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宋徽宗
一
在有宋一代的三百年历史中，徽宗无疑是一位最具争议性的君王。一方面，南宋以降的士人和史家，无不对其弊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表现出最激烈的批判；而在另一方面，徽宗本人超凡卓绝的艺术造诣及其对于艺术和艺术家们的巨大支持，也成就了其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功勋。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学术界对于这位传奇帝王的研究虽可谓甚为宏富，却多是专题性的讨论，而鲜有传记式的全面梳理。
仅就笔者目力之所及，较早以之为核心的传记性专著，是李唐的《宋徽宗》（宏业书局一九六四年版）一书。需要申明的是，该书虽是以徽宗为题，实则是对北宋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全面梳理，其与徽宗直接有关的章节，仅有三十多页篇幅，且缺乏必要的注释和研究回顾。随后，则有任崇岳的《风流天子宋徽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和《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二书问世。仅以相对较具学术性的《风流天子宋徽宗》而论，十个章节的标题中，采用了大量具有贬抑和消极意味的语汇，如第二章“逐贤任佞 迫害党人”、第三章“穷兵黩武 喋血边庭”、第五章“经济政策 实为苛政”等，皆是如此；而在第十章中，作者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强调了其在艺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并冠之以“巨匠”之称。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本文开篇即已谈到的一种截然二分的处理方式，即将徽宗视为一个昏庸皇帝和天才艺术家的混合体。然而，这种颇具儒家色彩的道德批判和以成败论英雄式的后见之明，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而以一种更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解读这位历经荣辱的君王呢？
诚所谓“隔帘望月，也是洞见”（葛兆光语），以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和毕嘉珍（Maggie Bickford）为代表的外国学者们对于徽宗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上述的评价体系，而少“山中之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分别是二○○六年出版的《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和二○○八年出版的《积累文化：徽宗的收藏》。从总体上来看，前书以论文集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向度，汇集不同的研究进路，对徽宗朝的政治文化进行了颇具颠覆性的解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宗的艺术成就及其对于艺术的赞助，也被纳入本书的视野之中，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在后书中，伊沛霞则是以作为收藏家的徽宗为出发点，全面梳理了其在图书、古物、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收藏和分类。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史进路，却并未将其与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割裂开来，而是注意到徽宗宏富收藏背后所隐含的诉求。这种努力同之前业已发生转向的政治文化史研究相互对冲，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徽宗研究中某种根本性的范式转移。
二
然而，这些专题性的突破，固然可以在局部刷新我们对于这位传奇帝王的认识和评价，却仍有管窥之憾，而少全豹之姿。直到六年之后，也就是二○一四年，伊沛霞的新著《徽宗》，才为我们更加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和认识徽宗的一生，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彰显出一个更为复杂，更具人性的徽宗”（《徽宗》，序言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章节设置并未以问题中心的方式展开，而是采用了一种乍看来有些平淡的编年式写法，依照时间的序列徐徐推展。然而，如果我们细细观察其四个大的部分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便会发现时间上的叠合：如第一部分“修习治术”和第二部分“争创辉煌”之间，便出现了六年的重合（一一○二至一一○八）；又如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大展宏图”之间，也出现了五年的叠合（一一○七至一一一二）。而在每一部分所包含的各个章节中，伊沛霞则完全依照了时间的先后序列，以第一部分的一至四章为例，即依次包含了长在深宫（一○八二至一○九九）、登上皇位（一一○○）、保持均衡（一一○一至一一○二）和选择变法（一一○二至一一○八）四个不同的阶段。根据笔者的看法，这种如中国画中的手卷一般徐徐展开，且行且观的方式，体现出一种移步换景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四个部分，则构成了一部包含了起承转合的“四幕剧”。
