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生不动二胎了
在近一年前，我们写了《第一批90后已经不会生孩子了》，在文中提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放开二孩政策边际效应在递减，或许没过几年就和以前一样不痛不痒毫无效果了” 。
2018年的生育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放开二孩政策的边际效应确实在递减。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人口较上年减少约200万，为连续第二年下降。出生人口数1523万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要没闹饥荒，过去六十年任何一年生的都比今年多。
而且，放开二孩政策之后的一波生育增长，更像是对以前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补偿性反弹。等补偿性反弹过去了之后，这轮反弹中的生育大省的生育数据也在回落。
2018 年末，广东省出生人数 143.98 万人，比上一年度少出生7.65万人。但广东的生育数据滑坡还不是最厉害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山东省2018全年出生人口132.95万人，比2017年少了42万人。
山东在之前几年放开二孩之后生育反弹较为明显，其中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当年山东出生人口达到了139.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8.5万人。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2016年全年山东出生人口更是高达177.06万人，其中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在2017年继续保持了一年生育热度，出生人口仅滑落到174.98万人之后，这波生育反弹终于在山东结束——出生人口直接少了42万啊！
所以，放开二孩政策之后的生育反弹，在想生二胎而且能生二胎、却因为种种原因在往年不能生二胎的人都生完了之后，后劲开始不足。那些不想生二胎或者生不起二胎的人，终究还是拒绝生孩子。
“生不起”是很多因素的结果。就以高昂的房价为例，葛玉好等（2019）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中提到，房价上涨对生育影响较为负面。住房价格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大约降低1.8%-2.9%，并将使女性初次生育年龄推迟0.14-0.26年。
哪怕不算房价，就计算养育二胎的各项成本，王志章等（2017）在《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里分析道，生育二孩的基本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括怀孕生育费用、抚养费用、教育费用，间接成本包括生育二胎给父母带来的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机会成本、对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
直接成本更明显，更好算经济账，间接成本则难以量化，甚至很容易被人忽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可怕的成本。
你们这一身五花肉可值钱了
《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一文估算了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玉溪六个城市的生养二胎成本，这里的成本是把二胎从孕育到养到本科毕业的总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选取的城市也是从一线到强省会到四五线城市都有，相当有代表性。
根据这篇文章的估算，广州生养二胎成本高达近87万元，重庆和武汉生养二胎成本近73万元，南昌和潍坊要花五十多万元，就连玉溪也要花费将近四十万元。就这篇文章的抽样和估算情况看，在中国生养二胎直到本科毕业，大概孩子的每斤肉能值5000块钱吧。
而且这篇文章还是尽量往节省里计算的，要是算一胎可能花费还要多。所以在座各位只要被父母喂养到本科毕业，都是不折不扣的“千金之子”。
为什么说这篇文章的估算还是尽量俭省了呢？
在一些细节上，这篇文章还是没有完全节省，而是把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和不那么好的城市区别对待了，比如奶粉钱上估计广州、重庆和武汉多使用进口奶粉，南昌、潍坊和玉溪多使用国产奶粉。
但在另一些细节上，作者则是绞尽脑汁地节省，比如新生儿阶段的二孩在计算衣物支出时尽量使用一孩的衣服鞋子（真“穿旧了给你弟弟/妹妹穿”）。
作者还多次考虑了最理想的状态，比如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这样教育费用可以尽量压低——然而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怕是有位置不错的学区房，但买房并不计入养孩成本之中。假如这个孩子出生在广州，而且果真如此顺利，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那很可能住在越秀区，是个东山少爷或者西关小姐（大雾。这个最理想状态甚至延伸到了本科教育阶段，只考虑了本地上学的各项费用，并没有考虑到异地上学的交通费等费用。）
作者为了便于计算，也并没有考虑过在二胎的孩子成长的二十来年里的通货膨胀因素，以上估算都是建立在2015年的消费水平基础上的。其实按今天的物价来看，这个数字也最起码涨了10~20%了。
即便按照这样尽可能理想的状态计算，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生养二胎仍然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就以玉溪的40万为例，这意味着家长每年要对孩子投入2万元，换言之需要每个月净盈余1600元以上，这可真不是每个玉溪家庭都能做到的。何况还有一胎在前。
但我们也发现了估算的漏洞，那就是间接成本方面的估算，这篇文章的估算语焉不详，“根据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和权威媒体报道数据合理估算，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玉溪生养孩子的间接成本分别约为60000元、50000元、40000元、3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 。
这种定量估算比较粗略，而且也容易忽略间接成本究竟主要由谁来承担。
前途要紧，哪敢生孩子？
前面已经提到，论文作者认为间接成本包括生育二胎给父母带来的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机会成本、对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我们先考察一下生育孩子给父母带来的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机会成本。
根据杨菊华（2019）的《“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是否就业受婚育状态影响不显著，各类女性的就业比例都比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中断比例明显高得多。
这也符合我们的直观体验，一般来说生孩子很可能会让女性失业。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家务就是要由女人做，孩子就是要让女人带，雇主们会预期生孩子后的女性要会回归家庭，养育孩子，不敢用女性，更不敢用备孕或者已经生了孩子的女性。
