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2 月，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实现了“乳腺癌早期体外检测的里程碑”，由此登上了全球各大医学类媒体的版面。
“我们团队的研究者开发的血液检测，是一种利用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来实现无创、快速检测乳腺癌的崭新的、革命性的方法，并且在今年很可能走向市场。”当时，该大学妇科医院院长 Christof Sohn 教授如此表示。
2 月 27 日，Christof Sohn 和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HeiScreen 新一代乳腺癌辅助诊断和筛查技术组”组长 Sarah Schott 教授来到北京，在新开源集团开了一次专家交流会，主题就是“推进新型乳腺癌检测技术在中国市场的落地”。
3 月 1 日，Christof Sohn 一行又来到武汉，参加新开源-HeiScreen 中德联合乳腺癌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该中心号称将全力以赴，尽快将 Heiscreen 乳腺癌检测项目在中国实现。
然而，3 月中下旬形势急转直下。医院撤回并为这次公关活动道歉。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医院在 2 月份的声明遭到业内人士强烈批判，因为这一研究中缺乏证明血液检测工作确实有效的临床研究的证据和公开结果，也缺少在健康志愿者中发现多少假阳性测试结果的信息。最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重要成果并未通过期刊论文的形式进行发布。
于是，有德国媒体嗅到这件事情的不寻常，《明镜周刊》女记者 Veronika Hackenbroch 开始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直到 3 月 29 日，《明镜周刊》刊出文章，掀开了医院这一“乳腺癌早期血液检测里程碑”研究中的关键一环——侵占中国学者成果。
这篇名为《德国轰动世界血液检测乳腺癌》（Weltsensation aus Deutschland Bluttest erkennt Brustkrebs）的文章，揭示了中国科学家杨蓉西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期间，其“滴血测癌”项目从诞生到夭折的全过程，失败原因指向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下称“专利管理公司”）。在这之后，此事也被国内媒体所报道。如今，杨蓉西已经回国，在南京医科大学任教。
图丨“明镜"报道截图（来源：中国科学报）
该事件自 3 月底曝光以来，《莱茵内卡日报》等德国媒体称其中不止侵占中国学者的成果，还涉及跨国内幕交易。当地政府专门调查此案，事件于近日迎来最新进展：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务主管（副院长级别）兼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负责人 Markus Jones 被开除，而海德堡大学也解除了与专利管理公司的合约，专利管理权回到海德堡大学校长 Bernhard Eitel 手上。但校长 Bernhard Eitel 并未在相关通知中给出具体理由。DeepTech 联系校长方面，目前暂未收到答复。
一直以来，华人学者在海外被指窃取、抄袭他人技术成果的消息屡见报端，然而这一次，在整个事件的发展中，我们不仅罕有地看到中国学者原创成果被国外科研人员抱团占为己有，更看到研究机构、学者、中国资本、学校高层等悉数登场。而官、学、商三方角色的到场，本有机会合力加速一项颇具前景的新兴技术的落地。
此前” bad blood “Theranos 公司的液体活检神话破灭，给硅谷当头一棒，这次德国的”滴血验癌“事件，却给有志于创新创业的中国青年科学家上了一课。
如果说 Theranos 死于一场自始至终都是” 0 “的骗局，那么后者，新的技术已经迈过从 0 到 1 的阶段，却在 1 到 100 的路上，死于技术以外的种种复杂人为原因和模糊地带，不免让人唏嘘。
图丨杨蓉西和 MammaScreen 项目组成员（来源：entermedia.de）
新生：一个当地知名的明星项目
”这个课题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德国当地的明星项目“。在接受 DeepTech 采访时，杨蓉西如此表示。
据其回忆，她在 2006 年到德国深造，师从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 Barbara Burwinkel。到了 2008 年，母亲查出乳腺癌的变故，让杨蓉西开始了这项名为”新一代乳腺癌早期体外分子筛查技术“的研究。
这项技术旨在通过血液、尿液和唾液中的生物标志物来检测乳腺癌，并有望取代譬如乳房 X 射线检查或者核磁共振等传统的方法。
其理论基础是，一旦一个健康细胞转变为癌细胞，其遗传物质就会发生转变，进而产生一些特殊的生物标志物。这些生物标志物附着在肿瘤细胞的表面，当肿瘤细胞进行某些特定的运动时，这些标志物就会从表面分离，进入血流然后在血浆中被检测到。
图丨杨蓉西作为研究负责人的声明（来源：海德堡大学）
最初，作为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杨蓉西和她的同事一直在寻找可能起作用的生物标志物。期间，随着一系列新进展的取得，这项技术愈发显现出商业化价值，团队也决定申请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设立的高科技创业扶持基金，并得到其最高额创业基金 86.6 万欧元的资助。这也是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设立的高科技创业扶持基金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学者。
