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自公元前3500年以来，地球上已经发生了将近14500场战争，大约35亿人的生命被战争终结。20世纪上半叶，电视机还不普及，以报纸和杂志为载体的摄影图片是人们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一批摄影师走上战场，充当了历史与人性的双重见证者，为后人留下大量宝贵的经典图像。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地域冲突、小規模战争仍未间断，“战地记者”这个字眼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相机和胶卷虽然不能制止硝烟，却能让这些意志的记录永存于世。“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是战地记者永恒的格言。
最早的战地摄影
早期的达盖尔摄影法曝光时间较长且操作笨拙，根本不可能用来记录战争，后来火棉胶湿版出现，使战地摄影成为可能。摄影师们似乎也意识到，记录战争和冲突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这样的作品不仅是信息传达，更深刻反映了战争和冲突给人类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
由于物流和后勤跟不上，同时纪实摄影要求画面要非常清晰，当时摄影师们集中关注的是和战争有关的活动，而不是前线真枪实弹的交火。
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是一家精英摄影俱乐部的创始人，他受英国政府委托，在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跟随英军4个月，拍摄下大量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照片。1855年3月，在阿尔伯特亲王和一家出版社的资助下，芬顿携带了5台相机、700多块玻璃底板，乘坐一架改装成暗房的马拉厢式货车，抵达巴拉卡拉瓦港。拍摄中，他要面对一系列的困难，包括酷热的天气、常常被虫子和灰尘损毁的玻璃底板、经常被士兵们围住要求拍照等。最终，他成功地带着360张完整的照片回到了英国。
以现代的摄影审美来看，芬顿的这些作品，尤其是肖像作品，稍显呆板做作，因为火棉胶湿板的曝光时间是3-20秒，无法截取瞬间画面。他还拍摄了凄凉的战场和港口，传达战争的毁灭性，给人带来的痛苦，以及士兵对家乡的思念。
Tips：
大银幕上的战地摄影师
《战火下》（Under Fire），1983年
20世纪70、80年代，中美洲爆发大规模战乱，有很多所谓的战地记者，其实只是坐在大酒店里依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来发新闻，根本无法发掘到真相，而驻尼加拉瓜的新闻摄影记者Russell Price却主动涉入革命阵营的活动，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事件。
《罗伯特·卡帕：战地摄影记者的传奇一生》（Robert Capa： In Love and War），2003年
电影讲述了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传奇故事。卡帕参与过5场主要战争的报道：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一次印支战争。1938年，他曾作为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记者，拍摄台儿庄战役。
《战地摄影师》（Shooting War），2000年
由汤姆·汉克斯担任旁白，讲述“二战”期间奔忙于各战区进行拍摄的战地摄影师的故事，其中有很多非常罕见的从未公开过的镜头，比如史蒂芬·安布罗斯（美剧《兄弟连》的原著作者）讲述诺曼第登陆中最重要的战斗发生的地点等。
《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2001年
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忠实记录了国际著名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世界各地炮火前沿的，用视角独特、构图精美的珍贵影像，讲述战火纷飞中触目惊心的伤痛。
《枪声俱乐部》（The Bang Bang Club），2010年
根据两位主角的回忆录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一位图片编辑与她的四位战地摄影师组成的枪声俱乐部，深入南非，用相机记录、揭示秘密和罪恶。
新闻摄影的普罗米修斯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1918—1978）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新闻摄影大师，他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塔，14岁就开始用母亲的相机拍照。史密斯18岁那年，堪萨斯州大旱，他父亲的粮食生意破产，在一家医院的停车场开枪自杀，史密斯受到极大打击，他从大学退学，去纽约谋生，在《新闻周刊》做摄影助理，因为他固执地只用120小型相机而不是大画幅相机拍摄，不久就被解雇。1939年，21岁的史密斯得到了所有年青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工作——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但他常常因为如何选择图片而和编辑争吵，还对版面安排提出反对意见，同时毫不隐瞒他对编辑委派的一些任务的轻蔑，认为他们的思想太浅薄。两年后，因为感觉工作沉闷、限制过多，史密斯不顾大家的忠告而辞职。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德宣战，史密斯开始后悔离开《生活》杂志——他虽然憎恨战争，却极想前往战场拍摄，如果没有辞职，他毫无疑问将有机会去海外采访。他一度想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摄影队，但未被录取。
