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又优雅的战争史诗
《桂河大桥》这部撼人腑肺的反战题材与艺术质量较高的影片，令人痛苦而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及破坏力，它堪称电影史上最曲折、最深刻的战争题材电影。
没有人会惊讶，当克里斯托弗·诺兰提及自己二战巨作《敦刻尔克》的灵感来源时，最先想到的英国导演便是大卫·里恩。而里恩之所以在这个年代还会被人铭记，凭的正是以《阿拉伯的劳伦斯》为代表的一部部史诗巨作，仿佛他天生是为了鸿篇巨制而生。
在他执导《桂河大桥》之前，年近五十的里恩虽然在履历簿上已有《远大前程》《相见恨晚》等佳作，却从未执导过史诗大片。于是，如果没有《桂河大桥》这部波澜壮阔的二战史诗，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让里恩登上顶峰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日瓦找医生》。整整60年前上映的《桂河大桥》，不只标志着一部史诗电影的诞生，更标志着一位史诗级导演的诞生。
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
影片的开场很直接，这似乎是一场日军与被俘英军之间的冲突。野蛮还是文明，这是个问题。
这部电影，因为真正的冲突并不是与具体的人或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大卫·里恩一直在试图避免人们落入他的陷阱里。他想让观众注意到，无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他们首先应该是“人”，他们有共性，其次才是特性。电影里有一处细节可以说明这点，逃走的最后一个日军士兵被干掉后，镜头在一张日军士兵落下的照片上停留了几秒，以让观众看清楚照片上的人。这短暂的几秒足以让观众的思绪从情节中暂时走开，停下来思考，倒下来是敌人，但也只是敌人，他有家人，有自己爱的人，他是有感情的人。而战争让这一切不再重要，无论他是谁，孩子的父亲或是父母的儿子，你都要把他当成目标而不是人。加拿大人与日本士兵正面遭遇时的不知所措，也是电影想表现的矛盾之一，加拿大小伙心地善良，他不是怯懦，从他第二次与日军遭遇时的表现就能看出。那次，他就毫无犹豫地上前干掉了日军上校，而这次，他能做到毫不犹豫地杀人，因为他是从背后而不是正面，敌人不再是活生生面对自己的人，不会让他产生丝毫同情心。此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当讨论选择炸桥任务的人选时，希尔兹同意加拿大人的参加，他的理由之一竟然是这样可以让队伍国际化点，他或许有点恶搞。或许也在暗示我们，这些人来自哪个国家不值得我们去注意，这部电影并不是在比较英国人、美国人或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区别在哪。如果我们能跳出表面的特性，才能看到深处里的共性，那么，也只有首先要看到共性，才能看到真正特性或者实质。
于是，表现在尼尔森上校和希尔兹身上特性之间的矛盾，是电影的主线，也是电影真正的冲突点。对尼尔森来说，再没有什么比rule、law、principle更重要的，不仅自己不怕死，其他士兵的性命他也可以放弃，所以，日军上校以关闭医院来要挟他屈服这招，在他身上一点也不灵。而对希尔兹，则恰恰相反，别说什么法律了，就算是军事任务，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一起执行炸桥任务的英军上尉受伤，就算命令希尔兹放弃自己执行任务，希尔兹也不服从。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个性的人并没有太多对手戏，他们只在电影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碰过面，但只是简单一带而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显性而是隐性的，导演其实有意安排的一场二人之间的“暗战”，这二人浑然不觉，观众也不一定能发现得了。
可以说，这场暗战以希尔兹的出逃和回来炸桥为划分，分出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尼尔森与希尔兹在关于逃跑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希尔兹圆滑世故，在俘虏营里混得还不算太糟，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他主张，一定要想办法逃走才能活命。尼尔森凡事坚持原则，分析问题讲究逻辑和法律。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既然决定投降的命令是上级作出的，如果逃跑就违反了这一命令。这次小小的分歧虽没有大的风波，却将二人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一问题上，他们的出发点就完全不同，一个从生存的需要出发，另一个则处处讲法律，讲原则。
第一回合里，尼尔森的坚持原则在这种特殊境遇下似乎很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有点愚蠢。他不光不打算逃跑，还非要跟日军上校讲什么《日内瓦公约》，坚持要求日军执行长官不参加劳动的规定。为此，他受尽苦头，险些丧命。为了得到不干活的长官待遇值得他这么不要命吗？甚至，不惜搭上其他士兵的性命。但原则就是原则，“lt iS principle”是尼尔森最爱说的一句话。即使如此，尼尔森的倔强却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支持。那次分歧后，仅有一名士兵跟着希尔兹逃跑，而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最后，尼尔森看似愚蠢的行为战胜了日军的野蛮，他不光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待遇，還为俘虏们赢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大大减少了俘虏营的死亡率。相比之下，希尔兹的第一回合则要逊很多，出逃的三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虎口脱险，逃出丛林更让他九死一生。这一轮，尼尔森与希尔兹的暗战比分1：0。
