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学疏》与激进化的忧患
王国维一九一七年完成的《殷周制度论》虽有经世之意，然仍是学术著作，所阐发者虽寓治理想，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的源头考证。可一九二三年底的《论政学疏》表明，王国维思想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这一论疏是得罗振玉之力才被保留下来的，保留的是稿件，故在文集中为《论政学疏稿》）。
《论政学疏》是一九二三年底王国维给溥仪的上疏。王国维在这篇疏奏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分析政治局势和历史大势，提出了为治之本在于周孔之道，二是劝说溥仪多学习，以“游艺 ”遣日并涵养圣德颐养圣躬，三是就当时报纸上说要赶溥仪出宫的传言进行驳斥，尽安抚之意，并劝溥仪不要出国，当端居禁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很重要，因为这两点是理解王国维之死的表里关系的关键文字。
第一点的核心就是：“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一点至少可以表明两个方面：一是王国维以学术而及于此，二是王国维的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恰在于其学术及于此。王国维以《殷周制度论》及于对 “道出于一 ”的内在认可，在给罗振玉的信（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中说明了大意，即周改殷制出于尊尊、亲亲、尊贤之统， “周世的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 ”。这即 “道出于一 ”的来源，“一之道 ”即周道，又称周孔之道（孔子说过 “吾从周 ”，即从周道）为中国之治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的核心。在周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妇等一切伦常皆有等序，王国维不仅在学术上以古史考辨再次证明了周道，而且用行动践行了君臣之义。尽管王国维并没有多少做官的梦想，但因现实机缘而与溥仪有了君臣之分，因而就理所当然地恪尽忠臣之义。上疏本身就是这一忠意的体现，在历数西方诸国政道的弊端后，力陈当下的形势虽然是 “道出于二 ”，且“中国政治学术几全为新学所统一 ”，但西方国家因战争已显示出了其 “道”有根本的弊端，故而求长治久安之道仍要返本即求之周孔之道，并以此劝说溥仪端出这一治本，以正天下。
第三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日报纸的传言在数月后即被冯玉祥将军实现（这说明王国维断言无人敢犯禁更多是对溥仪的安慰，同时也带有幻想成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王国维侍从溥仪搬出紫禁城，回到摄政王府，其后不久迁入日本使馆。王国维在遭遇这次 “主辱 ”之时，下了决心以身殉之，践行 “主辱臣死 ”的忠义道德，因相约投河之人爽约而未立践，据潘夫人和戴家祥先生等人的回忆，王国维返家后终日忧患，多次欲自杀，赖家人严密监护而得免（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可见王国维在劝说溥仪端居禁中与侍从离宫之时都在践行忠臣之义，忠臣之义本于王国维从学术而内化的道德。
《论政学疏》因为是一篇给溥仪看的奏章，所以立意以积极为主，具有以立意统事实的形式。如果脱离形式来看，事实可能显露的恰恰是相反的局面。如果对照辛亥之后特别是从张勋复辟失败后数年间，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书信内容（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书信中往往表达的是真实想法），就能清楚地看到，王国维实际上对世事局势持悲观的看法，在政治现实与学术日常之间充满着忧患。
首先，王国维对民国初期思想越变越新，越变越激进表示担忧，特别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反复陈说 “继起者标榜新帜，恐较前人更为可畏 ”，“生民之祸不知何底 ”，“思想愈新亦愈危险 ”，这正是对奏疏中所说 “殆辛亥之变，而中国政治学术几全为新学所统一 ”的担忧;其次，王国维对俄罗斯的激进党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担心，其担忧之深可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给罗振玉的书信内容为例：“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浸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同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并谓变鲁至道，此为第一者。”这段文字表明王国维是以文化的存灭来看待俄罗斯过激党的危险的，并提出了剿灭的假想建议，认为这是保存文化（变鲁至道）的首要大事。
显然思想上王国维清楚地洞见了道德文化与政治现实形成了多么严峻的紧张关系。这落实到个人身上，思想与现实的张力可能会被撕裂。
政治现实来得太快了。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王国维逐渐走出了 “主辱臣死 ”的阴影，出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逐渐淡出并远离政治。与此同时，俄罗斯过激党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列宁主义在一九二四年正式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基础，经过列宁式的政党改组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进行了国民革命，挥师北伐。
王国维的绝望并不止于对抵抗受辱的 “力不足以副其志 ”，因为王国维夙以 “学术补救人心陷溺 ”为志（一九二0年一月十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殷周制度论》的经世之意正显示了王国维在世变日乱中所坚守的是什么，《论政学疏》同样表明了这一点并更为清晰，这就是在 “道出于二 ”的时代以学术守 “周孔之道 ”，这对王国维而言就是传统文化的生命。
“道出于二 ”带来了极大的危险，这就是西学新说中俄罗斯之过激党的新说与政治行为带来的是可能的文化灭绝，王国维以天才卓识在列宁主义刚成功之时就深刻认识到了它的危险，然而也因此自书谶语 “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 ”，在说这话几年后的一九二七年，过激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王国维对此必有深刻的思想崩裂感。如果说无力御辱的绝望是痛彻心扉的，王国维在这一时刻的 “力不足以副其志 ”之绝望当是痛彻骨髓的。
作者：李晶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