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有精神病。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但真实性无法考证。他声称独自看了心理医生，精神分裂——这是医生的诊断结果。
我妈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并不惊讶，他曾经出去喝了很多红酒，回家后大口呕吐，指着吐出来的红色液体对我妈说那是血，因为他得了绝症。“为了骗来同情，为了不离婚。”我妈说。
很多年以后，除了这些戏剧化场面，我唯一反复记起的，是他蹲在厨房抽烟的一幕。半夜里，他躬身蹲在地上，没有开灯。排气扇呼呼作响，指尖的烟头忽明忽暗，呛人的白烟中，隐隐辨别出他眯起的眼睛。
那是一个罕见而陌生的他。我在黑暗中隔着白烟，看不清他的表情，猜不透他的心情。他的眼神似是而非，像看着我，又像透过我看着别处。
二
他是家中幼子，爷爷奶奶是普通工人，养育四个子女，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这对夫妻是两个世界的人，接受了一段包办婚姻，爷爷文艺，奶奶市侩，他们一辈子无法互相理解，每天争吵打闹。奶奶最疼他，爷爷却不。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与其他人不大一样，他身上好像全是尖尖的刺，一碰就扎得人疼。他喜欢和老子叫板，父子几乎天天吵架。
他越发努力地读书，考上大专，成为家族中最优秀的孩子。然后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搬了出来，只在年节回去，像是对爷爷的某种宣告。
他就是在大专校园里遇到了我妈。
我妈年轻时是个美人。她是家里最宠爱的小女儿，有两个哥哥，曾经有男生为她打过群架。我妈和他是同班同学，但他在班上默默无闻，相貌、家庭、成绩都不出众，也没有多少朋友。他是暗恋我妈的，但在别的男生用情书、礼物拼命追求的时候，他不声不响，似乎事不关己。
他像一只猎豹。不动声色地隐忍着，把自己藏起来，但如炬的目光死死盯住眼前的猎物，只在等待一个一击制胜的时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学校安排他和我妈去同一家偏远的单位实习。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我妈手上生了冻疮。他看在眼里，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到城里买了一堆橘子，回来剥下橘皮，用火烤至温热，拿给我妈擦手。他声称，这是从老人那里听来治冻疮的偏方。
这个听来的偏方，当然没有治好我妈的冻疮，却让他从一堆闪闪发光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
据说外婆外公当初并不同意，觉得他性格古怪，也不够优秀。他得知之后，给我妈留了一封信，说是要去寻死。我妈拉着舅舅慌慌张张找了一整天。因为怕他再寻短见，我妈家里默认了这门婚事。
“那时候觉得他老实，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了。别人说起婚礼都特别激动、开心，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眼前就像过电影，好像是别人在结婚。”我妈后来告诉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却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
娶到我妈以后，他带着我妈拜访了班上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他本不是擅长交际的人，我妈不明所以，但也跟着去了。曾经默默无闻的他，向面前的所有人宣告“校花是我老婆”。他收获了惊讶的眼神，成为了众人谈论的中心，品尝了从前我妈所有追求者或明或暗的复杂情绪。这是一枚闪亮的勋章，是他耀眼的收藏。
三
他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字和文章都写得不错，还喜欢古典音乐。职业却是个路桥设计施工工程师，成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我觉得这是他拧巴人生的一个写照。
他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冷着一张脸，让周围的人感觉他对生活充满了不屑和愤懑。小时候的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疑问的存在，他极端的、过山车一样的情绪来的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这种神经质对一个儿童来说，不仅是不能理解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种情绪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我对他的看法，并且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
