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如何动起来？
在台湾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社区营造是最动人、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过程。与社区营造相关的出版物众多，但是主题多以环境改造、文史保育和社区认同为着眼点，杨弘任的《社区如何动起来》从社会改造的视角阐发其历史和文化意义，可谓独辟蹊径。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乏社会改造之理想与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乡村建设运动，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虽然话语表达和路径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改变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状况，追求更美好社会”的理念却薪火相传、从未泯灭。
社区营造是这一理想的延续，也是社会运动理念的延续和升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十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运动高潮的来临，政治制度和政策法规的改革已近乎饱和。恰在此时，社会运动的局限性日益显露。从现象上来看，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政治改革的完成而得以根本性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旧的问题也改头换面顽强存在。以民主选举为例，虽然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然而，贿选和买票文化盛行，民主的精神被不断腐蚀，民主变得有形无实。从问题的本质来看，社会运动可以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可以良性运行。疾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无法改变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惯习。
因此，社会改造的深入需要在社会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本书作序的李丁赞认为：“如果我们想对整个社会进行更根本的改造，我们一定要有更基进的做法。这里所谓更‘基进’，是指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社运是一种展演，不是生活，而真正文化的创新，是必须在生活中慢慢积累才有可能达到的。”
于是，一种主张回归基层、扎根社区的社区营造运动应运而生。自从一九九四年“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和政策以来，这项民间与政府合作并进的社区协力政策逐渐扩展到全台湾。
为了展示社区营造的历史过程，杨弘任以民族志的手法，细致刻画一个农业乡镇社区营造的过程。他将这个以黑珍珠（莲雾的一个品种，热带水果）培育和种植为特色的乡镇称为黑珍珠之乡。虽然民主改革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完成，但在黑珍珠之乡，地方派系依然是公共生活的主宰者。
黑珍珠之乡的派系形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主要有新派和旧派两个派别。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和权力主体的下移，派系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增强。只不过争夺权力（如乡村长和农会主任等职位）的路径转变为在选举过程中拉票和买票。不同派系的社会成员阵垒分明，投票给谁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派系属性。这不仅造成了地方社会的分裂，而且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成功当选后的地方领导人，无不把可以掌握的社会资源向本派系倾斜，与贿选相伴的工程舞弊和贪污腐败层出不穷。
虽然民主改革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但是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却走形变样。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公共性”的想象也与派系和派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所谓公共性或政治生活指的就是参与派系和派系竞争；另一方面，“政治”的意味无形中包含了某种道德上的瑕疵，使人不愿意接近。
社区营造的目标即在于改变这种旧的“公共性想象”，真正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目标的实质是，将民主的理念和规则在民众的意识和实践中确立起来。它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替代的公共性想象从何而来？理念传播和引导的社会行动主体是什么？社会行动者如何才能确保地方社会接受并持续实践新理念？
从黑珍珠之乡的案例中，杨弘任对这三个问题分别给予了回答。
