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你，马铃薯是如何传到欧洲的，也许你会认为很是哥伦布带来的，然而这并不是事实。
虽然哥伦布和其他冒险家在与美洲接触的早期，确实运送了很多食物回欧洲，不过马铃薯却不在其中。这是因为马铃薯长在南美洲西边，从山上往下到智利低地都有它们的踪影，但西班牙人是在一五三○年代，哥伦布第一次跨大西洋冒险的四十多年后，才抵达安地斯高山。关于马铃薯的首次书面报告，是来自一五三六年的西班牙探险家，他们发现马铃薯栽种在哥伦比亚的马德莲娜河谷（Magdalena Valley）。
更复杂的是，马铃薯最初抵达欧洲时并没有历史纪录。不论当时是谁接收这些马铃薯，他们可能认为马铃薯不值得纪录，或者有纪录，但他们令人兴奋的记述却因为某种原因而遗失。另有语言学上的复杂性：甘薯（Ipomoea batatas）在西班牙文中是“batata”，而驯化马铃薯则是“patata”。不过，西班牙文最初提到马铃薯的出版纪录是一五五二年，之后就有马铃薯在加那利群岛的纪录。欧洲第一次提到马铃薯是进口物种而非作物的纪录是在一五六七年，显示它们是以船运从大加那利岛（Gran Canaria）送到安特卫普（Antwerp）。
马铃薯在欧洲第一次被提及的六年后，西班牙出现确实的种植证据。一五七三年，塞维利亚（Seville）加尔默罗会医院（Carmelite Hospital de la Sangre）记述，马铃薯在该年最后一季被带进西班牙。这表示马铃薯是当地种植的季节性蔬菜，也指出马铃薯在秋天种植，因为秋天是日照短的季节，所以很适合安地斯山品种。与加勒比海的玉米很像，来自美洲热带的马铃薯在南部地中海欧洲比较容易生存。
马铃薯一旦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就快速散播到意大利，由加尔默罗会化缘修士引进。接着又一次和玉米很像，这种异国蔬菜开始散布到欧洲的植物园，出现在十六世纪晚期书写的草本学。瑞士植物学家博安（Gaspard Bauhin）给马铃薯拉丁学名：“Solanum tuberosum”，意思是“长在土里的肿块”。英国植物学家杰勒德（就是认为玉米的品种之一来自土耳其的那一位），对于马铃薯的起源同样混淆，他很肯定马铃薯来自维吉尼亚，因此将之命名为“Battatavirginiana”，他说：雷利爵士将马铃薯从殖民地带回英格兰。另一个传说是，德瑞克爵士（Francis Drake）将马铃薯从维吉尼亚运回英格兰，同样缺乏事实根据。
表面上是透过菁英，实则牵涉天主教教会网络引进并在欧洲散布，马铃薯受到意大利农民欢迎。他们在十七世纪初，就是吃马铃薯配芜菁和红萝卜，也会以马铃薯喂猪。同时，马铃薯往东散播，在同一世纪抵达中国。随着西班牙帝国向北扩张，将马铃薯引进北美洲西海岸。马铃薯跟着英国商人和移民横跨大西洋，又一次从欧洲回到美洲。到了一六八五年，佩恩（William Penn）报告马铃薯在宾州长得很好。
不过，马铃薯很晚才从欧洲向北方散播，会这么晚散播的理由是一些根深柢固且古怪的迷信。或许是因为马铃薯块茎形状古怪丑陋，看起来就像畸形的四肢，因此马铃薯和痳疯被联想在一起。《圣经》没有提到马铃薯，也是迷信的来源之一。马铃薯和颠茄相似，也造成惊骇，但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担忧。马铃薯一旦转绿就开始发芽，内含的茄碱浓度具有毒性，所以会将马铃薯存储在黑暗中，避免人们吃了中毒。对马铃薯的担忧还包括，可能造成胃胀气和增强淫欲。另外，许多国家对吃马铃薯抱有反感，因为一开始那是当作动物饲料的作物。一七七○年，一艘载满马铃薯的船只抵达那不勒斯要救济饥馑的居民，却遭到拒绝。
禁忌与迷信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理由造成欧洲北部人民不大喜欢马铃薯。从单纯的功能性观点而言，欧洲人要将马铃薯引入从罗马时代就开始实行的三年轮作系统有点困难。要在农民共享的大片田地中，部分种植马铃薯实在是很不易。
阻碍马铃薯扩张的文化藩篱很艰钜，最后是透过宗教与政治的力量促成马铃薯从南欧往北和往东扩散。十七世纪晚期，胡格诺（Huguenot）教徒和其他新教徒团体被逐出法国，不论他们去到哪里，都带着各种领域的专业，从制造银器、妇产科到马铃薯种植都有。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七年战争的余波让马铃薯展现另一个好处：潜伏在地下。这种作物不像谷类，能在焚烧践踏过的田野中存活下来。
法国随军药师帕门蒂埃（Antoine-Augustin Parmentier）遭普鲁士俘虏时，在牢中就是被喂食马铃薯。面对这种对待，他没有排斥（毕竟他只知道马铃薯是家畜饲料），反而对他在狱中饮食的营养价值感到印象深刻。一七六三年他回到法国，成为大声疾呼推广马铃薯的人。他举行以马铃薯为食材的晚餐宴请权贵人士，还献上马铃薯花束给路易十四（Louis XIV）和玛莉安东尼（Marie Antoinette）。经过连续的歉收、革命和饥荒，最终确保这种卑微块茎在法国烹饪中的角色。现在，许多法国菜都以帕门蒂埃命名，纪念他的先驱精神，法国料理都以某种形式用到马铃薯，他在巴黎的坟墓四周也植满马铃薯。
法国有帕门蒂埃，其他地区则有像德国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等大人物推动，让马铃薯走出修道院和植物园，进入欧洲北部的平原。马铃薯开始取代芜菁和芜菁甘蓝等传统的食物，也成为有风险的谷物的替代品。
即使仍然会闹饥荒，但有了马铃薯作为候备食物，饥荒的频率自然就降低。马铃薯和玉米支撑欧洲从一七五○到一八五○年惊人的人口增长，几乎增长一倍，从一千四百万变成两千七百万人。马铃薯过去是印加帝国的燃料，现在则提供欧洲中部和北部国家巨大的经济推力，提供能量给越来越多的人口，巩固都市化与工业化的基础。工业革命以蒸气推动的机器被喂以煤炭，其劳动力则由便宜、可靠又大量的马铃薯来推动。欧洲政治强权的平衡开始转变，从比较温暖、阳光的南部国家，转到比较冷、天气比较阴暗的北部城邦。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超级强权兴起，背后的因素多且复杂，但马铃薯就扮演重要角色。二十世纪的危机，也有马铃薯的影子，是军队重要的粮食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配给，就包括古老的安地斯山居民的智慧：脱水马铃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