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麦卡勒斯：疼痛是最好的鸦片
写作是她的使命，孤独是她的宿命，疼痛是她的鸦片。一种唤作“卡森·麦卡勒斯”的苦药曾在乱世中被炮制，她高呼着“心是孤独的猎手”，将病态点化成金；然后扭曲着、嚎叫着，奔向冷酷的现实。
“这种人一生只能红一次。”美国人曾经如此评价卡森·麦卡勒斯。
理由简单却充分，她是个病人，容易中风却还嗜酒如命，那部处女作长篇《心是孤独的猎手》之所以能受欢迎，完全是因为讲了个聋哑人搞同性恋的悲惨故事，这种噱头总是能在一开始抓人眼球，可往后呢？她就一直醉醺醺地坐在打字机前，一面编造残缺不堪的主人公，一面折磨她的丈夫吗？瞧瞧吧，一个离过婚的年轻女孩，跟另一个不要脸的时尚编辑同居，都是些老把戏了。
唱衰她的那一年，二战才刚刚开了个头，同样为世人所嘲讽的同志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选择在暖春时节投湖自尽。历史的阵痛如瘟疫一般疯狂扩散，而属于卡森·麦卡勒斯的疼痛，却才刚刚开始。
被误诊的病人
卡森·麦卡勒斯完全有条件成为一名标准“白左”，母亲的祖父拥有大农场，还是南北战争中的一员猛将，父亲从事珠宝经营；打小她就有黑人仆从鞍前马后地伺候着。位于乔治亚州府哥伦布的老家，给予她最优质的学习条件，她就跟《乱世佳人》里的郝斯佳一样，可以弹弹钢琴，跳跳轮舞。直到14岁那年，她的黑人女佣塞西尔要打出租车，司机却探出头朝她啐了一口：“我他妈才不拉黑鬼呢！”这件事，让卡森又怒又悲，怒的是她终于发现这世界“不公平”的事无处不在，悲的是她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次年，父亲送了卡森一台打字机，令她终于摸到了“讨还公道”的门道——写作。
大抵是灵感之神觉得这姑娘受的刺激还不足以爆发小宇宙，它弹指一响，就让她生了一场重病，风湿热几乎要了她的命，医生的误诊更令其在死亡边缘徘徊了好一阵子，苏醒之后，她跟自己的挚友说：“算了，弹什么钢琴呢？我的使命是成为一名作家。”
那时候，卡森还不知道这条路对她这种人来讲有多顺畅，又有多危险。
在纽约大学深造的时候，麦卡勒斯的文学路才刚起步，只能写点儿剧本和短篇小说；在那儿，她遇上了一位英俊的文学青年——小詹姆斯·利夫斯·麦卡勒斯。跟卡森一样，利夫斯也衷情于耍笔杆子，两位理想主义者一拍即合，决定厮守终身，互相督促写作进度。两年以后，卡森发表了首部短篇小说《神童》，拿到25美分的稿酬。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玩笑，头一次靠写作赚钱的喜悦，很快被病魔打倒了。卡森再一次患上风湿热，医生来看了，跟上回一样误诊得天衣无缝，跟她讲：“你那是结核病。”养病的日子里，卡森的空余时间多得吓人，她抓牢了这个被误诊的机会，开始创作一部唤作《哑巴》的长篇小说。
次年，利夫斯跟她结了婚，两人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他们当时的约定是，彼此扶持，一方投入创作的时候，另一方就出去打工赚钱，解决温饱问题。这本是个相当合理的安排，却更像是某种隐晦的PK赛；试想，如果当时夫妻两人中有一个因写作而突然声名远扬，那另一个又有什么理由不被埋没在无止尽的朝九晚五里？
這场看似体贴的PK，卡森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胜利。她的《哑巴》故事大纲赢得了米夫林出版公司新人出道作大赛的青睐，合同寄来了，另外附上了五百美元的出版预付款。这笔钱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巨款，因为当时他们又辗转到了纽约，穷得半毛钱没有，利夫斯只能硬着头皮去楠塔基特岛上当船工。
《哑吧》被改名为《心是孤独的猎手》，出版是在1940年，美国正遭受经济泡沫的强力摧残，政府推出的“禁酒令”让人民处于百爪挠心的状态；卡森却沉浸在一炮而红的喜悦之中。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小说不仅受到空前的赞誉，还在畅销榜攀上了冠军位置。诸多文化名流向她走来，这其中包括《欲望号街车》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写出了《冷血》的浮夸天才杜鲁门·卡波特，甚至还有画家达利。之所以能跟这些人走近，皆因她拿到丰厚的版税之后便搬进了布鲁克林的“二月之屋”，那是当时文化人扎堆的著名场所。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他跟卡森一直以“放任”为已任，贪杯的毛病不改，在男女关系上也保持着来去随意的态度。名利成就了卡森，让她得以削薄头发，穿上衬衫和牛仔裤，以特别“爷们儿”的姿态跟利夫斯离了婚，欣欣然地拥抱了她的新情人——《时尚芭莎》的编辑乔治·戴维。
