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科学看儒道差异
认知科学是一门研究心智和心智活动过程及其工作机制的跨学科的新兴科学。它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人类行为与大脑的关系。
近十多年来，科学家们对大脑神经元的研究突飞猛进，尤其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应用，让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当人受到外界刺激时的脑部活化区域。这使人们能够区分大脑不同区域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从而建立特定行为与大脑特定部位之间的关联，并由此了解人的思维模式对其行为的支配作用。经过多方面的实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肯定人的思维可以由两套分离的系统（它们处于大脑的不同部位）—热认知系统和冷认知系统来表征，人的行为当然也就受这两套系统的支配。这两套系统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它们是如何决定人的行为的？哪套行为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起主导作用？在特定环境下或对某类人而言，是否某套系统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
热认知和冷认知具有非常不同的特性：热认知系统来自原始的基因，是人类与许多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它主导的行为大多属于本能，因而自动、迅捷，基本上是下意识的。比如对于现代人来说，谁都知道过量摄取高糖、高脂食物对健康是有害的。但这类食物在生物进化的漫长岁月里，几乎一直是多多益善的好东西。所以多数人喜欢吃糖和肉可以说有其原始基因的基础—是热认知系统主导下的自然行为。压制欲望，当看见喜欢的食物时提醒自己不要吃太多，则要靠冷认知系统。相对于热认知系统，冷认知系统的反应要慢很多，“成本”也更高。这是因为冷认知系统的作用相应于对行为有意识的控制，这种控制要压倒热认知系统支配的自发的、根深蒂固的行为，当然需要消耗大脑更多的能量并花费较长的时间。尽管如此，冷认知系统却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因为它与包括语言、文化等等在内的有意识思维直接相关。有意识思维使人们能够理性地处理各种事物，规范个体的行为。个体行为的集合又决定群体的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运作，所以有意识思维决定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以至社会和整个自然界的相互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所要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恰好也是关于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大概就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其终极目标是希望达到“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也可以说就是要达到一种普遍和谐，这不仅要求“人”与“天”以及 “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包括个人身心的和谐。对于怎样才能达到普遍和谐，各家则有各家的说法。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角度来检视一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和道家的基本思想，也许有助于让我们看到两者间的本质差异。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礼”则是教化万民、规范个人行为以达到“天下归仁”的工具。儒家认为，人先天并不能遵从“道”，所以需要后天从“克己”做起，“克己”才能“复礼”。仁、义、礼、智、信都是有意识思维的产物。要做到这些，人就得不断地、反复地提醒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经过“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反复“训练”，使人们不用刻意地遵循就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换句话说，就是时时以有意识的思维来主导非意识的思维—这相当于用冷认知系统来控制热认知系统，并最终完全取代热认知系统，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从认知科学看，这是有可能的：有意识思维树立一个理想的目标，该目标进而传递给无意识的自我并转化成习惯，最终无需不断地监督也能自动实施。也就是说需要付出努力的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转换为潜意识的自觉的行为。
儒家希望将冷认知系统的控制发挥到极致，人人都遵从儒家的规范，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道家则恰恰相反，希望让热认知系统来主导一切，使人能生活在自然、无为的理想状态。
大部分动物吃饱了就不会继续去觅食，人却不同。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更重视“相对财富”，关注别人有什么我们没有的，而不是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的。在老子看来，这是“眼睛”的问题，而非“肚子”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人先天之本性（热认知）应该不包括那些非必需的“欲望”，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即解决了“肚子”问题）足矣。但人后天的发展（冷认知）却养成了各种各样的“欲望”（“眼睛”问题），使人看到许多非必需的好东西，从而想拥有更多、更好的东西—财富越多越好。老子针对人的欲望提出五戒：“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应该通过 “无为”来克服这些坏的欲望，尽量摒弃冷认知系统，回归自然本性。为了说明人处于无意识状态时的优越性，庄子举了一个例子：“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这相当于说“关闭”了冷认知系统，人反而能活得更安全、更好。《庄子》里还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处于无为状态的庖丁，所持的刀就像没有厚度一样，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切过牛的肌腱和骨头缝。这种无为状态就是通过尽可能削减有意识思维而完全进入由热认知控制的状态。
