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自觉而奋斗」：《新青年》的取态
当一百年前，《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在上海问世之时，主编陈独秀所面对的，是新生民国不断的政治动荡与宪政危机，是他为之奋斗的共和理想与建国大业（founding）的未完成状态。不久之前，陈独秀还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月刊。《甲寅》是章士钊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于一九一四年在东京创办的。《甲寅》作为政论杂志的代表，在当时影响是比较大的。《甲寅》不仅在人事、经济等方面渊源颇深，而且，“甲寅文体承担了文学媒介发生变化后文言散文的新功能”，“它与新文学虽立场不同，却有深刻的历史联系”（孟庆澍）。那么，继《甲寅》而起的《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下除具体涉及第一卷外，概以《新青年》称），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甲寅》、与清末民初的那些新兴杂志产生了质的差异，而成为“新文化”的代表呢？
最简单的回答是《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但这还不能解释它与《甲寅》在文化政治上的根本区别。两种杂志同样重视对于政治的讨论，但《新青年》的自我理解已经不是简单地要成为一本“政论杂志”，或者说，《新青年》所理解和期待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与晚清以后流行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有了一些差异。这是意味深长的，表明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理解以及讨论和介入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种转变。相对于直接地就事论事，针对当下各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来发表看法或引发舆论，陈独秀以及后来参与编辑的同人们显然深刻意识到这种直接反应式的批评的有限性，他们更倾向于一种透过纷繁的政治现象，重新理解当时中国的总体性结构和时代精神状况，寻找解释和解决的方案。以一卷一号为例，其中虽然还有多篇署名“记者”的即时性报道和评论，如《大隈内阁之改造》、《葡国政变》、《倭尔斯特（Worcester）之今昔》、《华沙之役》、《青岛税官交涉之结果》、《宪法起草之进行》，但刊于杂志前半部分，更为重头的，是那些从宏观的角度讨论“文明”、“国家”、“新旧”等根本性问题的文章。比如，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就体现出一种整体性视野和论述风格。开篇即提出“文明”及其含义，并且特别注明法语（La Civilisation），接下来密集地引入“古代文明”、“近世文明”、“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等概念。他把“近世文明”与“西洋文明”相等同，认为代表“东洋文明”的印度和中国，都还不算真正进入了“近代”。而在解释“近代文明”的特征时，陈独秀归纳为三条：“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从拉飞耶特（Lafayette）谈到圣西蒙（Saint-Simon），知识密度非常大，但又要言不烦。他所要强调的，是要超越短期的、着眼于战争结果的简单功利标准，而从文明的推进、传播、自我表述和相互斗争的角度，认识法兰西的重要贡献。他相信法兰西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贡献，不会因为战争胜负而有所改变。所以引用了尼采：“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国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在价值上更为推崇“创造”之文明而非“因袭之文明”，这在一个普遍性地焦虑于国家存亡、期求速效药方的时代环境中，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陈独秀看来，创造出有凝聚力的价值和认同，培植更为深厚的文明根基，远比一时的政治路线选择和武力竞逐更重要。所以我们不奇怪，陈独秀对屡被膜拜的“德意志之科学”，也不是那么称颂，因为其“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德意志）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因此，虽然陈独秀高度推崇法兰西人和法国思想，但他并不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成王败寇的意义上推崇法国，也没有把法国对中国的启示简单化为中国应该直接照搬法国道路，相反，他的论述似乎是有意迂远，有意悬置“爱国强种之心”，而要读者从根底上去思考“文明”的当代状况及其根源，使读者意识到思想和文化才是改变现实世界的基本动力，进而促进中国“特别之文明”之创造。对“文明”的高度关注，使得陈独秀在本号上还特别编入法人薛纽伯（Ch. Seignobos）《现代文明史》的节选，更为详尽地介绍十八世纪欧洲革新运动，尤其是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哲学的新思想对“法兰西精神”的影响。陈独秀在知识上孜孜不倦地介绍“文明”，正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只有建立起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理解，形成创造新“文明”的高度自觉，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才能眼光长远，基础扎实，避免重复西方争战的弯路。