杨蓉西透露，当时由她主导，团队一共申请了 3 次高科技创业扶持基金，直到 2015 年的最后一次申请才获批。
拿到这项创业基金后，杨蓉西也成为该校医学院唯一的华人独立课题组组长。她也与罗氏诊断市场部门前全球副总裁哈米德·艾明格博士（Dr. Hamid Emminger）共同创立了 MammaScreen 项目组，继续新一代技术的商业转化。
”我们当时开发出了标志物，验证其达到预期灵敏度和特异性，尤其是 95% 以上的特异性以后，就开始申请创业基金。第一次申请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个基金的本质是创业基金，并不是科研基金，而我们是按照科研基金的经验去申请的。当时，政府这边的反馈需要把研究做完才能申请，所以，我们又花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完成基础研究。第二次申请失败，则是因为团队不够强等一些特殊原因的考虑，所以我们第三次才拿到许可“，她说。
(来源：Sovereign / ISM / OKAPIA）
也正是在第三次申请的时候，杨蓉西对这项技术的商业化有了初步想法，尤其是在流程的标准化上，为科研目的设计的很多步骤有可能在临床上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与临床试验配套，按照专门的规定去完善，例如说考虑到供应商管理方面的问题，研究最开始用的酶是否需要更换等非常细节的问题。在流程标准化之后，团队就需要开发出初步的产品，进而注册并进行临床实验，通过实验数据申请德国 CE 认证。
按照杨蓉西的设想，团队 2017 年开始按标准化开发产品，2018 年年底产品基本成型，2019 年年底临床实验，然后等待审批，审批认证在各个国家都需要 1 到 2 年的时间，其中还不包括建造合规范的厂房等过程。
不难看出，在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的过程中，新一代乳腺癌早期体外分子筛查技术处在一个相当初步的阶段，团队后期还要面对种种技术挑战。
没想到的是，到了 2016 年 6 月，中国企业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上杨蓉西，寻求投资这一技术，希望负责这项技术在中国的落地。这成为后续事件走向另一个结局的转折点。
资料显示，博爱新开源主要业务之一，就包括以基因测序为主要技术平台的肿瘤早期筛查、分子诊断、个体化精准医疗等医疗技术服务工作。
挣扎：专利机构屡次变卦，合作谈判告吹
最初新开源联系杨蓉西时，双方相处比较融洽。
但是当杨蓉西、新开源和专利管理公司（海德堡大学 90% 控股）三方一起，开始正式确认更多投资细节时，事情发生了变化。
由于杨蓉西发明该专利时仍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雇员，根据德国职务发明法，其取得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专利许可和授权属于学术机构，个人只拥有分红权。
图丨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务主管（副院长级别）兼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负责人 Markus Jones（来源：pr）
在 MammaScreen 项目之前，杨蓉西也曾多次和专利管理公司打过交道，因学校雇员申请的所有专利都要通过他们，MammaScreen 项目是她与专利管理公司合作最深的一次。MammaScreen 项目需要通过专利管理公司的同意，才能获得该项专利的使用许可。但在整个三方沟通的过程中，专利管理公司意外成为最大的阻力。
据杨蓉西描述，2016 年 8 月新开源就已经决定投资。8 月到 11 月期间，三方的交流进展顺利，新开源在 8 月份签了意向协议。然而，到了 11 月，杨蓉西团队和新开源完全确认了投资意向时，专利管理公司开始出现了态度上的大转变。
”当海德堡专利管理公司知道投资明确以后，后面就非常难谈了“，杨蓉西说。
2016 年的 11 月之后，三方的利益分配成为屡次沟通的最大矛盾点。新开源给出的投资金额是 500 万欧元，这也是专利管理公司迄今所有科技项目收到的最高投资金额，此前的项目没有超过 100 万欧元的。
11 月，专利管理公司要求拿到新公司 10% 以上的股权，在这之后一直到 2017 年 3 月份，尽管三方屡次沟通谈判（几乎 1~2 周就会一起开会，整个谈判都有律师介入），期间这一数字又被抬高为 20% 甚至 30%。
在 2017 年 2 月，事情一度迎来转机，专利管理公司下调了期望要求。但在 3 月 9 日，专利管理公司突然又变卦，整个项目至此已经彻底谈不下去了，专利管理公司根本不愿让步。
其实，参与整个谈判的还不止上面提到的三方。由于德国当地政府早期资助了项目组，他们也希望看到这个项目能够开花结果，因此也曾加入到促使三方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包括德国联邦经济部负责该项目的主管、海德堡当地一些基金会，都曾进入试图协调，但都没能阻止 3 月的谈判告吹。
死亡：初始团队几乎全员变更，新开源和专利管理公司继续合作
3 月 9 日谈判破裂以后，杨蓉西便不清楚新开源与专利管理公司有无接触。对她来说，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谈判破裂不久（3 月底），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给她发了撤销其在该项目管理岗位的邮件，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该邮件由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务主管（副院长级别）兼专利管理公司负责人 Markus Jones 托海德堡医学院妇科医院院长 Christof Sohn 之名发出，原本属于杨蓉西的职位由 Sarah Schott 接替。Sarah Schott 则是 Christof Sohn 的学生，且在接管 MammaScreen 项目后被迅速提拔为教授。