在老子和庄子的理想社会里，人充分地与自然相融合，无欲、无求，最终达到“无为”。人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彻底的“无为”应该是完全生活在热认知的支配之下，就像其他动物那样。老子肯定也意识到，在现实中，已经无法彻底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社会（用今天的表述就是纯粹以热认知来支配人的行为的社会）了。退而求其次，人们可以“绝圣弃智”以达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境界，就像《文子·符言》里说的“有智而无为与无智同功”。这里“智”涵盖的范围远不止智慧或者知识，而是与有意识思维相关联的所有东西。这大概可以说成是要求人们用冷认知系统最大限度地压制冷认知系统本身，使其尽可能不去干扰热认知系统，以便热认知可以自主地主宰人的行为。只有这样，人才有可能进入到无为的状态，从而实现一个在热认知系统支配下的自然、真实的自我；而不是在有意识思维控制下，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或特定群体中去扮演特定的角色。
道家推崇自然、无为，而人的冷认知系统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所以代表有意识思维的能力的“智” 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应该说也是自然的，那为什么需要被“弃”呢？荀子正是抓住了老、庄这一逻辑上可能不自洽的问题而断定“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像其他动物那样，只管吃、喝等简单需求。面对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仅仅靠热认知是远远不够的。现代认知科学发现，当人面对两难的抉择或无法靠直觉处理某问题时，热认知系统就会向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的冷认知系统发出求救信号以寻求解决的办法。这两套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儒家和道家的理论孰优孰劣，我无法妄加评论。但是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来看，它们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前者要把冷认知的功能强化到极致，后者则要把冷认知的影响削弱到最小。
儒家和道家实现各自目标的方法也大相径庭。道家追求无为，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处于无意识的、忘我的自然状态，因此应该努力做到不去刻意地努力。实验上已经证实，静心能降低大脑的冷认知系统对人的行为的有意识地干预，让热认知系统能流畅地运作，这使人更专注，从而提高反应速度、应变能力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敏感度。《庄子·达生》篇里梓庆在削木为之前先会做一系列精心的准备 ：“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这些都是为了静心，以便热认知系统能更流畅地运作。儒家倡导通过修身而加强自我控制，最终能够使冷认知系统认可的行为成为一种自然和自发的行为，而不是靠在外界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方法是通过反复研读经典、时时遵从礼仪、聆听高雅音乐等等来陶冶自己。现代心理学有关内隐记忆的研究显示，通过某个或某些权威人士的说教（包括研读权威人士的著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行为心理学则证实，如果让人们不断重复处于某种新的刺激（比如某类歌曲）环境之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就可能让人对其产生好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儒家的方法提供了现代科学的解释。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概念，也都可以在认知科学中找到对应的东西。比如 “性”和“心”。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也就是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玄学家何晏则说“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老子》里多处提到“朴”。明代释德清在《老子道德经解》中说：“‘朴’乃无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谓之‘朴’。”由此看来老子的“朴”与“性”应该也有相通之处。这些说法都意味着“性”是人天生就有的，也可以理解为是本能的一部分，因而与人的热认知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把“性”与热认知联系到一起，对于认识儒家内部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分歧也是有助益的。孟子和荀子各自强调的不过是热认知的两个不同方面—对同类的自然关怀和弱肉强食的原始本性。“心”与西方哲学中的“精神”（Mind）大约是等价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控制非理性的本能之类的那些属于热认知的行为。柏拉图把“精神”比喻为驾驭野马的车夫，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说的都是这种理性的、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的功能—这恰恰属于冷认知的一部分。
在现代社会，冷认知与热认知似乎经常处于悲剧性的冲突之中：生活在如今的“文明” 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尽管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人们却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和不满足，弗洛伊德称其为局促状态（Unbehagen）。这可能是过度用冷认知系统压制热认知系统导致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都是以理性为基石，发展出以认识自然为目的地的现代科学和以改造自然为目的地的现代技术，以及一整套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体系。其基本模式是通过灌输行为规范而加强理性思维，让人处于一种“警醒”的状态，被动地不去干（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敢干）不该干的事。中国传统文化则更注重人的自发性，通过改造思维模式，让人主动地不想干不该干的事。从这点上说，西方文化强调的是行为规范，是外在超越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思想自觉，是内在超越型的文化。也许可以说儒、道两家都是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发的境界，这种境界使人自身和谐，进而使人与人和谐，使人与社会和谐，也使人与自然界和谐。如果人人都达到这种境界，人类社会本身不但自动和谐，而且也自动地与自然界和谐。从这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来说，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值得下功夫认真研究。
作者：汤双
来源：《读书》2015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