前两个问题比较简单。长达十多年的社会运动将台湾社会搅动得天翻地覆，而在社会运动中获得合法性的民主政治、文史保育、环境保护、社区重建等理念成为开启新“公共性”想象的思想来源。虽然这些理念未能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但在公共舆论中却占据主导地位，获得了充分的论述。另外，社会运动培养了一大批社会行动者。随着社会运动高潮的落幕，这些社会行动者带着改造社会的理念从街头走入了社区，成为传播和引导新理念的行动者。杨弘任将这些社会行动者建立的社会组织称为“公共行动社团”，包括“民主促进会”、“东港溪保育协会”、“文史工作室”等。
难点在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而深入地动员民众参与，就谈不上新理念的传播和实践。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社会行动者的难题。八十多年前，梁漱溟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难点之一。对于乡村建设，“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368—369页）
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呢？杨弘任为此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即“文化转译”。他从黑珍珠之乡的社区营造中，观察并提炼出这一概念，意在刻画公共行动社团（精英）与地方乡民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杨弘任认为，乡民社会难以被动员的原因在于两类行动者—精英（公共行动社团）和普通民众，在知识形式、关注兴趣、行动倾向和公共性想象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精英掌控着知识权力，其知识形式抽象而远离日常生活，以“理论、论述、计划”为主要特色，并且习惯以概念、数据等语言形式进行表达；民众是知识权力关系的弱者，但是并非无知识，其知识以“经验、身体实作（practice）、默会知识”的形式为主，而且不善于表达。精英通过理论、理念或理想本身对知识进行评价；民众不关心“大道理”，只从生活实践出发评价知识的效能。精英的知识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民众的知识“铭刻在身体之中”；精英的理念可以通过思维活动习得，而民众意识通过身体实践习得。
在社区营造中，精英以“论述优先”，注重于从理念出发制订周密的计划和宏大蓝图，而民众则“实作优先”，“先做着看”，“边做边调整”。精英有一套关于“民主、生态、文史”等领域的理念，而民众从传统出发以动机或道德来区分公与私。
虽然差异明显，但是通过文化转译的过程，两类知识可以实现互通交融。文化转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民众的知识和意识不以思维的抽象运动而建立，而是通过身体的具体实践而习得。二是精英作为主导者努力寻找与民众意识和行动互通交融的转译界面。
如果精英找到了这种转译界面，那么民众的参与动员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在普遍而深入地参与之下，与民众意识共通的精英理念经由民众的身体实践而逐步内化，成为新惯习和新文化。
寻找转译界面需要精英弯下身腰，以更加谦卑的态度对待地方传统社会，寻找其运行的脉络和逻辑，以民众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在那些转译界面中与民众一起实践，通过持续性的交互影响实现互相理解和认同。
公共行动社团找到的第一个转译界面是“扫街、净滩、净溪”行动。
在地方社会的认知中，扫街是一种“为公”的社会行动。从一九八八年起，退休老人阿万即开始了扫街的个人行动，从自己家门口逐渐扩展到邻近几条街道，持续了十几年时间。虽然阿万最初遭遇了各种轻忽言语的考验：“是吃饱太闲吗？”“乡公所出多少钱雇你的？”“要做给人家称赞的吗？”但是坚持下去之后，这种行为得到认可，更多的乡民加入进来。
在乡民的意识中，扫街不是为了个人或派系利益，而是为了一般的公众利益，是不同于派系政治的公共性表达。不过，这种认知是道德意义上的，难以拓展到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在乡民社会的历史上，为公的善行常常是自发而短暂的。
不过，公共行动社团在这里找到了可以与乡民社会意识共通的平台，因为扫街同样可以被视为基于公共性的社会行动。在阿万的提议下，公共行动社团将“扫街”作为自己的第一次活动，并逐渐扩展到净滩、净溪。在几次活动之后，因为理念的认同，地方传统组织（慈济功德会）成员被吸引而加入进来。
在扫街这个转译界面，公共行动社团呼应了传统的社区善行，但只是呼应，而非自身理念的在地化。而且，这只是公共行动社团与地方传统组织之间的合作，大多数乡民并没有参与进来，社区还没有真正动起来。
一九九九年，文史工作室承接了林边溪土堤的改造工程，从而开启了第二个转译界面。在此之前，东港溪保育协会曾在邻近社区推动过“河堤改造和认养”计划。他们的方法是聘请专家制定改造方案，通过说明会向民众象征性地征求意见，将几个社区领袖的加入说成是参与式改造。其结果是，理念仍然飘在空中，未能扎根于土地，工程也停留在计划和草图的层面。
文史工作室为了确保乡民的参与，拒绝了规划专家的专业设计，而是把改造计划开放给社区内各行业的师傅来参与，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在地审美自行设计和施工，并且允许他们犯错，在不断试错和修正之后完成整个计划。在公共行动社团看来，“环境改造的目的不只是带来美观的景致，更要紧的是能够带动义工的参与实作以激发认同”。
在这里，公共行动社团已然意识到，既然社区居民具有“实作优先”的行动倾向，那么他们必须尊重这一点，才能“以自己的语言说出对方的兴趣”。如果按照知识分子“论述优先”的方式来推动，先由专家协助制订规划蓝图，再由民众提出修改意见，达成一致后开始施工，那么民众的参与就难以保障，工程极易演变为专家和专业施工队伍的独舞，与民众几乎无关了。
在河堤改造过程中，公共行动社团仍然坚持“生态保育”的理念，但是通过开放参与，将师傅们充分调动起来，以深度参与和技术实践而内化。理念转化成了可操作的技术，公共行动社团和地方社会之间也产生了真正的内在联结。