这种移步换景之法，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却并无拖沓零星之感，而是非常紧密地衔接为一体，自然地在不同的场景间穿梭流转。例如在第七章“延请大师和专家”中，作者在全面梳理了徽宗对药学、建筑、绘画的巨大支持后，非常自然地导入了下一章的主题。正如书中所言：“徽宗发现其专家们的工作如此有趣，以至于他自己也尝试着想要亲力亲为，不仅撰写了一部药学专著，也从事绘画和书法创作。”（218页）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便有了对于徽宗自身艺术创作的全面解析。甚至在第八章和隶属于下一部分的第九章“追求不朽”之间，不同“场景”之间的转换也显得如此的自然而流畅，仿佛与徽宗自己的思路融为一体。即如书中所言：“虽然徽宗有时似乎表现出其作为一位有着很高修养的文人的一面，他却绝对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皇帝，王座之下有着巨大的资源可以供其调用。”（239页）由此，作为“追求不朽”的具体措施，《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万寿道藏》、祥瑞的视觉化记录、文化宝藏的收集、明堂、艮岳，这六个徽宗时代最为煊赫的系统工程次第展开，在反映其思想、艺术、宗教兴趣方面广阔跨度的同时，也充分地彰显出这位传奇帝王超拔前代、追求不朽的豪情。
三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徽宗》一书中移步换景的特点，并非局限于章节层面的设置和承续，而是尽可能地避免了传统史家一种全悉全知式的“上帝视角”和有倒果为因之虞的“后见之明”，以一种更为切近历史现场的方式，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正如书中所言，我们在评价作为帝王的徽宗之时，应该“牢记他当时所了解的东西”（505页），在一一二○年末知悉方腊起义之前，徽宗对其王朝的悲剧结局并无所察；其在新园林建设方面的支出，也只有在六七年后政府很难获取足够的给养以供前线将士之时，才会显得如此的糊涂。然而，这些后来所发生的情形，都是当时的徽宗所很难逆料的。与此相反，此时的徽宗正豪情满怀地参与了一场决定宋朝国运的豪赌，即通过与金人的联合，实现宋朝自太祖、太宗百年基业以来所一直未能完成的夙愿，将领土重新拓展到之前的汉人所控制的区域—幽云十六州。然而，燕京的收复，却未能护佑北宋王朝的国运，而是将其实力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风头正劲的金人面前，加速了其南下的步伐。
这里，我们当然可以从后来的战争结果出发，认为徽宗此时的决策乃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全然不顾宋军实际战力的不足，而终至于自取其咎，招致了“九叶鸿基一旦休”（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17070页）的彻底失败。然而，对于徽宗为何会对宋军战力的估计上产生偏差，而做出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却很少有人去追问。于是乎，便牵涉到王汎森所强调的“史家的逻辑”和“事件的逻辑”（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二○○三年第四期，177—194页）。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仅从具有后见之明特点的史家逻辑出发，做出从Z到A的判断，是很难结合事件的逻辑本身，注意到其由A到Z的发展脉络中各种情境的变化分殊的。而徽宗的决策，正是在此种有限且不断变化的情境之中，而非后世史家所拥有的全悉视角中展开的。
对此，伊沛霞提到了一个乍看来有些间接却又十分重要的解释。根据她的说法：“在宋代，除却三年一次的祭天大典和一年一度的郊巡之外，官员们倾向于让皇帝待在宫闱之内。”（513页）这一情形，也为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关于北宋皇帝行幸的研究所措意（参见平田茂树等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二○○八年版，97—126页）。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古代自战国秦汉以来的帝王们的对比，伊沛霞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宋朝帝王在此方面的特别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认为皇帝生活在九重宫墙之内，不能亲睹帝国当下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因而需要他的官员们来充当其耳目，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然而，为何不让皇帝离开宫城，更多地亲眼看看他的王朝呢？皇帝们真的需要如此多重的城墙，将其与他们的臣民们分隔开来么？”（513页）的确，同辽代践行四时捺钵体制，不断巡行于帝国各处的帝王们相比，宋朝皇帝的活动范围则仅限于京畿附近，显得颇为狭促。同辽朝的五京相似，宋朝也拥有着四个名义上的“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然而，正如伊沛霞所揭示的那样，除却虽然长于宫禁，却有着数次首都以外地区长途巡游经历的真宗以外，“自仁宗开始，宋朝的皇帝们几乎停留在了京畿地区。没有任何徽宗在其在位期间离开京畿附近的记录”，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中，旅行在宋朝则已经变得更为稀松平常”（514页）。依照此书的理解，这一局限对于徽宗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的确，徽宗发现了许多方式，使其生活不需要通过远行也能变得有趣和愉快。他的宗教和审美诉求，都是为了使其自己的世界不至于太小。道教的宇宙图景绝非狭隘和限制的。”然而，“假设徽宗能够有规律地出巡，以检阅他的军队和在现场同他的将军们交流，也许他将会对于如何同女真的统治者阿骨打协商有一个更好的直觉，又或者他可能会对哪一位将军能够胜任有更好的感觉”（515页）。然而，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固守于宫城之中，从未亲临前线，甚至大半辈子都未曾踏出京畿半步的皇帝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又据伊沛霞的说法：“如果仅仅从徽宗的角度来看，也许最为致命的错误是顺从了钦宗的决定，于一一二六年四月回到开封。”（474页）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视野局限所造成的对于京畿地区的执念，或许与徽、钦二帝坚守开封而终致被俘的命运，也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反观南宋初年定鼎杭州之前长期流寓于南京、绍兴、宁波、杭州之间，甚至远遁海上的高宗，这种“固执”与“机变”之间的反差则显得更为明显。或者说，如果徽宗和钦宗并非一直未曾离开过首都开封，而是如高宗一般有着北使金廷、南下杭州的一番经历的话，是有可能在当时的境遇之下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从而避免这场灭顶之灾的。由此，我们便得以真正切近于徽宗自身的经验和其所能够了解的信息网络中，找寻其一系列决策的动因和出发点。权以《清明上河图》为喻，如果徽宗所看到的，仅仅是市中心桥头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又怎能够强求他想象出在画面的另一端，还有着一番恬淡静谧的田园山水呢？