而真的因为生孩子而回归家庭的女性其实也面临着糟糕的处境。在很多丈夫和公婆眼中，不工作的全职主妇就是终日无事可做。她们放弃了职业生涯独立的机会，去做家务，其贡献却往往是被忽略掉的。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那样，“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照顾孩子，女性压力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提到，“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在全民都参与劳动力大军的今天，女性争取到婚后工作，她们的解放也就能够实现一部分了。
这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我们经常能看到妻子一方的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家务劳动工作量。
贺光烨等（2018）在《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中指出，相比不工作的家庭成员，参与工作的家庭成员其家务劳动时间更短，“妻子挣得比丈夫多会显著增加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同时也会显著减少其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
谁多挣钱，谁就在家庭内部的支配地位上更有底气，这符合几乎所有人类组织的结构原理。
老油条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大学的班导师是位没什么科研成果的副教授，而师娘则是众所周知的某电信大厂在某地的销售总监。带孩子做家务就基本由副教授承担了——如果有学生不幸报考了他的研究生，那孩子会部分转移到学生身上。
但是，根据论文统计，每增加一个子女，妻子平均家务劳动时间还是会增加9分钟，这说明照顾下一代这方面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妻子一方承担的。
《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还把家人照料专门和家务劳动分开，结果发现，“有工作的丈夫比没有工作的丈夫日均照料家人少花30分钟。相应地，有工作的妻子则比没有工作的妻子大约花在照料家人上少1个小时”。但是，“相比与15岁以上子女同住的夫妻，与0-6岁的子女同住会显著增加妻子平均每天的照料时间约2小时，相比之下，丈夫的照料时间仅增加20分钟” 。
也就是说，尽管工作会让女性更大程度上摆脱部分家人照料任务，但在照料新生儿这项分工上，女性还是逃不掉。
而且在家人照料任务上，妻子照料家人的时间随其收入贡献的增加而减少; 但当其收入贡献占家庭收入的55%-60%之后，妻子花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随其收入贡献的增加反而增加。也就说是说，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挣钱越多，照料家人的任务就越少的。有些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大半的女性，反而在照料家人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这一微妙的变化，以贺光烨等人的解释，是一种“性别展示”模式，即“当妻子的收入相比丈夫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妻子会做更多的家务，目的是为了弥补其违反性别角色期待的行为”。
这里我不得不哀叹一声，原来一些女强人也还是要落入性别刻板印象的窠臼。
而这种性别展示对她的丈夫来说也是一种弥补，在收入不及女性状况下，可以通过让妻子做家务来挽回一点“面子”。
这种为了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而扭曲现实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很多优秀的女性自身条件再好也会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对象，原因也是要求对方符合性别角色期待——男的就应该比女的赚钱多，只是在这个例子里受害者变成了男性。
总之，女性在照料新生儿上承担了更多的义务，甚至连收入增加也难以让她们摆脱这种任务——生二胎的这项成本，大多是由女性承担。
别总是号召，您倒是出钱出力啊
照料新生儿的任务大部分应该要计入女性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中，这还是能够直观看到（尽管很容易被忽视）的。有些男性难以感同身受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则更难估计，也容易被忽视。
我们就先不提生育面临的生命危险，就提一些不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产后抑郁，就很难估算其影响。又比如很多男性都不知道，生育后女性会面临漏尿、痔疮、恶露不尽等问题，甚至会伴随一生。如果有女性读者朋友有更多生产方面的病痛，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在《基因工程给人用，科学底线何处寻》里，我是很支持人造子宫的研发的，因为它可以让人类摆脱怀孕与妊娠的痛苦。可是在它被发明之前，这种痛苦还是得由女性承担。
而随着公共服务在养育下一代这一任务中的逐渐退场，生育的基本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生育成本严重私人化。政府在养育下一代中的责任很多都转嫁到了私人领域，而且情况也在逐渐恶化。这种例子太多了，比如医学生都对儿科退避三舍，儿科医生缺口逐渐增大；又比如户口限制下外地子女在城市上学困难，极端情况下在北京打拼多年、开了公司缴了大量教育附加费的小老板子女都难以享受公立教育。
还有一部分公共服务被转嫁到企业身上，而企业也会在与员工博弈中更多地对女性员工不利，这就加剧了女性在职场上的负担。《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里就提到，多数企业普遍对生育保险制度采取消极态度，生育期间暂停发放薪酬，生育期间换岗，生育期间不提拔是常有的。
这还是女性可以去找仲裁甚至打官司的违法违规操作。企业单纯因为对女性生育问题的顾虑而在招聘时搞歧视这种事更常见，也基本无法追责，吃亏的是所有女性。
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生育前后想要兼顾职业发展，就必须早点回到公司上班，但是家中请月嫂照顾的话就会提高经济成本。如果辞职回家带娃，则会牺牲职业发展，而且根据上面的分析，其做家务的时间也会大大增长。少数的收入能占家庭收入60%以上的女强人，是指要在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同时，更多地担负起照料家人的任务，那真的就是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了。
当然以上讨论中，我们忘了说一个中国特色变量。
以现在国内较为通行的做法，部分育儿成本还可以转嫁到上一代身上，赵梦晗等（2019）就在《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中提到，无论是丈夫还是上一代，只要能够更多地分担家务劳动，女性就更有可能选择生育。只不过，随着上一代人年岁渐长，他们对小家庭的支持慢慢退场，家庭生育二胎的动力还是会进一步衰退。
女性在生育问题上，面临的是公共服务的大范围缺位，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转嫁，以及在家庭中的大部分照料新生儿任务。这还不包括生育对女性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潜在成本。这笔账很难量化，但我作为一个男性，还是倒吸一口冷气——我要是女性，究竟是要多强的生育动力才能让我想要孩子？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