1942年夏天，史密斯终于找到一份工作，成为一个出版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特派记者。他发回的第一批照片令人惊叹，这也使得《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再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回去工作，史密斯拒绝了三次，最后还是被说服。1944年5月，他作为《生活》杂志的记者前往太平洋战区，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最有力的战争照片。
1945年5月22日，史密斯在冲绳报道第13次战斗行动中被弹片击中左臂和背部，多处受伤，被送到位于高姆的海军医院抢救，之后被送回美国，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康复。
《走向天堂花园》是尤金·史密斯康复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两个小孩挽手从幽暗的林间小路走向光明，显然是象征着未来和希望，也象征着“二战”结束人们走出战争的阴霾去迎接新的生活。不过，史密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并未因此而减弱， 1947年开始，史密斯先后拍摄了《乡村医生》《助产士》（1951）《施韦泽大夫》（1954）《匹兹堡》（1955—1956）《海地之行》（1958—1959）《水俣病》（1971—1975）等，都引起巨大轰动，也为当时的新闻摄影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与此同时，他极端的完美主义个性，使得他为了拍摄这些项目负债累累。
1978 年的一个清晨，59岁的尤金·史密斯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寻找他走失的猫，不小心摔倒撞到头部，死于脑溢血。当时他虚弱、憔悴、胡子雪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人们发现他的银行存款仅有18美元。
尤金·史密斯的传记作家贝·马特（Ben Maddow）说：“他把自己看成一名英雄的殉道者——新闻摄影的普罗米修斯——为维护他的原则而受拷打。”
伟大的女性
美国女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1904—1971）对于摄影事业的痴迷和敬业精神，足以让男性摄影师们也倍感钦佩。
玛格丽特生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192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摄影，在克利夫兰开设了一间摄影工作室。她对工业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总是不顾危险地爬到建筑顶部去寻找合适的角度。她的作品引起《财富》杂志出版商的注意，将她送到苏联，她成为第一个拍摄苏联的外国摄影师，除了当地的工业发展状况，还拍摄了不少工厂工人和普通百姓的照片。 1941年春，玛格丽特再次到苏联旅行，当时纳粹德国的飞机正在大肆轰炸莫斯科，作为唯一留下来的西方记者，她拍摄了克里姆林宫遭受空袭时的情景。1942年8月，玛格丽特前往英格兰，拍摄了美军B-17轰炸小组参战情况。“二战”期间，她经常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拍摄了许多难忘的战争瞬间。战争临近结束时，她到乔治·巴顿将军的部队采访，拍了许多优秀的照片，包括为一代名将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肖像。
“二战”结束后，玛格丽特去局势动荡的印度呆了三年，拍摄了许多军官、宗教领袖和农民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张《斋日里的甘地》。之后她又远赴南非，拍摄极端的种族斗争。
1952年，玛格丽特患了帕金森症，但她仍然在为《生活》杂志工作。1957年病情加重，无法从事摄影，她完成了一部极为畅销的自传体小说《自画像》，同时继续为《生活》杂志撰写文章。此后，她与病魔进行了14年艰苦的搏斗，先后动了两次脑手术，最终于1971年病逝。
玛格丽特一生创作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女性工业摄影记者，第一个获准进入苏联采访的西方摄影记者，《幸福》杂志的第一个摄影记者，为创刊的《生活》杂志拍摄了第一张封面，“二战”期间第一个获得授权的战地女摄影师以及当时唯一能采访斯大林的西方记者，第一个随空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的女性记者……她在美国国内拍摄的社会新闻图片，也同样表现出一个新闻摄影师的职业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她的新闻摄影展示了她在尊重正式关系和美学考虑的同时传达世界主要事件的独特能力，被美国著名诗人特伦斯·海斯称为“150年艺术史中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摄影家”，同时也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最富传奇性的女摄影师。
被相机救了一命