四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王汎森在其《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版）中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理论化的反思。正如王书中所言：“我们研究历史时，往往以为历史中的人物是出于‘完美理性’，而忽略了历史中的人物是处于‘有限理性’，因此在倒回去进行历史解释时，可能犯下误以为他们是‘完美理性’而做了错误的解释。”（《执拗的低音》，46—47页）此处，王汎森借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著作中“有限理性”的观点。西蒙早已注意到，所有的行为和选择都不是穷尽所有可能后的选项，或是充分了解特定选项所有可能的结局之后才做出的。正与此相反，他们大多是在不完整的信息状态下，甚至可以说是讯息很不足，抑或只有有限的几个选项、很仓促的时间和很模糊的情况下，凭借一点经验、一些直觉与理性而做出的决定，且往往夹杂着浓厚的情绪与偏见。或者用王汎森的话来说，“历史行动者是在不确定、不完美理性的情况下，一步步向未知探索”（《执拗的低音》，47页）。随后，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端那个广为人知的“洞穴喻”的重新解读，王汎森对这一有限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史家的启示予以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明：“哲学家认为只有离开洞穴才是已启蒙的人，然而要了解历史上的行动者正是得要发现他们仍置身于洞穴之中，才能比较恰当地提出解释。”（《执拗的低音》，48页）
从某种程度上而论，伊沛霞此书中移步换景式的研究进路，正是王书中所一再强调的事件逻辑和有限理性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我们进行历史重访（revision）（王汎森语）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便是史料的取舍。从某种程度上而论，宋代以降有关徽宗的各种记载可说是异常丰富的。然而，这些记载中的绝大多数却建立在一个倒果为因的逻辑之上，即在知悉北宋王朝覆亡、二帝被虏的最终结果之后向上追溯原因，找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蛛丝马迹的结果。以同徽宗相关的一系列传闻而论，伊沛霞特意在此书的附录A中，较为详细地考辨了徽宗生日、向太后与保守派的复辟、蔡京与盟金、夜访李师师等一系列后世颇为流行的传说故事，并逐一解释了在本书中拒绝采信此类传闻的原因。又以笔者曾经关注过的北宋亡国谶语而论，与其说它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而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与多元解读，则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西蒙在其所著的另一本书—《人类事务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提到要区别“冷静的认知”和“热情的认知”。根据王汎森的解读：“为什么这个区辨对我们讨论的题目有意义呢？因为在考量历史人物的行为时，我们往往以为他们总是非常冷静、理性地考虑所有条件及所有可能性之后才做下决定，忽略了在大多时候是‘热情的认知’比较起作用，也忽略了人们在判断事物时，‘情绪’是很重要的因素。”（《执拗的低音》，48页）这一理论，也为我们解释徽宗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更多合理化的依据。前文中所论盟金的一系列行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一个显明的例子，则是徽宗后期对于道教，尤其是神霄派的尊崇。根据伊沛霞的看法：“如果进行任何政治上的解读，徽宗的道教措施不能不说是失败的。由于大量的财政支出，又因神霄派很难对凝聚知识阶层甚至那些在朝任职的官员们有何助益，其在政治上的利益可谓得不偿失。”（368—369页）或者说：“徽宗后期对于道教的倡导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越了其早前的项目。”（369页）由此，我们便不能简单地从一种绝对理性的政治学立场来对徽宗的崇道行为进行解释。在伊沛霞看来：“对徽宗所作所为的宗教性解读，较之政治上的解读更具有说服力。如此解读徽宗的道教措施始于一个假设，即徽宗上述所有作为的动机是出于一种超越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宗教信仰。……从一个道教徒的角度来看，即便有时并不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追寻，徽宗的目标乃是名正言顺的。”（369页）这一思考维度，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倡言的“去熟悉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南宋以降，尤其是理学昌明之后，后世士人和史家对于徽宗崇道的批判和解释，已经有意无意地使我们陷入了一种熟悉化的刻板印象中，即在徽宗的崇道与一系列弊政，乃至北宋王朝的倾覆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序列上的相互关联。然而，这种关联的真实性却是令人怀疑的。换言之，我们并不能根据徽宗朝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先后次第，断定其前期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导致其之后的亡国丧家之苦。
二○一五年三月二日作于哈佛燕京学社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Seattle&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作者：谢一峰
来源：《读书》2015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