学”的帷幕之后。吴汝纶是晚清名士，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任事，在儒林中颇有影响，因而颇具代表性。他对《原富》译事之理解完全基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在这篇序言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不断回归传统学养中寻找资源的努力。在这样一种视野下，晚清困局并非外来文明入侵之结果，实乃中华文明自身问题所致。既然如此，那么若要根治现实的困境，则需颐养文明之健康精神，进而革除文明自身的弊疾，使之获得新的活力。无论如何，这一运动的根本基础仍在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文明精神之中。《原富》的翻译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的学术传统提供一种外在的刺激，使之正视长久以来遭到忽视，甚至有意抑制的商业学说。
在国家和文化均欲“振励图存”的时刻，《原富》的翻译适逢其时，它代表着中国文明的自省，而非对西方文明的开放性接纳或思考。所以，吴汝纶对西学的开明态度实基于一种内在的保守精神。在吴氏文化保守主义的视野下，《原富》便仅是一部“言利之书”。其重点在于“言利”二字，亦即在于经济学这一财政管理的技艺。亚当·斯密透过这部著作所传递的现代西方文明之精神，对自然及人类事物的哲学思考便被完全忽视了。对吴汝纶而言，《原富》的作者及其所归属的更大的学说体系并不重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严复翻译的是另一部西方经济学作品，即便是为斯密所激烈批评的重商主义代表作，如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吴氏的这篇序言同样适用。这正是严复在《译斯氏〈计学〉例言》所谓的：“除斯密之《原富》外，若穆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倭克尔（沃克尔）、马夏律（马歇尔）三家之作，皆宜迻译。”因为，对他们当时的问题意识而言，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经济学，以及希望借经济学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原富》正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作品才受到关注。
在将《原富》视为经济学著作，将斯密视为经济学家这一点上，严复与吴汝纶之间并无分歧。所以，严复虽然“从斯密氏之自名”将这部作品译为“原富”，但仍然固执地在译者例言中称这部作品为“计学”。无疑，严复最为重视的，亦为《原富》之经济学内容。在他眼里，最有意义的亦正是作为经济学著作的《原富》。但是，同样十分明显的是，无论对斯密、《原富》，还是“计学”的理解，严复较之吴汝纶都有更为丰富且深刻的认识。
严复充分认识到了斯密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其译者例言及后世的研究来看，严复之所以选择翻译斯密的作品，其实有所针对。在《原强》一文中，他就表达了斯密与其问题意识之间的关联。“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既然西国之富强悉得益于斯密之《原富》；那么以西国为师，我们便可自此书中求得走向富强的途径。在时人所述的诸种富强模式中，他最为推崇英国之道路。英国的强盛正是遵循经济自由原则的结果，即《原富》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严复力图“以译行事”，试图借翻译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既然要“以译行事”，他就需要对翻译对象有所研究与了解。除了译者例言之外，严复另作了一篇《斯密亚丹传》，并附于南洋公学译书院版《原富》卷首。严复叙述了斯密的生平、时代背景，学术经历。他还特意提到斯密与休谟及法国自然学会诸名宿间的学术交往。严复对休谟评价颇高，“休蒙（即休谟）大辟者，哲学而兼史家，三百年新学巨子”。严复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斯密所处的时代在西方亦为倡导新学之时代，与之交游的智识群体亦多为推动欧洲思想革命的启蒙哲人。对其丰富的学术经历，及其宏观的理论体系，严复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他在这篇传记中写道：“既卒业，居额丁白拉（即爱丁堡），以辞令之学授徒，一时北部名流，多集馆下……继而主格拉斯高（格拉斯哥）名学讲习，其明年改主德行字，又时时以计学要义演说教人。盖斯密平生著作，传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德性论》次之，皆于此时肇其始矣。”斯密曾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继而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与道德哲学教授。严复所谓的“计学要义”正是斯密所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德性论》则为其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尽管如此，严复仍然着重强调斯密的经济学成就，而并未将其经济学置入整个学说体系来加以理解。尽管严复深知斯密著述甚繁，不仅限于言利之说，但是他并未将“计学”与“德性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正因为如此，当严复为“计学”辩护时，便无法言及其道德层面，而只能诉诸其功效。儒家以言利为讳多出于道德考虑，吴汝纶要破除这一故习便以“神禹之治”为例，力图表明言利与德治良俗并不冲突。然而，要在义理上陈明“利”与“德”之间的关系，则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论证。关于利德之辩，严复也选择了回避，不予正面讨论。当世人对“计学”提出批评，认为“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严复给出的解答则是：“科学之事，主于所名之诚妄，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荣心也。”严复借科学之名来为计学言利正名，认为科学只关心知识上的真假，而不涉及道德上的是非。这一讲法实际上没有回答“计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关系。斯密之道德哲学与经济学实为一体。斯密以道德哲学教授身份讲授“计学要义”这一历史事实便很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严复虽然知悉斯密之理论体系中具备“计学”与“德性论”两个层面，却又无力阐释“计学”之道德基础，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首先，严复囿于西方学术界的寻常之论。