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富豪的末日求生保险
导语：生存主义者的道理在超级富豪的圈子里悄然萌生，背后则是这个灾难时代不同阶级的冲突与矛盾。
33岁的史蒂芬·霍夫曼是国外知名网站红迪网的创始人和C.E.O，他的身价约在6亿美元左右。带着眼镜的霍夫曼在去年终于决定，将自己的近视眼通过外科手术矫正视力，而手术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方便或者美观，而是为了在末日或者灾难时提升自己的求生几率。“无论天灾还是人祸，眼镜都太碍事了，如果没有眼镜也许我活不过第二天。”霍夫曼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生存主义者。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行为只是“纯爷们程序员”的娱乐，一种迷恋装备的现实科幻，但对于霍夫曼这样的生存主义者来说，这是他们悉心筹备了多年的事情。“自从我看了电影《天地大冲撞》之后，每個人都想逃难，但是交通堵塞却让他们寸步难行。那个场景刚好是在我高中附近拍摄的。每次我开车经过那段路的时候都会想，我得买一辆摩托车，因为开车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霍夫曼也是火人节的常客——这场盛会每年都会在内华达沙漠举行，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商业巨头都能参与其中，他们在这里甚至不需要穿衣服。他尤其喜欢火人节的一条核心原则——完全的自力更生。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乐意帮助他人，但不希望请求他人”。在外人看来，生存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很像杀人亡命的逃犯或迫害妄想症患者，但实际上有很大不同。生存主义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最大化个人或群体的生存概率，持这种论调的人被称为生存主义者。
这些年来，霍夫曼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局的稳定，以及爆发大规模动乱的风险。“当体制发生崩溃后，紧接着执行就会出问题。” 生存主义者的博客把这种状况叫做W.R.O.L，即“无法无天”状态（without rule of law）。霍夫曼越来越相信，现代生活是建立在脆弱的共识之上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正常运转，我们手中的货币是有价值的，权力会被和平地交接——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之所以能正常运转，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没问题。虽然我也认同它们抵御灾难的能力很强，而且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灾难，但我们以后要经历的灾难只会更多。”生存主义所设想的灾害和胁迫，比如核战争、地震和海啸，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发生的概率很低。“为此我在家里存放了大量的食物，弹药，一辆摩托车，还有用不完的手纸。若是真的有这么一天，也许我可以在家里躲避一段时日。”
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大量野外生存器械小型化、普及化，生存主义变得更加容易操作，对日常生活的质量的影响也更小了。通常生存主义者会在住处精心准备可以供家人独立生存的设施，视出行地点携带一定规模的求生装备、适量的食物。也许这些所谓的生存主义者看上去都很可笑，然而在美国的硅谷和纽约却成为了生存主义的根据地，而且近些年来生存主义者的队伍还在不断的扩大，其中有工程师，白领，以及很多高学历的知识份子，更不乏的是那些富人。
生存主义者的小圈子
住在旧金山的安东尼·马丁内斯是一位前脸书的产品经理，他在太平洋的西北部的海岸线边上购买了5英亩的一座岛屿。“去年春天的总统大选揭露了美国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当社会丢掉应有的秩序时，一切将变得混乱。一处远离城市但又不是绝对隔离的庇护所是非常有必要的。到时候不会有什么救世主来拯救你，一切只有靠自己。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一直如履薄冰。” 马丁内斯说道。
当马丁内斯将自己的“求生岛屿计划”和港口的生存主义工程师分享之后，他们为马丁内斯采购了大量的发电机以及太阳能电池板，首先确保自己岛屿的能源系统能够独立运行。随后这些工程师为马丁内斯建造了一个直升机平台，并且配备一架时刻装满油的直升机。当然还有自带空气过滤系统的地堡也都在建设之中。“讨论和确定岛屿的建设方案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采购什么样的防毒面具，以及山地摩托的数量等等。我的很多朋友也都在为‘末日’囤积弹药以及黄金，这些现象已经变得很普遍了。”
蒂姆·张是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的华裔执行经理，他也是一位生存主义者。“我们自己的求生小圈子经常会线下聚会，在餐后我们也会讨论‘末日’后的准备工作以及金融方面的问题。例如投资比特币和一些加密货币，如何获得自己的第二个护照，或者在其他国家自己的度假庄园能否成为避难所等等话题。我也可以坦白说：我现在就在囤积房产，这不仅是为了增加我的被动收入，也是为了可以有避难的地方。” 张和他的妻子甚至为他们4岁大的女儿也准备一个求生背包，里面早已存放好了逃跑用的一些必要品。
近几年，生存主义已经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之中。2012 年，国家地理频道推出了真人秀节目《末日准备者》，其中记录了各位参加者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的情况。节目在首集播出时就吸引了超过四百万观众，到第一季结束时，它成为了该频道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节目。甚至在一系列的“末日准备”展销会上，参会者可以学到伤口缝合知识，他们会教你使用猪蹄来练习，还有机会与电视生存节目《生存与恐惧》的明星合照留念。
