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内瓦公约》，世界各国不得虐待俘虏，不能射杀医务兵、老人以及和孩子等无抵抗能力的人员，同时不能杀害双方的谈判人员，也就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现代战争中基本所有国家都得遵守的一条规则，违反《日内瓦公约》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各种压力，处理不好，先前取得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在这个条约的框架下，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代战争很少发生。
人权在现代很受重视，但在封建社会可没有人权可讲，古代版的“日内瓦公约”，没有规定不能杀害俘虏及相关人员，相反，杀俘虏、屠城的事经常发生，例如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战俘，扬州十日等，大量战俘和平民惨遭杀害，古代战争虽然不能像现代战争那样尊重人权，但却很尊重双方的使者，即“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不成文规定，充满血与火的古代战争狠起来连敌方的妇孺、老人都杀精光，使者也是对方的人马，为何却享有如此“人性化”的待遇？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华元作为使者只身前往楚军军营谈判，要求楚军撤围宋国都城，两国停战，而华元则作为人质到楚国居住，这一规则逐渐演变为“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在处于白热化的战争中，使者是双方交流的媒介，负责传达己方的意思给对方，如果连对方的使者都不能幸免，表明已经没有了和解的可能。对处于弱势的己方来说可能会带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局面，或者会引起对方激烈的反抗，如明朝嘉靖年间，蒙古想要和明朝通商，便派石天爵、满受秃等为使节与明朝洽谈，由于是世仇，结果大明不分缘由，直接将这些使节全部斩于市，蒙古大汗俺答汉大怒，不待入秋便大军直犯边境，给明朝带来了极大的边境困扰。
另外两方的将军也明白，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本质是利益诉求不一致，政治家谈不拢了，就只能战场上见，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所需的利益，例如常见的一些边境问题引起的战争。
再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战争只是手段，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将军的士兵在战场上流血，马革裹尸还，最后可能连个抚恤金都拿不到，所以将军们是很不愿意打仗的，能和解最好不过，没有必要杀了对方的使者，引起对方的反感，断了和谈这条后路。还有就是一些政治家只是为了给对方增加些压力，并不想扩大事态，小打小闹之后，便会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个将军不识相把使者杀了，最后只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聪明的将军看到对方来使，都不会不问缘由就杀。
使者往往是没有恶意的，没有攻击性，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传递信息，如果杀掉这么一个手无寸铁之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在道德层议论层面会处于下风。
这一情况尤其是在注重礼仪的春秋时期特别严重，在那时候打仗十分讲究“规矩”，打仗如君子之交，参考宋襄公和楚国的作战，本来宋襄公可以在楚军渡河时候半渡击之，完全可以取得胜利，或者在楚军为列好队列时进攻亦可冲垮楚军，但宋襄公却认为这样不仁义，不合礼法，最终宋军惨败，古代连打仗这样的国家生死大事都可以讲仁义，还有理由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使节吗？
虽说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战争礼仪已经被丢了七零八落，但不斩来使却没有丢，古人认为打仗要靠勇气和自信，尤其是基层官兵，是要在战场上见血的，如果主帅把来使杀了，会显得己方不是正义之师，大军出征还会怕怕一个小小的使者，士气上输一筹，士兵在战场上便会多一分心里负担，相反，这可能还会给敌军增加士气，认为对方军队无道无良，连前去传递信息的使者都杀，士气便会大振。
花剌子模是十一世纪时候的强国，而当时的蒙古也蒸蒸日上，四处征战，成吉思汗为了筹取军费请求与花剌子模通商，可花剌子模国王摩诃见钱眼开，杀了蒙古的商队，吃了大便宜的花剌子模还不满足，认为自己强大了，还把后面派出处理危机的蒙古使者也杀了，蒙古军队大怒，第二年便出兵花剌子模，最终花剌子模灭国灭族。
当然，不杀使者也不是绝对的，杀使者也会起到鼓励己方的作用，不过大都是发生在抵抗侵略的情况下。
例如蒙古人攻打南宋钓鱼城的时候，为了减少伤亡，就让使者进城劝宋军投降，但宋军却把使者的头砍了下来挂在城头上，以表决心，大大鼓舞了士气，并成功把蒙古大汗蒙哥击毙。又如东汉时期的将领耿恭被匈奴包围，匈奴人很敬佩耿恭，便派使者劝降，许诺美人、金钱，耿恭民族气节高尚，亲自把使者杀了，在城头上把使者尸体烤了，这也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出处。
使者能够不被杀，自身的才能和胆量也是十分出众的，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刃于刀锋之间，诸葛亮就曾在江东舌战群儒，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张仪游说六国，实施连横战略，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等。
古代“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交战双方还是会遵守这条不成文规定，不然以后谁敢当使者，处于政治需要、军事需要、礼仪需要，往往“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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