一次吃饭我鼓起勇气问他，你为什么总是不笑？他皱着眉，吐出嘴里的凉拌毛豆皮，反问我：“我为什么要笑？有那么多好笑的事情吗？电视上那些人总是哈哈哈哈笑个不停，只有傻子才整天笑，难道我是傻子吗？”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收回笑容，低下头默默地扒拉碗里已经冷掉的米饭。
小时候我对一种药物过敏，我的口腔到咽喉全部都是溃疡伤口，连口水都吞不下去。我妈心急如焚要带我去医院，他却说，不许去，多吃点饭就好了。再有一次发高烧，他又阻止我去医院。我妈只好等他上班后，偷偷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内积水，再来晚两天也许就会失聪。
我对他而言是什么？这是长久以来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但在我心里，他毫无疑问是爱我妈的。
这种爱到底是什么性质，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会一下子很浪漫，买来花和香槟跟我妈一起过结婚纪念日；也会一下子很神经质，露出狰狞的面孔嘶吼着跟我妈争吵。争吵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我妈与男性的正常接触：和男性友人聊天，或者仅仅是一次同学聚会。
在我没出生时，他曾送给我妈一只水晶天鹅造型的音乐盒，特别漂亮，似乎是结婚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礼物。他一直放在玻璃柜子的最高一层，不让我碰。
某天他出门了，我偷偷求我妈拿下来给我玩，我妈犹豫了半天，最终磨不过我：“小心点玩，千万别摔了，他回来可是要发大脾气的。”音乐盒很沉，我太小了，手一滑，把天鹅的翅膀摔断了。我妈大为惶恐，赶快找来胶水粘起来，但长长的裂痕仍触目惊心。
他回来以后，把我从房间里拽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冰冷的眼神。他死死地盯着我：“你是故意的吧，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摔坏了才开心？你知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怎么道歉都无济于事，最后是我妈求情，他才勉强饶了我。从此我再也没有碰过这只天鹅。
在我的记忆里，他少有的温情时刻，是他跟我说过的“一条狗”的故事。曾经他在某地做工程的时候，工地里来了一条流浪狗，大家看狗可怜，就用剩饭剩菜把它养了起来，取名“黑子”。
黑子是条好狗，很聪明通人性，工地的厕所没有灯，晚上有人要去厕所时，黑子就会马上爬起来陪着一起去，在厕所门口乖乖等着，再把人送回宿舍。一年后工程结束，大家开车离开，黑子追着车跑了好几公里，一直到追不上才停下。“当地人说，我们走后，黑子过了几天也不见了。”他说。我总爱追问黑子的下落，他也不看我，笑笑搪塞说：“不知道，也许被人捡去养了吧。”
四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故事的真实结尾：每个工程的工地上都养着一两条“黑子”，而它们最终的结局都一样——成为一锅狗肉汤。
回忆就像人心里的鬼，在夜深人静地时候偷偷冒出来，带着寒气和绝望，嘎吱嘎吱地啃噬着仅剩的一点点勇气和希望。而他，就是回忆里的撒旦，是我记忆中所有痛苦的来源。
我十岁以后，他的单位效益日渐变差，我妈的工资甚至一度是他的两倍。于是他停薪留职，背上行囊南下，还干这一行。他天南海北地漂泊，我妈一个人带着我，跟外婆外公生活在一起。我们每年能待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不足两个月。
如此一来钱是有了，但这样的生活不断激化他本就存在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控制欲，最终他还是败给了自己病态的占有欲。
无尽的怀疑吞噬了他，我妈似乎成为了他的“私有物品”。生活账本需要精确到分角，每次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因为一件T恤是29块8还是29块6而责问争吵；我妈不能跟任何男性有联系，路上碰到朋友多聊两句也能引得他大发雷霆；每隔几周就会有一次恐怖的电话，他打回家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或者辱骂、或者哭喊，如果挂断他会马上再次打来，变本加厉地辱骂哭喊，这种马拉松式的电话接打能十几个小时持续不停，家里的老人也跟着彻夜无眠。
吵累了，他们不再吵，而是换一种方法互相折磨。
“你会做小白花吗？绢的那种。”
“干什么？”
“我们比赛看谁先死吧，我肯定比你死得早，我被你逼死以后，绢花可以派上用场。”
或是：
“好想把你绞成肉泥。”
“干什么？”
“这样我就能把你揣在兜里，带着你走。肉泥别人都不要，我要。”
……
多少个无法入睡的凌晨，躺在床上听着另一个房间他们病态的对话，为了不哭出声来，我死死地咬着枕套，泪水一遍一遍打湿枕巾。早上照常起床上学，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我妈唠叨着“这孩子怎么这么多汗”。
十几年漫长的时光中，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如溺水一般在这段可悲的婚姻中挣扎，长期的折磨不仅仅压垮了我妈，也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走向崩塌。终于在我快要中考的时候变成一声炸雷，把这个名存实亡的家炸成了稀巴烂，一点渣滓都不剩下。而我，则是最后的牺牲品。
