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 不止有菊与刀
谈起日本文化，不少国人会本能地立即联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代表作《菊与刀》，并且习惯性地将这种“矛盾的文化特性”当作日本文化的“主题词”。
本尼迪克特当年是“带着任务”写这部书的，《菊与刀》实际上是一部“敌情汇总”，其对日本文化的探究、概括，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具有相当参考价值。但必须看到，作者虽是大学者，却并非以研究东方文化见长，作为日本的近邻，如果我們也同样仅仅用“菊与刀”来概括其文化，就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
精致与“凑合”
许多人都说，日本是个精致的国家，无论是繁琐考究的和服，还是规矩森严的茶道，是“一期一会”的郑重，还是寻常家庭送往迎来的礼仪，都透着那么一股“讲究”的气息。
这种精致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对细节的讲究，日本文化产品不论影视、动漫，在小细节上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一个不起眼的道具，一个连台词都没有的龙套，都会反复斟酌。许多喜欢日本历史文化的朋友都有“追大河剧”的传统，这个延续几十年的NHK“镇台系列剧”对日本历史、民俗、文化掌故细节挖掘之深，还原之不遗余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精致也体现在服务业方面。不论在任何时期，服务业都是日本引以为傲的招牌，很多如今被视为“标配”的酒店服务项目，如客房里的睡衣、为顾客准备的伞套和备用雨伞，都是日本人首先普及的，曾脍炙人口的“宝石箱”故事（某日本牛奶公司在跻身冰激凌市场后为照顾到顾客食用重奶型冰激凌后易口渴的需要，在冰激凌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碎冰粒），则更是精致与精明的完美结合。这种精致不仅表现在“物”，也表现在人，和日本窗口企业打过交道的朋友，大多会对对方工作人员思维之缜密、细致，对顾客需求考虑之周详，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种精致同样体现在制造业上。曾有一位家族中长辈（资深电子工程师）在闲聊中谈及“日本原装”和“组装”电子产品何以使用完全相同的材料、设备、工艺和技术，质量上却有很大差异时言简意赅地说：“人的手艺和讲究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就必然不一样”。从锻造日本刀的时代开始，日本匠人就对工序、工艺和材料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种文化传统在制造业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有国人将之概括为“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窃以为是恰如其分的。
但“精致”只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日本文化也有“凑合”的一面。
比如和服、日本刀这种典型的精巧文化代表，却又有简易和服、粗制打刀这样的粗糙代用品;最讲究的和式定食、茶道繁琐无比，梅子饭、蒸青茶之类“快食”又简单到令洋快餐都瞠目结舌;和歌、汉诗固然麻烦精巧，俳句却是粗通文墨就能随口成篇……有人曾戏言，几乎每一种最精巧的日本文化元素，都有其“粗头乱服”的代用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点不假。制造业也同样如此：日本不仅有“工匠精神”，同样有“凑合传统”，如果说，二战后期那些粗制滥造的军事装备是不得已为之，那么战后日本两个著名产业——汽车制造和家电，却涌现出“能少用一颗铆钉就不多用一颗”的丰田，和“保修期内绝对不坏、过了保修期立即就坏”的松下这样的“代表作”，就绝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另一种和“工匠精神”并行不悖的制造业文化——“机械精神”。这种“凑合”并非文化糟粕，恰相反，是一种适应市场、适应环境、适应竞争的务实态度。如果我们在学习日本产业文化时只借鉴“工匠精神”，而忽略了同样、甚至在当今时代更加重要的“机械精神”，就会“跑偏”。
精巧并非都是好的，二战后一些军事学者就指出，日本将领、幕僚在制订战略战术时过于精巧、过于抠细节，恨不得一切都在预案中，结果临战一遇变化便措手不及、不知所措。日本学者们在参观美国“阿波罗计划”后也曾感慨称，这个计划中并没有什么日本无法突破的技术难关，但日本绝不可能完成它，因为“太精巧的思维往往只见细节，不见全局”。
同样，“凑合”也未必都不好。丰田是战后日本制造业领域最出名、最成功，成功维系时间最长的品牌，但这个品牌恰以“善于凑合”著称，这绝非偶然。