“国家”也是《青年杂志》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第一号上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和青年之自觉》。这篇长文连载三期，显出分量之重。它不像一般的政论文章直接评论当时混乱的政局，而是把民国作为“共和国家”的困境化为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共和”必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那么中国“民权”的发扬，则有赖于“国民之德知”。此文就是为了唤起青年对国家之自觉。值得注意的是，高之论“共和之精神”，再三致意卢梭的人民主权说：“General Will（他译为‘国民总意’—引者）为引导国政之先驰。”“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高反复说只有人民才能“发表国家意思”，说明他非常在意“共和”的根本精神而非表面形式。高还提到：“共和国家，毕竟平等。……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虑相剂相调，互底于相得相安之域，而无屈此申彼之弊，致国家意思为一党一派一流一系所垄断。” 这番话显然有所针对，是对当时政党政治现状的深刻批判。民初政局动荡不安，与在议会民主的表面形式下，公共意志的隐没不彰、人民的缺席正有密切关系。通过从根底上解释“共和”的含义来厘清误解，以召唤起对“共和国家”的拯救，这种从根本问题上正本清源、引发思考的论述方式，与前述陈独秀之论“文明”，是很有相似性的。
无论是要终结“古代文明”，创造特别的“近代文明”，还是在政党政治、议会民主的幻象之外，打造直接依托“全体人民”的“共和国家”，都牵涉对真正的“新”的欲求。这也是《青年杂志》的一个核心议题。紧接着高文的，是汪叔潜的《新旧问题》，可见陈独秀在编排上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新旧问题”看似比“文明”和“国家”更为抽象，汪叔潜解释说自己要讨论“新旧问题”，因为这是当时社会诸多问题的症结以及人们心中的普遍焦虑。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新旧混杂的时代，“新”往往被挪用为一种符号，各种“假托新义”的“旧”大肆上演。汪试图透过表象化的“新旧”话语，廓清“新”与“旧”的真实差异何在。他认为新旧之争的本质是是非之争，无法调和。建立在真信基础上的“维新”与“守旧”的价值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新旧混杂，依违其间，只能丧失国家元气。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维新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就在于“新旧”往往只是作为局部的标准，没有在“根本观念”上进行选择取舍。汪叔潜不是局限在具体的“一事一物之新旧”，相反，上升到抽象的同时也是普遍性的层面，让不同价值的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得以真实展开，这样才能不致为各种潮流所淹没，个人得以安身立命，而国家也得以确立立国基础。
《青年杂志》这三篇文章，在思想讨论风格上与晚清的诸多报刊乃至民初《甲寅》有所区别。同样都关心当下中国的命运，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青年杂志》更倾向于摆脱短期的功利主义思路，不纠缠于具体的政治事件和“一事一物”之是非。编者已经清醒认识到，眼光必须从狭义的“政治”功利和制度迷信中移开，以便导向一些更为根本的“地层”，以更大的气力去推动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论辩。编作者还在关心政治和议论政治，但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含义和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看来，政治首先是公共性的打造，是把政治空间开放给人民，推动人民的参与和介入，是在文明、国家、文化认同等问题上的思考、取舍和选择，努力培养一种把思想探索作为政治解决的根本的意识。可以这么认为，它确实开启了“五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但同时须意识到，这种“思想文化”逻辑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决定论。陈独秀他们并没有把文化和政治截然割裂（如现代性的合理化分化那样），相反，他们始终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转化、互动关系。这几篇文章通过对“文明”、“国家”及“新旧”等问题的阐述，一方面把政治问题转化为了思想、文化和伦理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和伦理讨论又不是空泛或者孤立的，而是最终指向一种能够终结治乱循环的“新政治”的建构。
正是出于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新青年》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乃至语言文字本身都作为具有“政治性”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或者说从它们与政治变革的内在关系上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此可以解释，诸如女性解放、家庭改造、儒学重评、白话文以及新文学等议题，虽然并不都是《新青年》首先提出来的，许多是承晚清思想潮流而来，但在《新青年》的语境中，它们被赋予了全新的问题性和历史感，彼此之间也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关系，从而与晚清的讨论区别开来。当《青年杂志》/《新青年》广泛引介大量关于女性问题的域外著作和学说[如一卷一号上陈独秀翻译了Max O’Rell所著《妇人观》，并在译文后附录了英文以供对照，一卷四号上孟明翻译了日本小酒井光次所著《女性与科学》，三卷五号上震瀛（即袁振英）翻译了美国高曼（Emma Goldman）女士的《结婚与恋爱》，四卷五号上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同时，鼓励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从二卷六号开始连续数期专门设立“女子问题”栏目）时，杂志显然已经将女性问题纳入到整体性结构中来对待，不再是简单地塑造女性楷模形象，而是试图寻求女子问题“根本之大解决”（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三卷三号）。