接下来，第二轮里，希尔兹成功出逃，脱离险境，却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回到日军俘虏营并炸掉桂河大桥。此时，留在俘虏营的尼尔森身体刚恢复好，就决定好好整顿一下下属，不仅能鼓舞士气，也为了他们能修好大桥。而他打算帮助日军修桥的决定让军医斯里普顿吃惊不已，能老老实实干活就算对得起敌人了，可尼尔森的行为就太过头了。他不仅要造桥，而且要造一座好桥，尼尔森似乎忘记了他是在帮谁造桥。对此，尼尔森有番理论，他对军医说，你给病人做手术时会不会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呢？医生被他的反驳弄得无话可说。对尼尔森而言，哪怕处在战争中，也不能背弃自己的人生信条，如果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这里或许关乎职业道德、人的名誉和个人品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是尼尔森一直以来就秉持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战争或对方是敌人而放弃，应该说，这就是社会道德。
说到这儿，尼尔森与希尔兹之间的不同特性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对于二人所代表的这种矛盾，我更愿意称之为是一种“个体存在的内在矛盾”，只不过在二人身上这种特性被放大了一些而已。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一方面，个体要为个体本身的生存而付出，我们称之为“自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个体也要为整体的生存而付出，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我们称之为“无私”的一面。这里，我用的是引号，意思是这两个词的使用并不带感性色彩，也无意贴上或好或坏的标签，只是为了说明而用。举个例子，你有生理反应，比如打喷嚏或打嗝，出于健康考虑，你这么肆无忌惮的反应一下无可厚非，但如果你周围有人，你就不得不收敛许多，搞不好还要不顾及健康因素而努力憋住。为什么？因为你大公无私，怕损害别人的利益吗？不，因为你和尼尔森上校一样，受制于社会的某种规则、法律或道德要求，自然会这么做，不去问理由。同样，尼尔森算不上无私，俘虏营的士兵待遇提高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坚持所谓的原则。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但不幸的是，他也失败了。当他将坚持过了头，终于忘记了些什么时，他所秉持的到最后竟成了他所反对的。“What I have done？”尼尔森说出最后一句话时，是否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在我看来，他是太投入修桥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谁了。第二轮里，二人的再次碰面让彼此吃惊不小，电影却只安排一句了极为简单的台词，那就是“You”。这一会面意味深长，又极富戏剧性，我认为，这正是电影的经典之处。这一次二人的碰面，不仅让尼尔森幡然醒悟。同时，也让观众对二者的不同之处足以明了于心，表面上，希尔兹虽显得圆滑世故、总是服从于本能而不循于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教条，可在关键时刻，他却能同样不惜生命为了正确的选择；而尼尔森，他只知道誓死捍卫他的原则外，并不会真正思考这些原则背后的意义。正如希尔兹对负伤的英军上尉所言，什么所谓的军事任务也好，狗屁命令也好，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战争让人忘却了人性，只让人记住仇恨，为的只是博一个输赢，为此，千千万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又有几人能像尼尔森上校一样最后幡然醒悟，问一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了什么？
疯狂又优雅的古典史诗
《桂河大桥》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复杂性。它有多线的叙事，多重视角的展示，以及多组的人物关系。在叙事上，尼尔森上校带领战俘建造大桥，与希尔兹的逃脱与返回，构成了两条平行线索。而在人物视角上，尼尔森视角下的战争简化成了遵守日本人的规章，继而又演变成了固执地建造大桥；希尔兹的视角则展现了战争的荒诞，他为了逃脱差点付出生命代价，最后却不得不返回原处；在日军军官佐藤的视角下，随着桂河大桥的顺利修建，他在尼尔森面前曾经的威严，却转变成了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比自己强大的耻辱；在军医克利普的眼里，战争驱使所有人变得越来越陌生，就像他反复对少校说的那样，他还搞不懂什么是战争。
大卫·里恩把影片的高潮处理得既充满悬疑，又异常冷峻。偷袭日军的联军军人在大桥下面安放炸药的同时，桥上日军卫兵的靴子声在安静的环境下扣人心弦。而在同一时间，战俘营里的英军士兵在欢闹地庆祝着大桥建成，如此情景既与大桥处的紧张形成对比，又充满了诡异的讽刺效果。
次日清晨，慢慢接近的火车声响制造了长时间的悬念。而鬼迷心窍的尼尔森宁愿带领日军找到炸药引线，暴露联军的偷袭活动，也不愿看到自己心爱的大桥毁于一旦的举动，更是把全片贯穿的“疯狂”与“讽刺”推到了最高潮。
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桂河大桥》，在上映后即刻成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并在次年的奥斯卡角逐中，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大卫·里恩的史诗生涯就此开启，在这之后他相继执导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瑞恩的女儿》和《印度之行》。这些史诗巨作以及它们所获得的声誉，甚至让里恩被英国王室授予了爵位，但也有人认为，里恩的后期作品在追求雄伟格局的同时，似乎缺少了对人性的关怀。
作为里恩史诗电影序列的开篇之作，他在片中依然保留着自己在较小规模的前作中所特有的复杂情感。日本军官佐藤在独处时的失落，和尼尔森上校在检阅大桥落成时的踌躇满志，就是其中的显著例子。尼尔森在最后恢复理智时的自言自语——“我到底做了什么”像是经典莎剧《李尔王》中的桥段；而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疯狂……疯狂”不仅是对片中所有荒诞行为作出的总结，更是代表了里恩对于战争的总体看法。而在影片誕生60年后，这种荒诞与疯狂竟然在岁月的折射下透出了风度和优雅，这既要归功于大卫·里恩温文尔雅的绅士气质，也要归功于那个在进行表达时以发乎情止乎礼和看破而不点破为准则的古典时代。
作者：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