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回国时，读到《文汇报》2009 年5月9日刊登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专家杨东平的文章《奥数热、择校热是不治之症吗？》。该文批评了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一句口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十年过去了，这句违背教育基本规律的口号依然响彻云霄，成为数不胜数的教师、家长教育孩子的座右铭。这句绝非科学论断的教育口号对中国目前负担过重的初等教育现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母校南京大学读书时观看本系学生运动会女子800米赛时的一幕：起跑线上，铃声一响，一位女同学像离弦之箭，一马当先，向终点直奔而去，想拿第一的心情显而易见。且慢，不幸地（也是必然地），她越跑越慢，冲线时反而成了倒数第一。我当时就替她惋惜：倘若她科学地竞赛，凭其突出的身体素质，稳步开始，保持后劲，也许真的能拿第一呢。
90年代初我有次回国，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实话实说》刚开播时的一期节目，话题就是“早期教育”。我记得节目中的嘉宾、数学家杨乐也用了长跑的例子，形象地告诫大家，起跑线上的冲刺是得不偿失的，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的。可是，他的科学建议却未能在现场观众中引起共鸣。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都认为杨乐自己已功成名就，就不顾别人家子女的“死活”了。看到这里，我想到儿童时代熟悉的一个句型：撼山易，撼根深蒂固的观念难！
本世纪以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念已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人民的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君不见，奥数、音乐考级、强化班、辅导班等等五花八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家长疲于奔命，孩子苦不堪言。再加上成堆的课外作业，真把他们柔弱的还未发育完好的身体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如杨东平教授引述的一位网友所言：“孩子们的苦难远远超过奥数的难题——他们没有自由、没有空间、没有自我、没有尊重、没有爱。”这位母亲仰天长叹：“大学里那么多教育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为孩子们说一句话？”
十年前，大学教授杨东平终于站起来了。他一声怒吼：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十年来，我不知道有多少教育专家像他一样在呐喊，但是十年后的社会现状是：超前学习、课外辅导愈演愈烈，说不定部分“教育专家”昧着良心为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私立教育培训机构制造超前教育理论、挥舞“赢在起跑线”大旗呢！
我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中国读到硕士学位，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后留美教书至今。我想通过中美两国教育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流传甚广的名言是违反科学，误人子弟的。
我念初级小学时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接受的是再正常不过的快乐教育。之后直到高中毕业，基本上都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因课余时间充沛，打乒乓、拉二胡、像猴子一样玩单杠，兴趣广泛，什么书都翻。14岁高中毕业，在家中烧饭三个月，旺盛的求知欲也被火苗熊熊点燃，一口气无师自通地读完1960年至1963年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化学全部十八本教科书，又在一个初中教了一个月的立体几何。连续在三个工厂工作近五年后，我凭着那三个月的数学基本功，成为恢复高考后南京大学数学系77级大学生。我的同窗们和我一样，没听说受过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训练，个个身心健康，头脑清楚，志向远大。大学四年，我们早晨跑步锻炼，上午受业课堂，下午自习做题，晚上埋头苦干，周末有时爬山。我们目标始终如一，兴趣与时间赛跑，深得读书之乐趣。
我们这一代学生，在少年求学初期没有被强迫争第一，没有被抛进题海，在人生教育的起跑线上从容散步，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童年乐趣应有尽有，岂不快哉快哉？实际上，我上大学才开始从字母ABC起学英文，在起跑线上已然“输光了”，可是我和同学一样，进步神速，大三、大四还修了三学期的德文。为什么学习能如此高效，功课能全面发展？只因少年时代在父母“任其自然”的宽松环境中，书没读呆。多年后，我在中学母校高三教室门口，亲眼目睹铺天盖地的高考复习资料无情地挡住了窗外明媚的阳光，一双双呆滞的眼睛在暗无天日的书海里发出幽灵般求救的绿光……我多么庆幸自己曾是我们那个时代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在交谈中，校长对国家领导人刚刚提倡的“教育减负”大不以为然，我十分悲哀地意识到，正是这些教育工作者——或更好听一点，“灵魂工程师”们——推波助澜地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奇谈怪论开拓着市场。
我的女儿丁易之只在中国念过小学一年级，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初中时，有一次她随我回国（我根本不担心她会因此而误了美国的功课；我们的目的之一是让她在国内多练习母语）。我在北京学术访问，她在扬州爷爷奶奶处住了一段时间，因十分困惑于找不到同龄孩子玩，有感而发，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一文《我在美国读初中》。行文中，她叹息道：
这次回国满一个月时，我才与比我大一岁的江都表姐见面。由于功课多，她无法抽身和我相见。也上初二的她，连周末都不休息。早上5点起床做作业，晚上11点才睡觉。太辛苦了！就拿我扬州的堂弟来说，才二年级就很少有娱乐的时间。前几天我去南京外婆家，另一个上初二的表姐也很难有空和我玩。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初中生活：
在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初中生早上8点15分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每天回家后，我做完作业还有充分时间学学中文语文、数学教科书、看小说和弹钢琴。像一般的美国学生那样，多数的时间还可以玩。