在师傅们的技术展演之后，其他乡民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在河堤自力改造和认养项目结束之后，基于对公共行动社团“为公而行”理念的认可，有民众将私有领地贡献出来进行整治改造，作为公共景观和休闲空间。
由于专家规划和知识权威被摒弃，师傅们在技术展演中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自信心越来越强，并在意见分歧与妥协、试错和修正的过程中体验到民主的真谛。与此同时，公共行动社团的动机也面临着地方派系和普通乡民的审查，“到底这是特定政治人物与其支持者，为了个人目的所演出的新把戏？还是真的有所不同呢？”
为了改变乡民基于动机和道德的公共性想象，公共行动社团通过“不戴政治图腾进入社造场域”、“将最好的堤段让给其他组织”、“主动认养位置最偏僻的堤段”等方法，将功劳主动分享出去，以实际行动示范了“为公而行”的理念，为在地居民展示了不一样的公共性想象。
随着新的转译平台的出现，公共行动社团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不断深入，“为公”的公共性想象在民众的意识中不断强化。虽然不能说产生了完全的替代，但是可以想象，随着文化转译的不断推进，完全不同于地方派系主导的公共性想象必然成为现实，新的公共生活也将逐渐建立起来。
杨弘任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社区营造中的文化特质，他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却以非凡解读令人对社区营造的意义留下深刻印象。
黑珍珠之乡的社区营造，如同一个缩影，映射了台湾社会变迁的过程，同时也预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未来轨迹。在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庞大国度，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求变革？或者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民主是不是可行的？是不是“要威权不要民主”、“一旦放开就会大乱”？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这些问题的解答依赖于经验或实践。从某种意义上，台湾的社会变迁，包括社会运动和社区营造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案例。就实际效果而言，台湾的社会运动和民主改革难言成功。台湾案例的意义恰恰在于失败以及承认失败之后文化意义上的检讨和修正。
社会运动可以迅速而彻底地更新政治制度，但在面对文化的深层次变革时却收效甚微。从视野层次来看，社会运动是宏大的，而社区营造是中观的。秦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和式微的小共同体共存，中国的现代化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载《社会学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五期，12—21页）。社区是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小共同体，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性建设和实践，无疑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与社会运动相比，社区营造的效果要慢很多。但是慢有慢的好处，贵在深入。三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变迁历程说明，民主不止是政治理念，而且是日常生活。精英易于接受民主的理念，但是民主不是精英独舞，精英走一百步也与世界无关，精英带领民众一起走一步，才是真正的进步。当社会运动失效时，社区改造的意义就突显出来了。
近年来，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在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也有学者和社会行动者尝试将其在大陆试点推行。但是，这些经验的学习和移植容易将焦点偏注于具体内容，从而迷失了社区营造的意义。在社区营造的五个面向中，建筑更新、人居环境改善、文史保育和经济发展等只是社区营造的主题，是实现社会改造的中间机制。若是本末倒置，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改造，则得不偿失。
杨弘任的研究要更深入，尤其是提出了文化转译的概念，既指出了精英与民众（抑或抽象理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也指出了交会融合的可能，这就为精英扎根社区推动社会变革的可行性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带着理想的知识分子只要能扎根社区，尊重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传统，找到文化转译的界面，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行动的细节，带领民众在身体实践中不断学习，通过“示范”、“同行”，就能将抽象的理念扎根在民众的心中，新的文化就能一起创造出来。
〔《社区如何动起来：黑珍珠之乡的派系、在地师傅与社区总体营造》（增订版），杨弘任著，台北群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作者：窦学伟
来源：《读书》2015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