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科学偶像
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冒出如此之多的大众偶像。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或信息化时代之前的偶像崇拜，多半与宗教和信仰密切相关，那么，当代偶像则是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文化产业所“塑造”的代表性符号。不必讳言，伟大如爱因斯坦这样的公众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传媒在一个特定时期“创造”的奇迹。
2005年7月底，在北京出席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国内外学者，在分析和反思作为科学偶像、公众角色与政治人物的爱因斯坦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理论是在一个特别混乱和焦虑的时期登上世界舞台的，作为一个有着广阔的社会视角和开创性理论的人物，爱因斯坦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希望与忧虑。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曾明确表示，希望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相对论”诞辰100周年之际，以爱因斯坦为榜样，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爱因斯坦代表了这个国家最亟需的对于思考和发现的渴望。”德国的一家报纸则评论说：“爱因斯坦成为偶像具有积极的效应，能够激起后人研究的热情。”
在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会下交流中，笔者注意到，对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偶像地位，没人持有异议，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科学偶像，众学者却意见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像爱因斯坦这一量级的科学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基础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难再发生革命性的理论突破。换句话说，那个石破天惊的时代不可重复，爱因斯坦也难以逾越，这个可望不可及的科学偶像在今天只是具备一种象征意义罢了。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偶像，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科学精神。
另一种意见则指出：科学宣扬的是理性，最忌权威化、偶像化和急功近利。媒体的图新求快与好大喜功，还有对科技人物的刻意追捧或拔高，只能助长科学研究的短视与庸俗化，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戕害。而一味地推崇甚至“树”或者“造”科学偶像，实际上是“科学主义”的遗迹，即笃信科学是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好东西，它需要有一个“代言人”，以激励更多的人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还有人对科学偶像及其“效应”提出了质疑：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理论即使在科学界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们的创立者竟会成为流行的图腾、全球科学的偶像？仅仅是由于媒体的炒作吗？2002年夏天，轰动一时的霍金中国之旅，导致一夜间冒出了多少科学的狂热崇拜者，可那些崇拜者中到底有多少人翻看过《时间简史》呢？同样是在那个夏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在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演讲，观众初时蜂拥而至，继而哈欠连天，直至有人中途退场……这都说明了什么呢？
笔者觉得，偶像崇拜（不管是娱乐偶像、文化偶像还是科学偶像）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需求，只要不是盲目膜拜，有总比没有好。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科学偶像，尤其是处在当下这个信仰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对科学偶像的敬重，对科学精神的崇尚，会对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指向作用。
回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作为一代中国人的科学偶像，曾经让多少公众感受到了科学的价值和魅力，又激励了多少青年学子化崇拜为力量，努力上进建功立业？
时间再往前推，1949年，当整个日本仍深陷战败的阴影中时，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不知鼓起了多少日本青年奋发进取的勇气，而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了日本二战后崛起的中坚力量。
与“时势造英雄”的道理相似，科学偶像常常也是应“运”而生的，但在科学偶像身上，则更多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乃至时代精神。
作者：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