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保护历程
我第一次到阿尼玛卿，是2013年3月底，同行的还有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夏勒博士已经80岁，依然精神镬烁，步履矫健，正是这位老人开启了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印度的老虎研究后，夏勒博士到喜马拉雅南坡调查野羊。他在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区第一次见到雪豹，双方愉快地相处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在尼泊尔的山区徒步数月，只瞥见雪豹一眼。这些古典探险式的漫游，提供了关于雪豹及其猎物的最初信息。
20世纪80年代中，完成四川卧龙的大熊猫研究后，当时的国家林业总局邀请夏勒博士到中国西部调查雪豹的生存状况。夏勒博士考察了青海的阿尼玛卿、祁连山、昆仑山及玉树州等地的雪豹，还远涉新疆的帕米尔和西藏的羌塘高原。当时，骑马背枪的牧民比比皆是。2002年前后，枪支上缴，这大大改善了野生动物的处境。当时政府官员对动物保护知之甚少，如今动物保护已成为官方的主流论调。当然，那个年代的道路交通没有如今发达，大多数地方人为干扰程度也很轻。
2013—2015年，我陪同夏勒博士重访了阿尼玛卿、祁连山和昆仑山，检查这些区域的雪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我们进入偏远山区，跋山涉水，检查山沟里的雪豹痕迹，收集粪便样品，记录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有人批评说这种“博物学”方法不严谨，难以获得真正的科学信息。不过，跨越30年的长期观察，能提供许多洞见。
2014年6月，在蒙蒙細雨中，我和两位同事陪同夏勒博士进入青海省北部的祁连山。在疏勒南山和拖勒南山起伏的山地间，疏勒河蜿蜒向西。我们在疏勒河两岸检查了数条山谷，都发现了高密度的雪豹痕迹。在一些山谷里，甚至每走十几米就能发现一个雪豹刨坑。
沿疏勒河向西，翻过珂珂赛垭口，我们的调查小组进入了花儿地——传说马步芳曾在这个封闭盆地里种植罂粟，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这里东西两头都是高耸的大山，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泥泞难行，可能是祁连山雪豹密度最高的地方。
花儿地西侧，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有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的旧址。1984年夏勒博士在这里开展雪豹调查时，就应邀住在农场，农场周边有一点耕地，不过犯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到山沟里采挖硫磺矿。那次他找到了大量的雪豹痕迹，当时的西宁动物园还在这一区域抓捕了十来只雪豹，用于人工繁育。
我们进入花儿地时，硫磺矿和劳改农场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条土路通向山谷深处。好消息是，我们在硫磺矿附近发现了被雪豹杀死的岩羊尸体。
6月底，我们查看了所有能够到达的山谷，开矿、探矿的道路几乎伸向每一条山谷，确实为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夏勒博士把目光投向疏勒河北侧的山地。虽然雨季尚未来临，但连绵的小雨已经使得疏勒河水流滔滔，我们清晨把车开到河边，多次尝试也未能渡过。最后，我和老爷子穿起水裤，试图强渡，也没能成功，调查只能到此结束。当我们穿过泥泞的山口，在暴雨里离开花儿地时，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小组进入祁连山，一个月后，祁连山木里煤矿破坏草场的消息被曝光，3个月后，青海成立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
2016年6月，我再次进入花儿地，尝试性地安放了十几个红外相机，拍摄到雪豹、豺等动物。当年年底，中央政府宣布设立祁连山国家公园，花儿地被划入国家公园境内。2017年5月，中国林科院团队与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开展了大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北京林业大学和盐池湾、祁连山保护区也开展了多年的雪豹监测。
祁连山国家公园设立后，第一次在山系尺度上开展对雪豹的调查和保护。这个山区猖獗的非法开矿已经得到强力压制，不过解决相关纠纷、争议还需要些时日，盗猎和畜牧业的影响也依然存在。从外国科学家的考察到中国科研团队的调查，从媒体的舆论关注到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从分散的自然保护区到整合的国家公园，祁连山的雪豹保护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仍有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