谈论女子追求“有意识之平权”的背后，是对革命二字“惟政治与种族上可言，家庭与道德上则不可言”的状况的不满（吴曾兰：《女权平议》，《新青年》三卷四号）。这即是说，女性解放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中国改造的一部分，女性解放的讨论因之带有追求普遍平等的“政治性”的内涵。同样，《新青年》之提倡恋爱婚姻的自由，批判宗法制和父权制，也都是把家庭和社会关系重新政治化之后的一种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二卷六号），自由平等的个人关系才是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而他们谈论儒学和孔子时，也多是从儒学和孔子的意识形态功能上着眼。“打倒孔家店”与其说是要清理儒学本身的思想，毋宁说是要斩断君主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联系到孔教会、读经等组织和活动与复辟帝制之间的关联，那么《新青年》这种“政治化”的取向并非无的放矢。陈独秀即说：“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复辟与尊孔》，《新青年》三卷六号）
白话文的问题也是如此。晚清当然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推动白话文的尝试（从《圣经》汉译到传教士小说，从裘廷良的倡议、梁启超的“新文体”到一些翻译家的实践），但是当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提倡白话文写作、催生新文学时，他们是把文言文看作体制化的、缺乏内在生命的、为士大夫阶级垄断并且把广大人民拒斥于外的一种语言系统，套用鲁迅的词，文言文已经无法传达“心声”，也不能激荡起各自的“心声”（《破恶声论》）。这时，提倡白话文已经不仅是一种书写语言的选择，更担当着一种表达自我、推动主体的内在革命的功能。而最终，白话文是要为“共和”的国家提供文化支持，通过成为“国语”来凝定民族认同。换言之，提倡白话文这一行动，不仅是要通过“言”与“文”的合一推动“名”与“实”的合一，而且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内在要求。《新青年》对这种文化政治的把握，是白话文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一方面是淡化或者回避即时性的政论，另一方面是广泛地把语言、文学和社会议题纳入到政治结构中去“政治地”对待，这正是《新青年》最主要的创造性所在，也是它超越《新民丛报》、《民报》乃至《甲寅》等杂志的地方。我们看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论述，就很好地示范了这种“反政治的政治”的辩证法。虽然二卷五号上胡适文章用的还是“文学改良刍议”这样相对温和的标题，所列“八事”仅是一种商议性的看法，但到了陈独秀那里，他径直以“文学革命”为题，毫不忌讳“革命”这个词在民初已经色彩斑斓。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一反“吾人疾视革命”的态度，要“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这自然是他目睹民国蜕变的愤懑的政治情感的表露。但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单纯的“政治革命”本身容易遇到挫折的原因：“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新青年》二卷六号）这是陈独秀对晚清民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一种彻底反省，以现代化为方向的制度试验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黑暗状况。陈独秀继而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此种文学（指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引者），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陈独秀不仅把文学/文化上的内容和形式的变革，看作政治革命的前提，更终结了把一切寄托在各种政治制度的想象与实践之上的革命方式。可以说，他否定了（既有的）政治，但是这种否定本身恰恰同时召唤着政治的更新，一种通过文化革命和国民性改造来催生的政治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他暗示说当时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格外有必要追踪和把握“时代之精神”，因为这里预示了朝向未来的可能性。
《新青年》始终没有放弃政治关切，但它相对淡化现实政治，而在文明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用力，在当时是很有独特性的。以至于一九一八年陈独秀竟要为自己谈论政治而辩解：“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指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五卷一号）这反过来说明《新青年》开始的介入方式已经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确实存在一种“文化转向”，用汪晖的说法是：“‘文化转向’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政治的内涵、边界和议题，其潜在含义是对既往政治的拒绝。在这一文化运动中，政治对立和政治斗争直接地呈现为文化对立和文化斗争，换言之，政治的中心是文化、价值、伦理、道德及其呈现形式（语言、文体和艺术表现，等等）。”（《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一九一0年代的“思想战”》）《新青年》的议题设置和论述风格，深深打下了这样的“文化转向”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开创了“五四”的新范式。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新青年》的取态仍然值得借鉴。
作者：张春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