一项由国家地理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40% 的美国人都相信储备物资或者建造防空洞会比养老保险更有投资价值。末日准备者在网上的讨论话题从相对正常的“妈妈在社会动乱时期应该怎么做”到更为恐怖的“怎么通过吃松树活下来”，什么类型都有。
到底有多少美国富人正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有时，这个话题会在毫无预料之下被提及。霍夫曼回忆起有次他跟朋友说想去新西兰一趟，“哦，你是要去买‘末日保险’吗？”这位朋友问他。“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霍夫曼说道。他后来发现，新西兰是人们购置末日避难所的胜地。“如果你说要在新西兰买房，这就相当于是一句暗号。一旦双方把暗号对上了，那么大家就会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我认识一个出售废弃洲际弹道发射井的经纪人，它们都做过了防核打击的加固，感觉住在里面挺靠谱的。’”霍夫曼大概估计了一下有多少亿万富豪已经购置某种形式的“末日保险”，“我猜有一半以上，无论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他继续说道，“但其实这就相当于买了一座度假别墅。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我想他们大可以说自己是在为自己害怕的东西未雨绸缪而已。我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谨慎的。”
霍夫曼提到了俄罗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络攻击，还有去年北美和西欧发生的黑客事件，导致了大范围的网络瘫痪，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体系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的食物供应取决于GPS、物流和天气预报。而这些系统都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互联网又离不开域名服务器。当你逐一去了解各种风险因素时，你会发现很多因素是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后你就会问，‘这个东西在未来十年崩溃的概率有多少？’或者反过来说‘未来五十年什么东西都不会崩溃的概率有多少？’”
被反对的生存主义
生存主义变得流行的一个迹象就是开始有人站出来反对它。马克斯·列夫琴是 PayPal 和借贷创业公司 Affirm 的创始人，他说道“这是我不喜欢生存主义者的地方之一，他们总感觉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即使犯了错，最终也能幸免于难。”对于列夫琴来说，为末日生存做准备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他总是会在聚会上打断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通常会这样问他们，‘你说你担心流浪汉的生活水平，那么你给你家附近的流浪汉收容所捐过多少钱？’我认为这种状况主要还是跟收入差距有关。所有其他形式的恐惧都是人为造成的。”在列夫琴看来，人们现在应当把金钱投入到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之上。“目前我们正处于一個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很多人都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不让经济发生衰退，而不是去担心之后的问题。”
在美国的另一端，类似的尴尬对话也在一些金融圈子里展开。罗伯特·杜格曾经做过金融行业的说客，后来在 1993 年成为了全球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人们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抗这种恐惧。大家知道唯一的真正答案就是解决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人捐款做善事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投资各种各样的逃难方案。
杜格回忆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晚宴，当时正值9·11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过后。“一群百万富翁和几个亿万富翁在一起想象美国末日时的场景，讨论他们到那时会怎么做。大多数人会选择开飞机带着家人逃到西部的牧场或位于其他国家的住宅。”杜格说有一位宾客对此表示质疑。“他倾身问道，‘你们要带上飞行员的家人吗？还有那些负责飞机维护的人呢？如果闹革命的人要闯进家门了，你们要带走多少跟你们有关系的人？’在他的不断质疑过后，最后大家都承认自己最后逃不掉。”
可是，这种对世界末日的执念是如何在当代流行起来的？按照通常的理解，富人们应该比谁都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才对。这两种想法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实则不然。技术世界鼓励人们畅想各种不同未来的能力。杜格说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容易会陷入无限的想象，最后到达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个极端。” 这种想象既可以产生绝对的乐观，比如人体冷冻术的风潮，人们选择在自己死亡后将尸体冷冻起来，希望未来的科技可以复活他们;也有可能会让人们看到凄凉的景象。“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在乐观与惊恐之间不断摇摆。”
