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精神
许多从美国归来或尚未归来的中国籍访问学者，特别热衷于谈及美国的“大学精神”，并尤其习惯于强调这种大学精神对美国教育、乃至美国国力的长盛不衰，起到了何等重要的地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相当一部分热衷谈及美国大学精神的中国人，却往往吝于详谈这种精神的细节，仿佛精神真的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大而化之或纯“形而上”的东西。
其实美国的“大学精神”的确值得取法借鉴，但所谓“精神”并非纯抽象或理念的东西，而是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所组成的。
独立、质疑和广博
许多著名美国大学及大学教育家，都格外注重强调大学学术的独立性，以及在大学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习惯的重要性。
比如1993～2013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就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习惯独立思考，并学会如何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独立的结论是最重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任校长、教授都非常强调尊重师生的独立学术自由，这种对独立学术自由的尊重促使该校敢于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强调兼容并包，宽容对待被“另眼相看”的知名自然科学家，更令该校在60～70年代始终洋溢着反越战和反对种族歧视的自由主义气息。又比如“美国大学精神的最早提倡者”杜威（John Dewey）则强调“教育和民主主义密不可分”。
尊重独立性的出发点，是北美高等教育界、乃至整个北美社会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极端尊重（杜威名言“教育的目的只有人自身，父母和老师才会有目的”），可以说，年轻的美利坚正是依靠这种对个性的尊重和保护，才能在短短200多年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如果循规蹈矩地沿着“旧世界”大学的窠臼去走，就很难有今天这种跨越式的发展。
独立性绝不仅仅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纯精神”，而是渗透于大学生活、架构的各层面：教师、学者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意愿，在一定框架内选择自己的课题、研究方向和课程搭配，而不必过分受窠臼的拘束；学校的各级管理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各自的学科设置，选择教师和课本，安排教学大纲，校董一旦投票通过，通常就不会随意干预……独立性最宏观的体现，莫过于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法规和高校管理规则，而各州内部公立、私立和其它类别高校又各行其是，而最微观的体现，则是每个学生的成绩都是“独立”的——本人可以随便查，但不会作任何公示。
大学精神的独立性，具体表现为对质疑的鼓励和宽容。
前几年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卡耐基教育基金会在将纽约州立宾厄姆顿大学列为“研究活动最活跃的综合性大学”时曾不约而同地评论称，这所由社区学院发展起来、历史不过刚满半个世纪的年轻高等学府，之所以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所谓“公校常春藤”名校之一和学术活跃的研究型学府，对质疑的鼓励和宽容，对学术证明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今日美国报》2004年将该校列入“最具国际观的美国大学TOP5”，原因正在于该校不仅鼓励学术证明和质疑，甚至“内引外联”，当时该校1/5的在读博士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跨校学术交流，并吸引了大量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海外交流人才，这对于一所地方高等院校而言，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对质疑的鼓励并非提倡师生“钻牛角尖”、“抬杠”或“认死理”。正如莱文所言，大学里“最重要的是质疑，对任何事物、任何来源的信息都要先存疑，不管这些信息来自师长、同学或书本”，但“质疑的前提是学习，要提出有价值的质疑提问，就必须先积累足够多的背景信息”，许多美国教育家都强调，质疑的前提是掌握足够多、足够专业的背景和基础知识，掌握足够的数据和论据，唯如此，才谈得上有价值的独立思考和独立结论，惟有由可靠论点、论据和论证及完整论证链支持的质疑，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大学精神”——按照杜威的名言，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而要确保这一点，重要的就是“广博”。
美国大大小小的院校一方面强调专业性，另一方面也鼓励学生兼课、跨学科学习和研究，许多著名院校都设立了所谓“基本课程”、“核心课程”，并且在大一新生入校时就通过各种形式将这些信息交待给他们。比如在哈佛大学，不同学科、学术研究项目和校园内社团组织，都有各自推荐的“核心课程”，其特点都是尽可能围绕学生本专业，并广泛涉猎更多的边际学科和基础学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不会在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时头脑受到禁锢，并为学生们在专业学习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触类旁通和大胆假设、大胆质疑，提供坚实的基础。
精英与平权
许多华人学者谈及“美国大学精神”时酷爱引用一段“来路不明”的所谓“美国大学精神原版”——“使大学成为创造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场所。成为培养智者的地方。成为人类精神资源传递和知识创造的最佳学堂。成为一个充满创造和创新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熔炉。成为一个拒绝庸俗、坚持操守、努力用思想知识、精神呼唤社会良知，引导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然而不少质疑者指出，这些“大学精神主题词”并不符合美国的习惯，倘非某些好事者的“再创作”，则很可能源自欧洲的一些古老学府。