作为近邻，我们要全面看待日本文化在这方面的长短利钝，并结合自身情况加以“接种”，而绝不能以偏概全，只学“半套”。
认真、坚忍、勤劳
日本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这不仅体现在其工作态度上，也体现在其文献、档案记载和保留的完整上，笔者是历史爱好者，每次查询日本方面的记载、数据，都会惊叹于其纪录之全面、保存之完备、检索之方便。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历史同好介绍称，上至军队部分队、学校院系，下至看似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店铺，都能找到完整的“家谱”，许多这类纪录都经过反复修订，数据翔实，图文并茂。
日本人之坚忍则众口皆碑，二战结束后，一些残留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残兵败将在极其艰苦闭塞的环境下可以坚持十几年、几十年，战后日本民众可以在一片废墟中创造“东京奇迹”，靠的同样是坚忍。“日本人吃得苦”是举世皆知的“常识”，笔者在非洲工作多年，曾结识过一些汽车销售的当地朋友，他们告诉我，原本在当地毫无基础、且最初被他们预言“不服水土”的丰田汽车，正是依靠密如蛛网的日本终端，和终端工作人员“能忍受一切他人不能忍”的毅力，才后来居上，战胜诸多树大根深“地头蛇”，成为非洲第一热销汽车品牌的。
“吃苦”和“耐劳”是相伴相生的，日本人的文化元素里同样包含了“勤劳”一词，“月月火水木金金”曾被批判为“军国主义思想”，但实际上这种工作态度贯穿于许多日本著名综合商社的日常，“加班文化”、“办公室励志”等在日本一度流行蔓延，绝非偶然，而因一部电视剧红遍中国的《阿信》，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化面貌。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正所谓过犹不及，认真、坚忍和勤劳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变成刻板、顽固和“过劳”，曾有一位久居日本的商人朋友在解读日本所谓“上班族酒后失態文化”（原话是“喝酒前衣冠楚楚文雅礼貌，三杯下肚就完全成了个厚脸皮的中年猥琐男”）时，就曾将之归咎于“过劳文化”给员工造成巨大压力，促使其在下班后寻找“出格”的放松和刺激。一些精明的日本商家推出“代客受气”、“代客道歉”之类服务，也正是看准了这其中的商机。
强调吃苦耐劳、强调“一切皆有可能”，就很容易将精神意志力的作用提到不切实际的地步，这在战争年代曾刺激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以卵击石，最终自食其果，在战后和平年代则催生了一些滑稽可笑的所谓“推销员文化”、“团建程式”。国内某些机构、个人在借鉴日本文化优点时，将这种过犹不及、片面强调意志精神和夸大程式主义作用的文化一并照搬照抄，是很不明智的。
还应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日本人的社会文化也会相应改变。我们不能只看到“阿信”是“日本土产”，也要看到“御宅族”同样是“日本制造”，刻舟求剑地看待、评价日本文化，是很容易“走眼”的。
传统、阶层和荣誉感
日本是个讲究传统、阶层和荣誉感的国度，并且随时随地将之通过各种程式、符号加以演绎、固化和强化。
许多喜欢看二战影片的国人都会发现，表现日本海军生活的片段中，日本舰上军官几乎都吃西餐，这正是所谓“传统”的体现。日本有发达的纹章文化，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也有自己的家纹，而每个家纹都有其出处、讲究，如果乱来会遭到耻笑。日本内阁宣誓就职时都会穿着西洋式大礼服，这个在欧洲政坛都已近乎绝迹的“舶来传统”，同样是日本“荣誉文化”的折射。
尽管战后日本废除了贵族制度和等级制，但阶层观念非但未曾绝迹，反倒进一步固化：战后日本政坛除两三个短暂的间歇期，几乎都被门阀政治所垄断，各大财阀的背后也同样是传统的大家族。在本应最有活力的中层精英界，“校友会”和“棒球联谊”形成一种独特的排外“圈子文化”，“上的什么大学”成为继“出身什么家族”后又一道决定年轻人前途命运的“生死符”。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中“教授的儿子不能娶副教授的女儿否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种自然流露的观念，曾让当时崇尚平等的国人十分诧异，如今几十年过去，今天的日剧虽花样翻新，但这种旧观念有时仍阴魂不散。
