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汽车在盘山路上攀爬。大家不时冒出一两句有头无尾的话，干巴巴硬生生的，大致是惦念牛哥的任劳任怨和热心助人。我们是去参加牛哥的葬礼。
副主任说，牛哥死的头晚，一群夜娃子从县城上空飞过，那叫声实在太凄惨，一听就知道要死人。另一位副主任接茬，牛哥前些天跑到他办公室讨烟抽，还跟他扯了两个多钟头的闲话——牛哥从来话少，这天的表现非常反常，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灵堂设在牛哥的老家，大家在路上颠久了，说说闲话解闷。
牛哥是我们县委办的会计，四十一岁，正处事业上升期。前一阵子，他还在为儿子进重点中学、妻子进社区当协管的事奔走，这下撒手人寰，初显眉目的事也随之泡汤。
牛哥大概是凌晨六点半离世的。睡前他说过要晨练，所以当卧室的灯光把牛嫂扰醒时，她并没有在意，只是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声，迷糊中，从开门声辨出他进了卫生间。当时她看了一眼窗帘缝，天色仍朦胧，又翻身继续睡去。
近八点钟，牛嫂终于睡足了，起床，推开卫生间——牛哥正躺在地上，身体蜷缩，面色发紫，纹丝不动。她吓得六神无主，惊叫着冲出门，往空荡荡的楼道里大声呼救，一位邻居闻声赶来，帮着将牛哥挪到床上。
这时牛哥早已气绝身亡，只是身体尚有余温。
人们在便坑发现了一堆完谷不化的宿便。早在几天前，牛嫂在卫生间里见过未冲净的饭粒，当时以为是儿子糟蹋粮食，没当回事。事后讲起这些，涕泪横流的她后悔得捶胸顿足。
我为牛哥感到惋惜。他是敬业模范，离世前一天还在和我一起值班，埋头整理账务，我们俩几乎没有说话。
“我们本可以给老牛办个因公殉职的。都怪我一时事多，没去盯紧那事。”作为一把手，杨主任意味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把脸扭向窗外，沉默。
大伙心里都明白杨主任话中的含义：由于部分同事的不配合，24小时值班室未能按期投入使用。否则的话，牛哥兴许会死在值班室里。这样一来，单位就有理由为他争取个因公殉职的荣誉了。
杨主任提出24小时值班制度，是想将本属他统管的繁琐事务分摊到各个值班领导和干部身上。大伙猜透了他的心思，一致表达了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力排众议建了值班室。
一位副主任从副驾驶座里探出头说，要是牛嫂能早点通知我们，大伙趁天没亮，悄悄把牛哥的尸体运到单位里，使其趴坐在书桌前，制造出熬夜工作的假象，这样申请因公殉职，肯定不成问题。
“这招妙！”我赶紧拍手叫好，借以掩饰嘴角按耐不住的笑意。
另一位副主任立即一本正经地说：“这样一来，县委会追认他为先进党员，为他开追悼会，开先进事迹学习会，全县干部争相写学习心得，何患无人记住他呢？”
“噗嗤——”驾驶员忍不住笑出声，其他人的笑声跟着一股脑儿爆发出来。车里的笑声越来越大，我感觉肚子都笑疼了，全然顾不上崎岖山路造成的剧烈颠簸。
笑声弱下来，驾驶员慢悠悠的一句话再次引爆笑声——单位还欠牛哥和我上半年的节假日值班费哩！
“哈哈哈哈……”
二
最后，一名副主任平息了不合时宜的欢声笑语。他语气忧郁地说：“牛哥这样太不值了！”车上顿时没了声响。
大家都明白，牛哥辛苦工作了近20年，一官半职也没捞到。
牛哥来自农村，妻子也没什么文化，家境很艰难。2004年，他从农业局借调到县委办做会计，直到2012年才得到正调。这期间，县委办的一把手换了好几茬，很多晚来的同事都成了他的领导。
牛嫂曾在单位给我们做饭，因为厨艺不佳，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解雇了。牛哥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房贷和儿子的各种补习班开支。
为了弥补亏空，他在繁忙工作之余，还接了两个机关单位的财务活。常年累月连轴转，压垮了他的身体，经常偏头痛。加上严重的高血压，发生脑溢血这样的情况只是时间问题。
想当初，牛哥也是带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企图来到县委办的，为此，他忍受了长期借调的尴尬。然而，在县委办这种人事复杂的地方不会选边站队，勉强混口饭吃还可以，擢升就别想了。
在单位里，牛哥一贯逆来顺受，比他小两岁的女副主任常称呼他为小牛，他也笑脸相迎。工作中，牛哥严格照章办事，这点在公务接待上尤显突出，预算卡得特别紧，常引起同事们的抱怨。
某位主任曾经很赏识他，把他调到财政局任股长，为他提拔副科级铺路。可是，这位主任很快离任，牛哥一无所获，调回了县委办。
看着资历比自己浅的同事一个个高升，牛哥也动过心思。2013年夏天，他第一次走进了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那时，我在给县委副书记当秘书，隔着玻璃屏障，我都能听出他的忐忑和惶恐。
整个谈话过程里，书记多次说错他的名字。牛哥一走，书记把我叫去细问牛哥的来历。听我说完，书记挠头自问：“我到这里三年了，怎么对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
书记是个爽快人，本着没有功劳有苦劳的原则，一通电话让县财政局长安排牛哥到某个偏远乡镇任财政所长。事情顺风顺水，两个月不到就走完了提名推荐、常委会讨论、张榜公示等程序。
牛哥将提拔事宜告知了乡亲父老，将县委办的工作交接完毕，整个人喜气洋洋，有些同事已经改口叫他牛所长。就在赴任前夕，县委组织部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取消了这批人事任免。