变由严重收入不均引起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都开始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25 位对冲基金经理赚的钱比全美国幼儿园老师加起来的还要多。”杜格希望富人们可以在金钱上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在面对政策变化时，他们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去年 12 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份新的分析报告，他们发现，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从 1970 年代起便与经济增长完全无关。大约有 1 .17 亿人平均挣的钱和他们在 1980 年挣的没有差别，而最富有的 1% 的收入则翻了将近 3 倍。这个差距相当于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如果我们的收入分配更平均一些，有更多资金和精力被投入到公共教育系统、公园和休憩场所、艺术和医疗健康这些领域，那么社会上的问题将会被大大减少。但是大部分这些设施都已经被我们拆除了。”富人们在为未来的生存做准备，而普通人则在为现在生存而发愁。“为什么那些在别人眼中的权贵会显得如此恐惧？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也是令人费解的。你看到的这些最擅长预测未来、拥有最多资源，并因此创造了最多财富的人，现在却成为了最忙于准备带着降落伞跳下飞机的人。”
最后的末日地堡
在堪萨斯威奇托市荒无人烟的郊区，有一座巨型不锈钢防爆闸门，而门前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警卫，他手里握着一把半自动来福枪。这里是属于拉里·霍尔的“末日求生公寓”，霍尔大概在十年前产生了这个项目的想法，为什么不为富人们造一个末日公寓，让他们来买单呢？2008年，他花了 30 万美元买下了那座发射井，并在 2012 年 12 月完成对它的改造工程，总共投资将近两亿美元。他在那里建了 12 套私人公寓：全层套间的标价为 300 万美元，半层套间的价格则减半。他说所有公寓都卖出去了，除了一间留给自己的。
这是一座 15 层的豪华公寓建筑，建于一个阿特拉斯（Atlas）导弹的地下发射井之中。这个设施曾在 1961 到 1965 年间存放过一颗被淘汰的核弹头。在这个原本为了抵御前苏联核威胁而建造的设施上，霍尔树立了一堵隔离新时代恐惧的围墙。“这里能让最有钱的人感到真正的放松，他们可以在这里随意走动，因为他们知道外边有武装警卫把守，可以放心让孩子们奔跑打闹。”
大多末日生存主义者都没有这样的地堡，加固避难所的建造成本和难度都非常高。在被霍尔改建之前，这座发射井原本是美国陆军工程部为了抵御核打击而建造的。它内部储存的食物和燃料可供 75 人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生存五年。这里有用鱼缸养殖的罗非鱼，在生长灯下种植的蔬菜，加上可再生能源，一切都可以自给自足。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装备有高至 50 口径的子弹特警队装甲车Pit-Bull VX，可以会接上方圆 400 英里内的业主。有私人飞机的住客可以在 30 英里外的萨莱纳降落。
“陆军工程部已经将最困难的选址工作完成了。他们考察过这里的海拔高度、地震学研究记录，还有离大规模人口聚居地有多远。” 霍尔说道。在车库下方，是生活休息室，里面有一个石造壁炉，旁边还设有用餐区和厨房。这里的晚餐有牛排、烤土豆和沙拉，肉类都是密封的罐头食品。而房间内摆放的台球桌、不锈钢家具、真皮沙发，给人一种置身于滑雪公寓的感觉，只是这里没有窗户。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霍尔还参考了游轮的设计。
霍尔说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是如何维持地下的生活。他研究过如何避免产生抑郁，为此增加了更多的灯光照明;预防驻守人员形成派系，需要轮流做家务;以及如何模拟正常的地面生活。在住户个人的公寓里，墙壁上装安装了多个 LED“窗户”，它们会实时播放发射井上方的草原视频，当然也可以选择播放松树林或其他景色的视频。一位来自纽约的意向住户甚至想要看到纽约中央公园的画面，一年四季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象，还要听到那里的声音，比如出租车的鸣笛声。
而部分生存主义者指责霍尔这样做是在给富人建造一座专属的避难所，并扬言要在灾难发生时夺取这座堡垒。霍尔则挥手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们可以随意朝这里开火。但是这里的守卫在必要时会开枪回击，我们还有专门的狙击位。当然，希望永远不要有那一天的到来。”
比起世界脆弱的一面，人们更愿意看到它的抗打击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世界撑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且没有引起社会暴动;埃博拉病毒在没有造成大规模感染之前就被战胜了;日本在经历过海啸和核危机之后仍然没有倒下。当大家共同面对问题寻求解决方法时，“应该怎么保护我和我的财产？”这种问题是很容易想到的。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文明能够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直延续下去会怎样？如果它可以一直蒸蒸日上，我们该做什么？”
作者：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