最后，她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每个学生都被逼着好好念书。在美国，个人的前途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是相当人性化的。人人都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老年人的坟墓”失之偏颇，“青年人的战场”大致如此，“儿童的乐园”则基本正确。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这个国家注重爱的教育、快乐的教育。它教孩子们基本的知识、做人的道理。它尊重个人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它从不鼓励超前教育、死记硬背，更不提倡“起点论英雄”。小学到初中，在轻松愉快中读书，反而学到了许许多多实用的知识。学生们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健康的心理与健康的体魄相得益彰。到了四年高中，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基本上为满足自己的爱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他们的未来。他们开始紧张忙碌起来，但忙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学这个通才教育的大本营在向他们招手呢。我女儿上高中前有大量的时间培养兴趣和爱好，包括阅读中文作品，尤其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让她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高中后，她除必修课外，选修了许多既有用又感兴趣的课程，包括约有四十个学分放到高中选修的十门大学课程，如初等微积分。她轻而易举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进了大学，刻苦求学四年后又以双学士学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另一所好大学的研究生。
事实是，在“兴趣大于一切”的教育理念下，美国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对自己定位清楚，对人生目标明确，基本上成为不同层次的社会有用之才。如果他（她）特别热爱某门学科，在那个领域成为杰出人才的几率很大，机会只垂青于那些既有好奇心，又不肯放弃的年轻人。美国本土培养的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实在是太多了，这完全得益于其科学的教育手段。它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就像是它所制定的健康食品金字塔结构，任其自然，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用武之地。用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来描绘美国的教育体制颇为贴切。我们的报纸曾经每年报道中国队又在国际奥数竞赛中拿了团体冠军，但这些金牌选手没有多少人像我的大学同学——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学过“奥数”、从未参加过数学竞赛）——那样将终生献给数学。而在美国，会参加奥数竞赛的人大多数都成了知名的数学教授。
毋庸质疑，天下没有哪一对父母不希望子女成材，不希望子女拥有幸福的未来。问题是，怎样才能成材，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中国父母常告诫子女“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孩子在不堪重负之下丧失学习的动力，他们依然苦口婆心地再送上一句古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们的最初用意也许是好的，但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难免事与愿违。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好的动机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在高压下痛苦地学习，反而有可能没学会怎样读书，长大后倘若感到“一事无成”时却怨恨父母、埋怨教师，就像旧中国包办婚姻的夫妻那样，一辈子怨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拔苗不能助长，循序才能渐进。“一口饭吃不成胖子”的道理妇孺皆知，对绝大多数学生，“欲速则不达”这一古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应让它多享受一点阳光下的“光合作用”，而不该在客观效应上摧残之。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有一个童年，岂有失去之理？不需要什么“起点争英雄”，孩子们有了健康快乐的少年时代，有了充分的时间培养探索未知世界不可抑止的好奇心，大脑的潜能才能被卓有成效地挖掘，才会有动力、有激情、有抱负地投入到大学的怀抱，既有了幸福的童年，又有了灿烂的未来，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憧憬！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条之所以难以打破，还在于当今社会分配不公的教育资源和民众心中深深扎根的“名校情结”。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教育资源获取的多寡，于是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进“重点中学”，高考目标更容易指向“双一流名校”。涌上这条“独木桥”，考分是唯一的指挥棒。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被赶着在起跑线上狂奔，刚刚启蒙就被“奥数”蒙得团团转。力图“赢在起跑线上”，其结果是让绝大部分孩子丧失自信心，心灵在攀比中扭曲，心理在挤压下失衡。
而家长的“名校情结”为何挥之不去？恐怕是人们普遍不放心普通高校的教育质量。这在目前的中国或许是有些道理的。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把科研看成至高无上的神圣责职，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发表论文，这点和美国大不一样。美国大约有4500所高校，但大概只有300所左右冠以“国家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ies）称号，它们学科齐全，强调教授的研究，其余的高校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或无需研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人口最多的加州，有9个校区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是研究型大学，但加州州立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系统有30多个校区，都是属于教学型的，对教授研究水准的要求一般不会像加州大学那么高。另外，美国还有数不清的学院，比如两百多所人文学院和一千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教师门基本上不被要求从事研究，但心思要好好放在教书育人上。
其实，中美两国的大部分教师都不想做研究，可能也没有能力做高级的研究——但美国教育界承认这个事实，知道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于是就让新出炉的博士们各尽所能，各按兴趣，分流到教学和研究比重不一的高校去。但无论在何种高校，教好书都是获得长期聘用的必要条件。有人做过统计，美国所有高校的数学教授一辈子平均只发表一到两篇文章。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奏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最强音！原因之一就是，真正做研究的只是为数不多但货真价实的学者，集中在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在中国，许多一般程度的大学花大钱让教授写论文，而且越平庸的学校报出的单篇价格越贵。于是，教授们都像奶牛挤奶那样去挤论文了，尽管大多数所谓的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发表的价值。在这种体制下的学校，教师不可能好好教书，学术水准又稀疏平常，提高不了所服务大学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以，父母更想把子女送进“名牌大学”去念书了。