时间毫不留情，撕下了所有伪装的和平，和貌似隐忍的面具，露出丑恶。他砸烂了电话，摔碎了茶几，拿刀子威胁我妈，最后带走了房子和钱，和我妈对簿公堂，争夺我的抚养权。而他要我的抚养权，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我，只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我妈唯一的弱点，是他挽回婚姻的唯一筹码。
这从来都很奏效。我3、4岁的时候他们某次吵架，我妈带我回娘家住。他却趁我妈出门时，偷偷把我接了回去。到他那里已经是傍晚，他没有做饭，只给我洗了半根生胡萝卜啃。我妈心疼我，总是很快就回来了。
但这次我妈却再也不想回头。我们三人最后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是他再次要求“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我妈带着我一起回去了曾经的“家”。一进门，地上是被砸烂踩碎了的电话，东倒西歪的桌椅，茶几上的烟灰缸满是烟头，旁边放着半杯冷掉的茶水。他穿着冬天在家常穿的军大衣，头发乱乱的蜷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
他是真的绝望了，用刻薄的语言刺激我们，指望着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妈留下。但这些都没有奏效，我妈决心要走。他终于崩溃起身，送我妈和我离开。开门之前，他向我妈伸出手，他俩在我面前如同初次见面一般握了握手。他在努力控制着情绪，提着一口气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最终还是泄下气来。
我妈只要了我的抚养权，带着我住回了娘家，一个人把我养大，一晃十年。十年中，我和他的交集只有每年一餐年饭，他每年扔给我1万块抚养费，其他时间基本没有任何往来。
他收藏的勋章，费尽心机，最终还是丢了。
多年以后回想，我妈就像是那只玻璃柜顶层的水晶天鹅，他只想拿玻璃罩子把她死死罩住，她只能是自己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他对我妈的爱，是用占有欲、控制欲和虚荣心来表达的。他就像一个穷小孩攒了很久的零用钱，用尽所有办法，终于买到了梦中限量版的玩具。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既想昭告世界拥有了它，又想藏好它只许自己知道。
五
直到25岁以后，我准备进入一段婚姻，才跟他有了年饭之外的接触。婚礼上，我终于还是挽着他的手走上了红毯，而他，也郑重地把我交给了面前我要托付终生的男人。我的新郎激动得泪流满面。
他的脸色比从前温和，脾气也似乎被消磨殆尽。而老，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总露出疲惫的神色。烟，还是他最让我熟悉的标签，隔不了几分钟就要再点一根，烟瘾比从前更甚。
我们似乎都变了，我们又似乎都没变。这种相处的气氛是略显古怪的，我们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讲一两个网上的笑话，我们躲在阵阵略呛人的烟雾背后，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些什么，我们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也许是时光的作用，最近总是回忆。想起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我刚刚上幼儿园。早上起床，由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外婆家，白天在外婆家附近上幼儿园，下课后他再骑自行车从外婆家把我接回去。
这一条不长不短的路，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途中会经过一条整洁的大道，两旁都是参天的梧桐树，夏天有美好的巨大绿荫，投下一点点斑驳的光影，在自行车龙头上闪来闪去。他在28永久自行车的前杠上放了一个藤制座椅，小小的我坐在里面，晴天看梧桐，雨天整个人被罩在巨大的雨衣里，闻着淡淡的、冰凉的塑料味道。
夏日的某天，他指着梧桐遮天蔽日的树叶说，你看，平常没注意，好像叶子突然就长出这么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改变，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了。
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心，跟当时那么小的我说这个，而我居然也记得这么清楚。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了别人的妻子，也终于能鼓起勇气邀请他来家里小住。晚上喝完牛奶路过书房，看到他躬身坐在椅子上，开着灯。指尖夹着的烟头忽明忽灭，散发着呛人的白烟。他看到我，抱歉地笑了笑，掐灭了烟，把灯关掉了。
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了他的眼睛。
作者杨舒桐，现为国企职员
编辑｜王天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