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药并非只用来造烟花
中国人使用火药比西方人“早几百年”，而西方人只花了一百多年就造出比中国厉害得多的火炮，是中国人特别热爱和平，还是西方人“开挂”了？
70多年前，鲁迅曾发表过一句感慨：“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此后至今，每当人们讨论“国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类的话题，这句话都会反复出现，仿佛从东西方火药应用的差异入手，即可参透各文明发展不均等的天机。
然而，火药、枪炮与爆竹的历史不是像鲁迅唏嘘的那么简单。西方人的火药应用并不晚于东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国人也绝非一味热爱和平。
鲁迅错了
一般认为，火药发明于隋末唐初的东亚。也有些当代人出于民族自豪感，将早至东晋时期的炼丹家葛洪封为火药的发明者。鲁迅的感叹和许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国拥有火药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国人怎么没早造出枪炮弹药来？
事实上，与鲁迅的想象相反，古书上记载的炼丹术中的“火药”，与后世打仗开矿的火药不全是一回事。
实际上，在1161年的宋金采石战争中，才出现了史上第一种用于爆炸的火药“霹雳炮”。这是一种掺有石灰的纸炮，其功能并非伤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挥散的石灰烟雾迷住敌兵的眼睛，使对方无法发挥战斗力。显然，这种火药武器并非现代军火的同类，而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斗殴伎俩。
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火药，是在1221年的战场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作为最早的铁制外壳炸弹，金人的“铁火炮”威力巨大，能够将不幸中弹的宋兵头部炸掉一半。有了这种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药，我们日常所说的枪支弹药才有可能出现。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东方的军火发展也不落后于西方。比如说，中国人造出管状火器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后人会从陈规火枪算起。最早能“射出弹丸”的火器也出现在中国，即1259年南宋军队制造的“突火枪”，它“以巨竹为筒”，可发射“子窠”——应该是颗粒装的散弹。不过，这种竹制“突火枪”没有批量生产，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战记录。
此后，元朝出现的第一批真正的类枪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时期的“铁瓶炮”要靠谱一些，发明时间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不同口径铜火铳的区分：小口径的以手持发射散弹，大口径的装在架子上发射单发石弹。
西方甩开中国
不过，再过不到一百年，西方火炮就把中国同类远抛在身后了。
“铁火炮”在宋金战争中亮相后，其革命意义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传遍欧亚大陆。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御基督徒军队进攻时使用了一种会爆炸的铁球，是为炸弹在西欧最早的使用记录。相比之下，南宋制造使用“铁火炮”的记录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现。中国人在开发枪炮炸弹方面，与西方人几乎是齐头并进，没占到什么先机。
随后，重达十多吨的巨炮——臼炮——的诞生，一举扭转了东西方军械的实力对比。
从尺寸上，这种气势惊人的新武器口径往往超过50厘米，动辄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弹射出一公里，气势惊人。中国人从未造出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过“上百斤”。《武备志》里的“天字号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还不如臼炮的炮弹重。
不过，西方人之所以能造出臼炮，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火器技术上占据了优势。真正导致东西方军火发展差异的，还是各自军火实际应用上的差别。
与西方不同，中国不存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人造堡垒，夯土城墙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砖。而且，东亚战争的参与人数虽远多于西方，单兵装备却落后甚远——在装甲方面，只有御林军级别的军人才配有锁子甲。无论是在元末内战还是在明蒙战争中，大家都不会感受到研发先进军械、勇攀科技树的必要性，把太多资源投入到这个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直到14世纪，土耳其还对火器毫无建树，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1453年时他们就能搬出巨炮，轰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土耳其巨炮的发射过程极为复杂，搬运也需要几十匹马加200多人，但其发射的600磅石弹，还是能在连续两个月的炮轰下，将伟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坚固城防击垮。
到16世纪时，西方军事科技突飞猛进。铸铁技术已能够铸造一体成形的炮筒，发射火炮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射击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药技术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适的弹药，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压，枪炮装填变得容易。
近代弹道学也逐渐成形，1537年，塔尔塔利亚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击理论著作，把枪炮从原来的巫术领域拉到了计算与实验的世界。
文人们忙着吹牛
在不同的军事环境下，东西方的“爆炸性火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渐走进科学之后，中国却还在以玄学为基础探讨军火。不但本国火药研究拘泥于旧理论，就连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西法神机》，在解析火药配方时都要用上阴阳五行。
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一般文人都没有准确描述军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极尽夸张之能事。《金史》介绍早期炸弹“震天雷”，说它的爆炸声“闻者百里”;《武备志》记载手铳“单飞神火箭”，只用三钱火药就能伤敌于三百步之外，敌军人马中弹后被直接射穿，一次还能贯穿好几个。
当然，文人笔下火力强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经前线将领使用就会暴露无遗。比如手持火銃“神枪”，邱浚称其能射出百步之远，敌人听到枪响就已经被射中了;到了面临实战考验的戚继光手里，便发现其射出的箭矢歪来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几近废品。对于碗口炮，《武编》认为它声势很大，射击角度调一点点，射程就变了一大截;戚继光却说它“腹小口大”，火药装填量小，炮弹又太重，发射无力，派不上大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对火器吹过牛的不止中国人。1622年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与中国人合作编着的《火攻掣要》中声称，小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夸大了两倍都不止。作为接受过欧洲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汤若望显然也在他的中国生涯中习得了卓绝的放卫星技术。
明朝士子忙着吹牛的同时，西方火器开始进入东方，并在明朝后期战争中叱咤风云。弗郎机炮、噜密炮、日本鸟铳、红夷大炮等等西方色彩浓厚的名字，给东方战场上的人们带来空前的震撼。
而再过两个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就将带着各自的军火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以其惨烈的战果，引发鲁迅和无数中国文人的爆竹之叹。
（胡建中荐自《新城乡》）
责编：明方
作者：赵新宇
来源：《今日文摘》2017年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