在美国，“高考状元”也许会拒绝“哈佛耶鲁”，而选择家乡名不见经传的人文学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日后成为伟大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企业家。这是因为，许多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型学院，教学质量却非同小可，教授常常给好学的学生“开小灶”，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比那些高大上的“研究重镇”更为优质。有个华人学生在州里最好的公立高中毕业前夕，本州最好的人文学院的一位拓扑学教授（博士毕业于宾州大学）在面试他时说：如果你愿意多学，我们今后可以把你送到欧洲最好的大学去修课。这就是为何在美国，去哈佛读本科不见得比进家乡的某个私立学院更有前途。和丘成桐同时拿到菲尔兹奖的William Thurston进的本科是佛罗里达州的New College of Florida，那里的老师教学水平高超。因成绩突出，毕业后Thurston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博士，很快一举成名。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并不早慧，“起跑线上”也许跌跌撞撞，进了大学也未脱颖而出。美国第一个本土出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大学本科并非在名校度过，而只是在Oberlin College，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获得奖学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彼时，哥大还没成为美国物理学的研究重镇。我们的各类大学应该把重点放在“教书育人”，少浪费时间做低等、重复、挤文章、骗外行的无聊研究，少聘用分身无术、无实质贡献的“名人”来装潢门面，让自己的教师老老实实地教学，重金奖励教学名师。各地大学的教学质量提升之后，考生的第一选择分布就会更加均匀，“名校情结”也会像日出后的晨雾那样慢慢消去，进入美国教育体系那样的良性循环。总之，如果不能逐步改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赖以生存的施教环境，我们的培养手段就还是愚昧落后的，我们的孩子就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按我在中美两国的体验，小学、初中真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高中阶段可以用功一点，进了大学再刻苦一些，如果选择读博士学位，那就必须全力以赴，献身科学研究。这种“递增函数”式的学习方式比目前“大学前递增、大学后递减” 的开口向下抛物线函数不知要好多少。我们在保持重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应多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人人平等思想，牢记孔夫子“有教无类”之教诲，逐步减少“重点学校”的比例，让每个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的校长和教师应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珍爱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勿把成绩看得比天还高，勿把排名看得比地还大。我们要挡住到处兜售“辅导复习书”的唯利是图之辈，不让他们大赚天下父母的血汗钱来养肥自己。我们的家长不要急于将孩子放学后送到这个那个“辅导班”，而要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我们的学校应该少一点小题大做地鼓励“向高考冲刺”——岂不知，高考中的前几名绝大多数将“输在终点线上”，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发展中，最终很可能被大浪淘沙，成了平庸之辈。这也说明“好学生”并不等于“好人才”。其实，真正的“金子”放在哪里总是发光的，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的结果、成绩的名次；他们在乎的是沿着自己的兴趣所开辟的大道勇往直前，像海绵一样不停止吸收新的知识。
昨晚我刚读完已故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的书信集，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他对教育的真知灼见。当他的几本大众读物出版后，以及他的科学演讲上了电视后，许多人向他求教关于教育的问题。在一封1986年7月3日的来信中，一位16岁男孩的父亲说儿子不大做他认为太简单的家庭作业，因而成绩单不够漂亮，但“他宁愿去做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事，而这些事远超出班上同学的能力，没有人会做。” 在同月21日长长的回信中，费曼告诉这位和他一样关心儿子成长的父亲，诺贝尔奖得主Donald Arthur Glaser念小学三年级时，老师把他父母叫到学校来，建议他们把孩子转到启智班。老师觉得Glaser好像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但他父母不为所动。“到了四年级学到长除法的时候，Glaser开始崭露头角，表现出罕见的才华。我记得Glaser告诉我，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总是问大家一些笨问题，他根本懒得回答。但是他发现长除法有点难度，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而且过程还相当引人入胜，因此开始注意听讲。”然后费曼写道：
所以你不必太担心。但是也别让他偏离正途太远而完全失控，像Glaser幼年那样。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1977年江苏省高考统考数学单科正题附加题“双满分”的魏木生告诉过我，他是一直到了1963年读高一时数学才开始突飞猛进的。很快他成了省常州中学的全校数学第一名，以至于1964年华罗庚教授来访时，让他做了几道题后，给他留下了“是颗数学苗子”的批语。所以，“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担心“输在起跑线上”。
至于那位父亲代儿子问的“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费曼回答道：
我采取的方法和你儿子所采取的完全一样，也就是非常努力地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另外设法保持别的科目不要得零分，只要能低空掠过就行了。
“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这不仅是费曼一辈子所身体力行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年轻学子的座右铭，这比“不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励志口号的理想大了一百倍！
让我们记住西方的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不应追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应鼓励“不让孩子输在终点线上”！
撰文 | 丁玖
2019年6月16日
完稿于美国哈蒂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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