斯密的两部传世经典经历两种不同的命运。《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出版之后，迅速风靡，流传甚广，为各国迻译，对现实政治亦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德情感论》相对而言则未受到追捧。于是，斯密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被不断强化，《国富论》中关于道德和法律的论述亦随之遭到轻视。人们对于斯密的作品越发不能做出圆融的理解。到十九世纪时，德国学者甚至提出了“亚当·斯密问题”的疑问，指出两部著作间似乎存在着原则上的矛盾：一者言利（自利），另一则言义（利他），两者之间难以调和。严复既然并非以考据斯密之学理为专职，那么在这种氛围之下，他的理解和思考必然会受到遮蔽。更重要的是，严复对斯密著作的关注实出自他对国家富强道路之寻求。西国治生理财之多术悉归功于亚当·斯密之一书，这是严复多处提到的论点—经考据，这一观点出现在“《原强》的修订稿”、《天演论》的按语，以及《斯密亚丹传》里。在这篇较为短小的传记中，严复仍然不惜笔墨论述《国富论》与西国富强之间的关系，所关心的问题显然可见。严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接连与北美、普鲁士和拿破仑的军队作战，“海陆倥偬”中反而走向富强，其根源正在于《国富论》对其政策的影响。
严复之所以选择翻译《原富》，按照他自己给出的理由，首要原因便是此书在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地位。虽然经济学在后世又有新发展，但译读《原富》仍可温故知新。其他三条理由如下：“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谜缪，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此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证，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后三条理由均涉及《原富》的具体内容：斯密所批判的经济政策在晚清不乏认同追捧者；《原富》记载了英法诸国的法律制度，可资考证，具有较为直观的借鉴、研究价值；斯密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来证喻其原理，便于学习。严复所列举的诸项理由中，第一条所展示的是《原富》的理论意义，而后三条所述均为其现实价值。严复期待借《原富》之译，借斯密之学理权威来驳斥时下的迷误。他亦希望《原富》所述的法律典章和经济政策原则能在中国产生现实影响，为世人所推重。
严复注意到，《国富论》中许多内容与经济学并非直接相关。“其中所论，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罗之言，于计学所涉者寡。”就此而言，《国富论》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著作。但是，就这些“歧出之言”，严复未加丝毫论述。在“例言”中，严复紧紧围绕“计学”这一核心，详细考证论述其源流脉络，及其对国家兴亡之重大意义。所以，若将文章标题中的书名号去掉，将其改为“译斯氏计学例言”反而更为准确。严复所真正关心的只是《国富论》中的经济学内容，尽管他拥有“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关怀。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严复翻译《原富》的直接动机在“例言”中展露无遗。但是，蕴含在此译事中的深层动机则要透过严复整个学术生命史才能展现。严复是第一个系统介绍并翻译西学著作的中国思想家。“寻求富强”一语的确可以道尽他研究西方的目的。不过，在他眼里，西方的富强远非仅仅源自器物之先进，而是根源于内在的精神活力、社会结构，甚至典章制度和道德风俗。在《原强》一篇中，严复提出：为求富强则需以西洋为师。然而，若仅在工业技术、军事装备、建制上效法西方，其效果不过“近似而差强人意”。真正效法西洋，则需深入其习俗、法律，及学问精神，否则“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所以，西洋在武力和财力上的强盛实有其文明之根基。中国与西洋在商业和军事上的冲突实为两大文明体之间的碰撞。所以，效法西方则需对西方文明加以研习，则要研习其学术源流、法律制度、风尚民情。严复对西学的系统翻译正是将西方视为一个不同于中华的文明体，从而探究西方文明之精神内核与制度基础的努力。他的译作皆为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最能体现西方文明精神的经典名著，这些作品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群学肄言》等。其译述的深度与广度均揭示了他将西方视为一种文明体的内在意识。
在这样的文明意识中，《原富》便获得了比纯粹的经济学更高的含义：它展露的是西方文明精神的一个方面，而非单纯的食货原理。“计学”在西方能够成为专学，且能不断严密精进，这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现象。严复相信，“计学”亦有文明精神的支持，至少它展露出了“科学”的精神。
于今观之，严复翻译《原富》是一个意蕴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明心智理解西方文明精神的努力，也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时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一历史时刻，古今中西彼此碰撞，相互映照，从多个维度展现出文明的逻辑与精神。所以，史华兹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要借严复个案来研究现代西方文明。在西方的商业文明面前，晚清经济的贫弱、国家之危败、文明与精神的蔽习在启蒙思想家的眼里相互勾连。在国家陷于危困之际，财富与经济事务展露其政治意义。严复与吴汝纶虽然一致地将斯密之《原富》视为“计学”著作与“言利之书”，但却深刻地认识到“计学”与财富关系到国家兴败以及文明之命运。其远见与斯密的“立法者科学”若合符节，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斯密对政治、文明的思考。
所以，严译《原富》的动机与目的便透露出斯密学说在三个维度上的意义：经济、国家（政治）、文明。《国富论》既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自然基础和秩序原则。其道德哲学与“立法者科学”则共同阐述了现代文明的精神，并为现代文明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作者：康子兴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