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人为何去留学？
1896年开始，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留学风潮，出国留学被当时的年轻人看做“走出一沟绝望死水”的唯一希望。
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叫容闳，他是个穷孩子，无力读书，所以到教会学校受教育，1847年，容闳与同校两三个孩子一起，自愿跟回国的教师去美国。
这便是中国近代留学潮拉开序幕时的情况：留学的人不但少，而且身份低微。有点经济能力的家长，如果不是教徒，根本不会让孩子接受教会教育，更遑论到外邦留学了。同一时间，在中国政府开设的同文馆，教外文，也不易招到好出身的学生。
但从1896年开始，却突然爆发成潮，而且越来越大，十年之后，光在日本已经有8000个中国留学生，不少还是自费的。留日潮之后，是留美潮、留法潮、留苏潮。20世纪上半期变成留学大热的时代。从1896年到1950年代初，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去留学。
中华积弱，效法西洋
标志大潮兴起的1896年，是中国败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第二年。此前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三次败于英、法；这是第四次战败，而且败于新兴的日本，中国知识分子为之震动。这一震动，摇落了洋务运动已为中國找到富强出路的幻想。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把眼光和希望移到外国，寻找强国之策，留学于是变成全国的行为。两年之后，派学生到日本成为国家政策，地方大员也相继派人去日本学陆军。鼓吹留日的大臣张之洞主政湖北，设立两湖书院，用心培养学生，1900年曾经让他们全体官费留日。当时书院的学生都是有初级功名又经进修的人，离湖北去日本时，由候补道率领，著名幕客辜鸿铭随行；到上海，又有上海政府官员设宴招待。
这固然是重文轻武的风气，却可以见到张之洞对教育、对留学的寄望之殷。
不过，中央或地方派遣的留学生人数有限，大抵只是开启风气。让留学成为大潮的，是民间心态的转变。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开始有年轻人认为国家要改变方针，个人亦应另有打算，他们有些选择自费留日，因为“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尤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学堂为优待留学生，可不经考试入学”。
人同此心，于是以公费、私费留学日本顿成风气。20世纪伊始，去海外留学发展出规模，产生量变的意义。
留学潮延续几十年。留学生源源不绝，先是南方沿海省市如上海、江浙、广东的青年，稍后是内陆省份如安徽、四川、湖南等家境较好的官绅家庭青年。到1910年代，留学风经过长期发展，加上社会名流鼓吹，因此青年不论家境，不论地域，都向往留学之梦。于是一批接一批青年人，一层推一层而深入村镇，深入内陆，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因为政治原因，在中国大陆告一段落。随着大批人移居台湾，留学热亦转到台湾。
没有出路，才往外跑
国是日非，战乱频仍，教育不兴。局促的环境，困扰着好几代青年学生。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好不容易1911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却换来更大的失望。
革命后不久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广州的青年回到学堂，却发现“学校情况大非昔比，好点的教授多不去上课。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民国的政府虽说实行共和制，却被军阀把持。军阀为了扩大地盘，不断向外国借钱打仗，教育经费都挪去作军事开支。这种乱局又扰攘了几近20年。
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也问题百出。
20世纪，中国兴起一股新式教育办学潮，学校和师生人数大增，由世纪初不足7000个新学堂学生，大幅增加到民国元年近300万。
但是新式学校暴增，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适龄青年的需要，何况还有大批超龄青年有待接受新式教育。据估计，1906年全国学龄儿童有5000万，要设50万家容100人的小学才足够。而办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经费长期不足，到1930年代仍没有解决。
除了数量，这些新学堂的水平是更深刻的问题。
1911年，文学家张资平考入广东一间地方官费学校。校长是留日学生，教师也多出自留日的速成班，又或是日本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两三年的留学生，只是把日文著作译过来，叫学生做笔记。
四川的新学堂比较多，但1914年作为哥哥的郭沫若却主张弟弟“毕业后，可急行东渡，考上官费，便是好算盘；国内无此便宜，而学科不良，校风确劣无论矣”。
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认为，中国中等教育之坏，窒碍了科学常识的普及。办学数十年，竟然没有一间好的中学，没有一本自出心裁的中文科学教本或参考书。中学以上的科学教科书都用西书，因为欠缺读科学而国文根底深厚的人译定科学名词。中学科学教员的学问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留学生则不屑问中等教育的事。
新式教育不完善，水平不佳，追求新学没有出路，促使很多年轻人向海外寄托前途。民国建立近十年，青年学生蜂拥到法国勤工俭学，有学生曾言：“因为国内黑暗，没有出路，才往外跑。……我们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慌不择路’，就像溺在水里的人，见根稻草也抓一把，不管它顶不顶用”。
“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1850年代，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得到学士学位，回乡见到母亲，说美国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的秀才。他贫穷的母亲天真地问，凭这学位能得多少钱。在中国科名还很值钱的时候，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容闳只自比为秀才。
五十年后，清朝求才若渴，对留学生也另眼相看。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出身之途，同时又请日本博士来教新科进士法律、政治、外国史地知识，以留日学生做助教及翻译。同一年起，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有些非出名门大学的留学生应考而合格，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
不过半个世纪，留学生已经身价百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也备受尊崇。
1912年，考上日本官费的广东学生，感到“世态炎凉这真理真是千古不灭，自考上日本留学，一般朋友都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由悲观改变为乐观了”。
如果初期还只是认为留学生是人才，加以敬重或者羡慕，到民国初年，这种羡慕已经化成行动，进入学子的意识。一个英语没懂几句的湖南学生填师范教育入学申请时，所有三项志愿都填英语，目的是学会一种外语去考留学考试。
1930年代，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大学生都把留学作为理想，连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已经找到好工作的人，潜意识里也崇拜留学。
一个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已在全国著名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明知道会有不错的前途，还是坐不住。“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可是有重大关系。叶圣陶、沈雁冰（茅盾）、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当年都同我一样当编辑。张其昀、向达，也一样当馆外编辑。”但他已成为留学迷，三考清华官费留学，两次为备取，同时又考清华研究院，投在四大导师门下。第三次他考到留英庚款，出国的时候已是三十许人。
另一个家贫的清华大学生大学毕业，找到山东唯一一所高级中学的教席，工资优渥。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好不容易有个清华的交换计划，但是钱少，只够勉强支付自己的食宿，而亲老子幼没有人照顾。没料到，全家对他的留学都很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
科举废了，留学成了最高准则。这种“科举”思想，也像往日一样，不知不觉由长辈向小辈灌输。一位1950年代从中国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讲到他童年在北京的印象：“小时在天井纳凉，听祖母讲牛郎织女故事时，就听说有留学这个名词，那时的观念，所谓留学生大概就是状元的变名。祖母如果要问一下，你以后干什么呢？我一定立时可以答出：留学。”
（沈青荐自《看天下》）
责编：小侧
作者：张清仪
来源：《今日文摘》201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