图丨 Sarah Schott 和 Christof Sohn（来源：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两人接管项目组之后，MammaScreen 项目所有成员都离开了项目组，有几位成员甚至直接离开了医学院。
正如当地曾资助过项目组的基金会、政府创新项目主管部门无法阻止三方走向破裂一样，当地工会在帮助杨蓉西追问意外被撤职一事上也没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几乎确认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杨蓉西联系了律师，与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签订了和平离职合同后，在 2017 年 7 月回国。
回国之后，她在媒体报道上得知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和新开源仍然达成了合作。”他们后来成立了公司，这个事情我得知以后很意外，因为当原先的技术团队核心人员全部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做的工作能有什么结果，新开源居然会去投资“，杨蓉西说。
但杨蓉西并未与他人谈及她在德国的这段经历。她认为，这件事情过于复杂，公开谈论反而不利于重新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幸运的是，这些都没有阻止她继续科研，杨蓉西开始在南京医科大学任教，并重新寻找新的癌症早期检测分子标志物。
”我知道这项技术的价值。做了这么多年，我明白它的潜力，所以我对此充满信心，当然不会放弃“，她说。
重生：在国内继续寻找新的分子标志物
据介绍，在国内资源和资金充充裕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分子标志物的研发速度比之前在德国快很多。”一旦到了开发新的分子标志物这一环节，如果说德国要花五年，那么国内一年左右就可以做完，只要资金和资源能够到位。当时在德国时仍处于摸索阶段，现在我们对于开发新的技术有了更多经验积累，速度会快很多。未来进展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还有样品资源“，她说。
此前她在德国团队中做的研究涉及两类分子标志物（每一类下面还有具体的分级），现在，她在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项目聚焦于一类分子标志物，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肿瘤诊断初步数据，有一些数据的表现甚至优于在德国的研究，相关的一些流程也已经开始标准化。杨蓉西为推广这一技术所创建的公司，现已获得包括联想之星、薄荷创投在内的机构投资。
在中国，杨蓉西已经翻开了新的职业篇章。归国之后，她感受到，国内的这种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的氛围，跟德国相比更加顺畅，政府层面很鼓励做科技转化，而且近年来国内的资本方也特别愿意支持新的技术，但德国的资本更保守。另外，中国也有不少优秀人才有强烈的创业意愿，但德国的优秀人才更趋向于保守，不愿意创业。具体在生物医疗上，德国的医疗资源比较封闭，要开展临床实验非常难，但中国这方面要开放很多，这就给新技术的孕育和落地带来很大的机会。
而在德国，海德堡医学院的麻烦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随着德国一系列媒体的曝光，海德堡医学院内部可能还涉及经济犯罪，当地检查机关也已经介入此事。大概一个月前，海德堡医学院院长还和杨蓉西发邮件透露此事，但因为司法已经介入，之后海德堡医学院方面也未再与其联系。
（来源：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现在，回忆起这段两年前在德国遭遇的匪夷所思的经历，杨蓉西认为自己终于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句号。而她的经验，对于中国广大科研人员，尤其是希望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相当重要的一课就是一开始在技术知识产权方面就要有清晰的准备。
”这是我在德国最大的教训。因为在德国的时候较大程度用到了学校的资源，还有需要科研经费，最终成果属于职务发明，以至于最后我们成立公司，很大程度依赖于学校的谈判，学校那边谈判不成功，整个项目就没办法推进，甚至一点希望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的公司从成立伊始就跟学校是独立的，包括我们公司所有的经费、场地、人员、设备全都是自己承担的“，杨蓉西说。
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创新动力来自于高校，不管是德国、中国，还是美国，国家每年都投入以亿为单位的科研费用，最后还需要技术能够转化出来，真正服务于社会。但如果好的技术就是为了政绩业绩或个人私利，把技术的价格抬得很高，可能就会导致新的技术没有办法去转化，资本机构不敢和学校合作，同时也是对国家资源的一个极大浪费。
高校负责知识产权转化的部门因为自身私利耽误了知识创新，是目前为止这场”滴血验癌“闹剧的最本质的问题所在，也是最让人遗憾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