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是怎么把高考作文写成满分的
我的人生巅峰停留在了18岁，那年我写出了一篇高考满分作文。
当年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考虑到那是1999年，这个命题画风还是挺骨骼清奇的。
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半开放式带悬念的命题能当场吓哭不少人——完全在平时的训练范围之外。而且卷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文体不限，光是在考场上纠结该写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就已经让人很痛苦了。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回顾我当年的考场作文，你会发现它是一篇特别主流正能量的演讲稿。演讲稿不是记叙文，也不是议论文，而是抒情诗和咏叹调。
这篇作文，如果让中学生拿到共青团组织的演讲比赛上，绝对是催人泪下的。大量的排比段落，夹杂着各种漂亮的辞藻，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僻的名字，积极地拥抱未来，对“记忆移植”这件事的伦理和社会效应只有歌颂和期待，没有质疑和批判。
在这篇800多字作文的前半部分，我用了3个排比段落，分别“移植”了钱锺书、余纯顺和邵云环3个人的大脑，然后用华丽丽的语言歌颂了钱锺书的渊博、余纯顺的探险精神和邵云环的爱国主义。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跟这3个人都不太熟。
我在高中时代，经历了从“为了兴趣而读书”到“为了装酷而读书”的过渡期。小的时候因为识字早，所以提前读了不少书，都是兴趣所至。到了发育阶段，作为一枚男生，外表和体育能力都不太出众，自然就期待在阅读量和课外知识上找优越感——别人没读过的书我读过，别人不知道的冷僻知识点我知道，别人没读过我也没读过的书——我也假装读过。
怎么秀自己没读过的书以显示渊博？报书名儿和人名儿嘛。
平时的作文竞赛和模拟考试，这招我已经百试不爽了。我飞快地调取自己大脑中x的数据，迅速地找到了中国人庄子、王夫之和屈原，西方人柏拉图和里尔克，来匹配我歌颂钱锺书的关键词：渊博。这就是我跟其他考生的区别。说到文史先哲，你们只能想起来李白、杜甫、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但我能想起来庄子，还能拿腔拿调地管他叫“庄周”，我还能想起来王夫之和里尔克，之前的作文竞赛我还提到过西班牙经典作家费德里戈·洛尔加——尽管我一篇他的小说也没读过，但我知道这个人，而你们不知道，这就足够了。
那个时候探险家余纯顺刚刚在罗布泊遇难3周年，我在作文里面用牧马和驼铃这些意象加持在余纯顺身上，还是能唬住不少人的。至于在科索沃战争中遇难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爱国且正能量。3个记忆移植的段落，3个当时去世不久的人的身份标签——文史学者、探险家和爱国英雄。既多元又充满正能量。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又用了3个排比段落，还押了韵。薪火、沧海、底蕴、贯通……这些高中作文里的六级词汇，我一个沒落，都串成了句子。至于开头的那个“代题记”——其实当时我连什么是“题记”都不清楚，完全是因为看当时很流行的一套杂文集里的很多杂文作家都爱在文章前面加一个“代题记”，就生搬硬套了过来，没想到大家都还觉得挺高级。
回到今天，想想当年的我在高考考场上的满满一篇人名、书名、地名和华丽的寻章摘句凑成的大杂烩，整个就是一个散装零售知识大拼盘。如今有了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和《得到》，上面到处都是散装零售知识，如今的少年们靠装渊博七拼八凑成一篇高考满分作文的难度已经降得很低了吧？
话说，其实当年交了卷之后，我一直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毕竟这也是我第一次把参加《迎接十五大·国旗在我心中》首都中学生演讲比赛写演讲稿的文体用在考场上——还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最后一次“国考”级别考试的考场上。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在考场上的时候怎么居然敢尝试新的文体，深谙规律的老师，没有一个敢鼓励学生在考场上冒这个险。而且，我觉得我这篇作文写得很空，全是排比章句和华丽辞藻，而几乎每个语文老师都谆谆告诫过学生：要言之有物，不要空洞无物。
我记得清清楚楚，公布成绩那天是1999年7月22日。早上我为了缓解焦虑，下楼去卖了一堆阳台上的废品，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回到家，我妈脸上笑靥如花，声音颤抖地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你们老师打电话过来了，你作文得了满分，《北京青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瘫坐在了地上。没想到，命中了。事后老师说：今年高考作文鼓励创新，打破常规，基础好的学生更容易冒尖。是啊，我在文体上胆子是大了一点，但这篇文章，我到底写了些什么，表达了些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这篇作文被印在了各种语文辅导讲义上，一用就用了10多年。
这么多年以来，经常出现的一幕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新朋友，大多数都是85后、90后，认识一段时间之后不少人都问我：“你当年是不是写过一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高考满分作文？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骆轶航这个名字！没错！我们老师还让我们抄过呢，说你看看人家这文采！”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18岁，当年出生的人此时此刻已经走进考场了，我希望今天的考生们不再写这么辞藻华丽言之无物假装正能量的作文。又一个18年过去了，这样的作文如今AI（人工智能）都能写，高考满分作文的门槛，该提升了。
（王传生摘自《博客天下》201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