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学者在谈及美国大学精神真谛时，谈论更多的不是精英、智者之类精英教育的台词，而是强调培养更多的“公民”或“社会成员”。
如被公认为“美国大学精神源头活水”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英国19世纪教育家、神学家，“博雅教育”开山鼻祖）在其代表作《大学的理想》中开宗明义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而另一位美国大学精神理念形成期间的关键人物——杜威同样强调，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个性精神和合作团队精神的平民、公民，而非纯粹的精英。
强调平权、“培养平民”的大学精神，在大学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鼓励团队合作和协同精神。美国大学不论教学或科研，典型的形式是将项目层层分解成若干个小块，每个小块都交由多人组成的团队共同负责，如果条件允许，还会设立平行的团队相互竞争，以兼顾“争鸣”和“协同”，并提高效率和质量。在美国大学中，“独狼式学术”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受欢迎，因为在主流观点看来，当今社会不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分工都趋于明细化、专业化，单枪匹马地解决一个复杂问题即便可以做到，也绝对不足为训。
“平民和团队”的一个有趣表现是在体育方面：美国高校普遍重视体育，学校或学生间都以体育为荣，而在几乎每一所大学里，最受重视的体育团队都是需要协作、分工的集体项目，而“团队中的团队”则往往是明星效应最不突出、分工协作特色趋于极致的棒球。
“平权”精神的极致是立法：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通过“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试图让不同族裔“平等”分配高等教育名额，而这种“平等”思想的滥觞，则是奥巴马上台后加州的“SCA5风波”——2013年8月，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赫尔南德兹（Ed Hernandez）提出允许加州公立大学以族裔为录取考量的“平权法”原则，即SCA5教育平权修宪提案，并在2014年1月在加州参院获得通过。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不断强调“培养公民”、“平权”的美国大学精神，何以在现实中常常表现成“鼓励精英”？
这是与二战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身为世界第一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大国的美国为确保其在各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就势必要加大科技、教育和人才方面的投入，并建立人才竞争、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这就促使各大学一方面要不断强调“培养公民”、“平权”的原则、理想，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顺应现实，通过加大软硬件投入、引入竞争和鼓励研究等手段，在事实上实行不同程度的精英教育，而所有这些又意味着名校和普通高校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和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如此一来，“培养平民的大学精神”和“培养精英的大学实际”间出现了很大的反差——大到足以让一些蜻蜓点水的旁观者误以为后者才是“美国大学精神”的地步。
此外，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此后长达30多年学术和经济界的主流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权教育”理念被许多人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权”而受到抵制，如当年的“平权法案”本意是鼓励族裔平等，但华裔觉得自己成绩好但获得名额过低，而黑人、西班牙裔则觉得亚洲人占据的名额太多，都不满意，结果1996年亚裔比例较高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209法案，禁止在雇佣公务员、签订公共服务合同和公共教育中考虑种族、性别、肤色、国籍等因素，事实上废除了平权法案中按族裔分配大学名额的规定，本人有西班牙裔血统的赫尔南德兹一手促成SCA5的通过，但这项“平权”很快遭到加州教育界和经济界的激烈反弹，结果仅“存活”两个月便不得不以自动撤回提案而黯然收场。
大学精神的迷失
尽管美国大学精神有许多足资取法之处，但近年来仍有不少美国本土学者对“大学精神的迷失”表示忧虑。
2014年，学者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其新著College： What It Was and Should Be中不无担忧地指出，由于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尤其短期回报效益），美国大学不断压缩人文学科、课目和基础长线学科，增加“应景”学科和课目；为了增收节支，美国高校不断在本科实行扩招，又不断降低教师门槛，以便用有限的经费去应付不断膨胀的教学要求；为了加快教学、研究产业化进程，原本美国大学引以为傲的“核心课程”在缩水，许多师生无心专业研究、学习，而匆匆投入“产业开发”和“创业”行列——就更不用说在边际学科上花更多时间了。
德尔班科指出，由于扩招，大学生毕业后的市场竞争力急遽下降，这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将“大学精神”放在一边，而在事实上把“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好饭碗”当作自己整个大学生涯的“核心课程”；同样由于扩招，名气大、资源充足的“常春藤”（尤其私立“常春藤”）等名校可以依旧保持传统特色，更可以做到“注水的同时注酒”，保持教学、科研质量不下降，并因此得以把门槛（学费、入学条件）抬得更高，从而造成如德尔班科所言“耶鲁新生非富即贵，几乎与（普通家庭子弟所上的）公校毕业生绝缘”和“中国学霸承包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硕士”等现象——而如前文所述，这些都与真正的美国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作者：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