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故意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时，我们就在使用暴力，造成的伤害可以十分微小也可能相当严重。人们在描述自己针对爱情伴侣所使用的心理和身体攻击，诸如“我侮辱和咒骂过伴侣”，“我对伴侣使用过刀子”和“我打过伴侣耳光”，暴力使用的范围很广，悲观的是，各种亲密关系的暴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普遍，但更可悲的是，我们总是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却爱上那个伤害了我们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爱情里也有这样一种病毒性流感，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她们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尽管存在虐待，但她们也许并不认为离开对她们更有好处。离开的决定很复杂，有些暴力伴侣在部分时间内，双方显得甜蜜而有可爱，间歇的暴力可能只是个体对亲密关系抱怨的偶尔宣泄而已，离开的代价也很高，个体在亲密关系的的任何投入都将化为乌有，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他们对亲密关系的经济依赖和心理忠诚并不太高，但害怕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力，这一点可能是亲密关系的恐吓受害者也不敢离去，如果她们试图离开丈夫，一些具有攻击性好控制欲的丈夫可能对他们的妻子报以极端的愤怒反应，这类报复和威胁提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援助和保护那些试图逃离施虐伴侣的人们。有些人不离开暴力伴侣是因为他们不想离开，具有高忧虑被弃的女性容易被占有和控制欲强的男性所吸引，男性的侵犯式的嫉妒和监视使焦虑的伴侣感到安心，她们仍然关心自己这种依恋类型的女性在过去遭遇的心理虐待越多，就越偏爱施虐的男性，并且，这样的男性也偏爱焦虑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能容忍他们的虐点，于是，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控制并支配着恭顺的伴侣。
有时候，在亲密关系中我们过高估计爱情的伟大的时候，在我们以为舍弃自己就能成全他人的时候，不妨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作成长过程的一次华丽冒险——在我们并不知道爱上这个人究竟会付出多少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总是让你伤心，你却依然不愿意离开，只能说明你还可以承受。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于施虐的现象都无法容忍。如果这类女性开始更加珍视自己，他们可能认识到伴侣对待她们残酷、不公的行为是无法接受，也许离开是唯一的选择。
文/壹点灵心理咨询师 于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