“曾有一个狙击手试图杀我，不过他只击中了我放在脸上的相机，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台留有弹孔的尼康相机。”这是战地摄影师唐·麦库宁（Don McCullin）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一，提起过去，他总是语调沉稳，面无表情，似乎那些事根本不是发生在他身上。
麦库宁是著名的英国战地记者，被公认为当今最杰出、最勇敢、最敏感的战地记者，在多年的战地摄影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塞浦路斯、孟加拉、尼日利亚、越南、北爱尔兰、黎巴嫩等地，曾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了战争的残酷与暴力。
麦库宁193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一个贫困家庭，是三个孩子中的长子，1940年因英国政府实施保护儿童免受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计划，与妹妹玛丽一起离开父母，迁移到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的农场。15岁时，因父亲去世，麦库宁被迫辍学，到列車上当餐车服务员。他19岁加入英国空军，因为未能通过军队摄影师的考试，只做了摄影助理，被派遣到非洲进行航拍，从此和摄影结缘，并花30英镑买了一台禄莱相机。麦库宁退役后生活窘迫，不得已将禄莱相机送到当铺，母亲知道后，用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将相机赎回，由此改变了麦库宁的一生。
1959年，麦库宁拍摄的伦敦帮派的照片在报刊发表，他的摄影师生涯正式开始了。1964年，他被《观察家报》派到塞浦路斯拍摄战争，次年便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大奖（即荷赛奖），此后20年间，麦库宁拍摄的照片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的所有主要战役，其中很多已经成为时代符号。因为麦库宁的报道太过真实，1982年，英国政府甚至拒绝给他提供新闻通行证，以船满员为由，禁止他去报导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免他的照片激起民众的反战情绪。
1968年，在柬埔寨金边东部的波罗勉，麦库宁跟随的越南军队两度遭遇伏击，第一次中伏时，他的尼康相机挡住了一枚射向他的子弹，使他幸免于难；但第二次伏击中他就没那么幸运了，被迫击炮弹片击中，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他还在不停拍摄。
麦库宁康复后，又一次次地奔向战场，并且一次次鬼使神差地活了下来。黎巴嫩内战期间，他于1976年、1982年两次报道了贝鲁特的大屠杀事件，后来，他因拍摄贝鲁特的一名妇女而遭到殴打，此后忽然觉醒，停止了战争摄影。
之前的拍摄经历使得麦库宁晚年非常内疚，因为拍摄由于饥饿或者战争而濒临死亡的人感到内疚，更为没有能力挽救他们而陷入深深的自责。战争、动乱曾经填满了他大半个人生，最终他选择回归平淡的生活，定居英国乡间，拍摄风景照，致力于呼吁和平。
用彩色摄影报道战争的先驱
拉里·伯罗斯（Larry Burrows，1926—1971）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之一，他那张穿着M65军服、挎着相机的照片，很多军迷都十分熟悉。伯罗斯报导过包括黎巴嫩、伊拉克、刚果、塞浦路斯在内的若干国际冲突，更以拍摄越南的战争而闻名，为此他在越南住了9年，最后把生命也留在了那里。
伯罗斯192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很早就外出谋生，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在正式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之前，他已经在该杂志伦敦办事处的暗房工作了很久，此前也在几家通讯社做过暗房助手等工作，“二战”期间，经他的手冲洗过成千上万张各国摄影师拍摄的战场照片，有的照片就出自像罗伯特·卡帕这样著名的战地记者之手，这也让他比旁人更直接地感受战争的毁灭性和给人们造成的灾難。1962年，伯罗斯向《生活》杂志总部提出前往越南战场采访的要求，并如愿以偿。
在越南，伯罗斯有意识地采用了彩色胶卷拍摄，并得到《生活》杂志的首肯，成为用彩色摄影报道战争的先驱之一。以往摄影师们都使用黑白胶片拍摄战争，但黑白摄影无形中增加了距离感，尤其是那些毁灭性的场面，在黑白影像中被不同程度地弱化了，一旦使用彩色胶片，渗血的衣服和绷带、泥浆中的残肢断躯、地上混合着泥沙的血迹……这一切突然间还原出鲜活抑或是终结了的生命特征。
伯罗斯拍摄的彩色照片，通过《生活》杂志等强势媒体传播，再现了越战现场生命搏杀的惨烈与毁灭性，让更多战争的“真相”得以保留。
1971年2月10日早上，伯罗斯和往常一样登上直升机去拍摄，途中这架飞机被击落，他不幸遇难，他和同行的3个记者的遗体都未能找到。此后，《生活》杂志曾经为他做了一期专题，以纪念他在越战最惨烈的战火中从不退却的献身精神与热忱，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花了9年时间，在非属偶然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难以置信的危险中不断从事越战的采访，我们一直想方设法要他去另做别的比较安全的报道，但他总是立刻又回到越战中去。正如他所说：这场战争即是他的报道责任所在，他一定要有始有终，把它从开头一直看到结尾。”
1998年3月，包括老记者霍斯特·法亚斯在内的一批志愿者再次回到越南，希望根据有限的线索寻找当年遇难者的下落，可惜，除了挖掘出一支徕卡镜头、一支尼康镜头及少量个人物品，并未有更多发现。
作者：白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