重视传统、讲究荣誉是柄双刃剑，既有维护社会道德、凝聚人心和催人向上的一面，也有令人固步自封、制约社会进步的一面。当今中国也开始强调“挖掘传统美德”，但同样出现了泥沙俱下、甚至专取糟粕的现象，这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过分讲究荣誉也并非没有副作用。日本虽是个严谨的民族，却爆出过几个重大的学术造假丑闻（如著名的藤村新一伪造旧石器并以此篡改日本上古史使之“更悠久”的轶事，以及轰动世界的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事件，等等），而在家谱、战史之类“小细节”上造假自炫，则更近乎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历史和民俗学研究躲不开的“毒瘤”。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取法时需要注意的，也是值得我们引为自省镜鉴的。
没有创造性么？
除了“菊与刀”，另一个近乎刻板的印象，是“日本文化缺乏创造性”、“日本文化是一种模仿的文化”，真的如此么？
认真地说，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早在古代，日本在模仿外国时就不乏创造性：取法中国唐长安城建造平安京、奈良京，连街道数量（南北十四条、东西十一条）、街市名称（都有朱雀大街和东西两市）都照搬照抄，却并未引进唐长安城最明显的标志——城墙，因为日本特殊体制决定了皇家根本无需靠城墙保护;引进西洋火枪（种子岛枪）时，模仿对象原本是葡萄牙水手随船携带、便携式的短枪，日本工匠创造性地将枪管拉长，造出了可以用于远程作战的长枪;战国时代的日本大名前田利家，还借鉴西洋甜食的特点，创造出至今脍炙人口的“和式洋食”金平糖。
近现代日本的创造性火花也不乏其例。如果说二战时“非驴非马”的航空战列舰是“误入歧途”的狂想，那么战后一系列和当代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有形、无形产品，则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今天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方便面（发明人日本籍中国台湾人安藤百福）、卡拉OK（发明人日本音乐家井上大佑）、可更换卡带的家用电子游戏机（任天堂）、普及的动漫、对抗式电视综艺节目……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
武断地将他国文化概括为“缺乏创造性”本身，就是“缺乏创造性”的。
了解与输出
毋庸讳言，日本的许多文化元素是“拿来”的，但国家、社会和人一样，胃口是有其极限的，什么要拿、什么不要拿或可少拿，是需要通过了解才能得知的。这种需要孕育了日本文化中善于了解、不惜花费力气搜集情报的特点。
哪怕仅仅通过流行文化去接触日本也不难发现，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熟悉、了解程度是相当惊人的，而稍稍涉猎日本历史、传统文化或社会学的朋友，又会惊叹于日本各界对中国历史、文学、建筑、器物、典章制度、历史掌故等的“消化吸收”，1986年，笔者的妹妹随江苏省青少年文化代表团访日，带回一张当年的《中日新闻》，里面刊出当时日本高三会考的语文题（注意是日文，不是中文），其中竟有完整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分析理解，而这篇古文当时许多中国中学生都没看过。
日本人对周边的了解、情报搜集力度之大，是许多国人难以想象的，笔者认识的一位抗战老兵当年曾感慨“日本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中国地图，比发下来的还准”，而日本人通过公开报道信息准确分析出大庆油田具体方位的事实，则让人们领略了这种“偷窥文化”的可怕一面。
日本是一个曾几次侵略过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之初帮助了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相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们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有同等深刻的认识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
日本又是个十分注重文化输出的国度，以动漫为例，日本人十分注重通过动漫形象推销日本的文化形象和符号元素，日本官方则很注重借此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曾任首相、现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本人就是个“机器猫迷”，在他任首相期间，日本外务省曾公开表示，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全力推广日本动漫和其它流行文化，以改善日本在亚太各国的形象。
与日本相比，中国在文化推广方面花钱、用力不少，效果却未必更强。两相比较，中国又何尝没有学习、借鉴的地方？
作者：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