这出乌龙让他尴尬无比。稍感安慰的是，组织给这批“被取消”的干部吃了定心丸——待命，调岗任用。之后，牛哥就眼看着这批“被取消”的干部一个个被调到科级局当领导，自己毫无动静。我知道，他再也没找过书记。
没多久，同事们都清楚这事已经没有指望，聊起来，还酸几句造化弄人。倒是牛哥自己看得淡——从不抱怨单位和领导，依旧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除了干会计，他还身兼后勤、机要等数职，都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苦活。
那天值完班后，我俩一道回家，走到楼下，他邀请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分道时，他突然叫住我，迟疑片刻后，神色困窘地走到我身边，附耳低语：有空帮我和你老板（县委副书记）提一下我的事。
这天距他升职事件发生乌龙已近一年。
我嘴上应着，根本没往心里去。身为一个普通科员，我当然清楚这事的轻重，要是提得不合适，不仅坏了他的事，还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
三
农村的丧葬讲究排场。牛哥在村里没有几个亲戚，提拔的事又打了“水漂”，惹来不少议论，葬礼的人气可想而知有多低迷。
在牛哥离世的第二天，牛嫂找上门来，请求单位为他开追悼会。当时“八项规定”已出台，领导不敢触犯忌讳，觉得十分为难。牛嫂在杨主任的办公室里发出几声歇斯底里的咆哮，泪眼汪汪地跑出来。杨主任追着喊她，“嫂子，别生气，嫂子……”
“我家老牛为单位贡献这么多，你们连这点忙都不肯帮！”
“我想帮，但是违反规定……”
“规矩是人定的！”牛哥妻子拂袖而去。
众目睽睽之下，杨主任悻悻然折回自己的办公室。
那一整天，杨主任愁眉苦脸，大伙都等着看他如何收场。临下班时，他突然通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会，动员大家去参加牛哥的葬礼，并强调一个都不能少。杨主任在台上好几次挥着拳头喊，兄弟有难，我们要挺身而出！
为避免触犯规定，杨主任让大家分批次分时段乘私家车去牛哥家吊唁，不鸣炮也不挂横幅。因为是县委副书记的秘书，我有幸跟主任们同乘一辆车作为先头部队出发。
很多同事已料到，散兵游勇式出现定会引起牛哥家人的不悦，便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事实确实如此，当我们抵达时，牛哥家人的反应异常冷漠，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坐在院子里抽旱烟，没有起身迎接我们。主任们和他说话，他也吐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
我估摸着这下得尴尬散场了，可杨主任却没事人一样，吩咐我们打开带来的那两个花圈。
我和驾驶员同事撑开花圈时，被吓了一跳——那上面分别印着县委书记和县委副书记的大名。这是我到县委办工作以来，头一遭看见县委领导为普通职工送花圈。当然，为了规避八项规定，名字的前面并没有标明职务。
杨主任指着花圈逐一介绍，“这是县委副书记送的，这是县委书记送的，书记今天去省里开会了，不然一定会来的。”
牛哥的老父亲倏地站起来，不住地鞠躬，“多谢领导关心，多谢领导关心……”说着感谢，眼角流出泪来。
我们七嘴八舌说了几句安慰话后，走进冷清的灵堂里嗑瓜子。村里来帮忙的人寥寥无几。牛嫂一边复述牛哥去世的经过，一边为我们张罗饭菜。牛哥的父亲站在花圈前，翻来覆去地端详着县委书记的花圈，口里不断呢喃着什么，很久才离开。
起筷时，我们去请牛哥的父亲来共餐，却发现他领着两位村民走进院子里，逐一指着花圈介绍——这是县委副书记送的，这是县委书记送的，书记今天去省里开会了，不然一定会来。
两位村民朝牛哥的父亲投以艳羡的目光，好奇地往花圈瞅了一阵才离开。紧接着，村民们陆续赶来，不少人还打听起县委书记在哪里。原来以讹传讹，这些少出山门的乡民都以为是县委书记亲自送花圈来了。
每来一波人，牛哥的父亲便把他们带到花圈前，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这是县委副书记送的，这是县委书记送的，书记今天去省里开会了”。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骄傲。
村民们一边观赏花圈，一边朝我们投来敬畏的目光。部分人看完花圈后离开了，更多人则留下来帮忙，萧条的灵堂很快变得热闹起来。
四
酒足饭饱，杨主任瞟了一眼手表，示意我们离开，好让下一波同事来吊唁。回县城的路上，大家对花圈之事交头接耳。
酒后满脸通红的杨主任突然干咳一声，郑重其事地宣布：“回去后，大家别再提送花圈的事。”
没人吱声。
其实，杨主任并不需要提醒。与全县经济发展的大事相比，牛哥的死又算得了什么。谁会无聊到把这等“小事”拿到县委书记的面前去说？更何况，除了贴身秘书，一般人哪里有机会接近县委书记。
一位副主任打破沉默：“你们注意没，牛哥的父亲还当真以为那花圈是书记送的哩。”
杨主任神情得意地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怎么样，这招受用吧？”
另一位年纪颇大、退居二线的副主任笑道：“戏，演得真像。”
坐在车里，我心里空落落的。在县委办里，工于算计的人屡屡进入县委书记的用人视野里，牛哥这种老实巴交埋头干事的人，书记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他们不会知道今天自己又少了一位称职下属。
我想起了牛哥呈给县委副书记的那份简历，它和一堆废纸静静地躺在书柜的最底格，积满了灰尘。专业技术职务一栏上写着：农业技术员。这是农业系统的最低职称。
作者杨诚，现为公务员
本文编辑｜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