事实证明，这又是一种“误诊”，因为一连串的疾病将她推向了创作的巅峰，同时亦是人生的地狱。
尴尬的唯我主义
因误诊陷入折磨地狱的卡森，不仅受脑梗的困扰，连带患上了严重的肋膜炎、链球菌喉炎和肺炎。这意味着，她从婚姻中解脱出来之后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自由，而是被更为强烈的痛感囚禁了起来。
只要回溯一下卡森的主要作品，就会发现“病态”始终如影随行。《心是孤独的猎手》里两位聋哑男子的禁忌之恋，《金色眼睛的成像》中暗恋年轻男子的中年军官最后的生命旅程，《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粗鲁精明的大龄剩女对一个驼背疯狂的迷恋……“孤独”与“不伦”在她冷削的笔触中得以最森然地呈现，节制的情欲描写，雪压青松式的残酷含蓄，成为其独特的文本表现模式。能与之一较高下的同时代女作家，恐怕只有另一位南方人——弗兰纳里·奥康纳。
你无法从中汲取到所谓的“正能量”，却会深深沉迷于她营造的灰色氛围，人类在她笔下勾勒出了最完整的灵魂孤岛。而事实上，卡森对于人际交往这种事，也带有惶恐的敌意。曾经与之交往甚密的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就时常跟别人吐槽卡森古怪的秉性，从他口中得知，卡森既不喜欢别人亲近她，也恐惧于周边对她的冷落；聚会中她张口闭口谈论的永远是她和她的作品。
“我这本书写得很好，你们有读过吗？感觉如何？有没有可能拿到普利策奖？”
连环炮式的追问，让很多人都对她吃不消，这位“事儿妈”的强迫症及唯我主义，已经病入膏肓。
而这期间，利夫斯选择了上战场，在诺曼底战役中落下了不亚于卡森的伤痛病根；卡森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也入选《最佳美国短篇小说年选》。两个同样伤痕累累的人，在二战结束后又碰到了一起。很显然，依照卡森那种琢磨不透的个性，也只有前夫受得了她，复合似乎是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
1945年，卡森与利夫斯再续前缘，她也完成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婚礼的成员》。接下来的日子，对这对夫妻来讲，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婚礼的成员》被田纳西改编成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连演501场，轰动一时。连续的中风和风湿热，终于把卡森牢牢地按在了轮椅上，左半身完全瘫痪，抑郁症毫无懸念地降临，“自杀”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
在巴黎的小公寓里，这对苦侣用酒精和焦虑互相折磨，为了缓解病痛，卡森不停地抽着烟，即便已经四十岁了，依然在劈腿中寻欢作乐。“孤独”成了两个人的魔咒，正如卡森最后一部长篇《没有指针的钟》里写的故事那样，对黑人深恶痛绝的白人老法官，坚持将黑人秘书留在身边，以完成自我折磨，同时也在刺痛他人。终于，利夫斯先投降了，他竭力劝说卡森——“自杀吧”，反正她也不是没寻过短见。既然未来的幸福已成泡影，不如就选择在她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切断尘缘。
就这样，利夫斯带着卡森在酒店开了房，打算用安眠药了却余生。意外的是，卡森逃跑了，她把吞了大把安眠药的利夫斯就留在那儿，一个人离开了酒店。这是卡森的天然秉性使然，当归属感愈来愈靠近的时候，她就不自觉地后退；婚姻、友谊、爱情，无不如此。
往后的十四年间，卡森彻底沦陷于孤独之中，她努力拖着半边麻痹的身体书写自传，在《神启与夜之光》中，她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自己救自己，但不是通过悲痛的祷告。不是通过无所事事和烈酒，不是通过服从和谦卑，而是通过自尊，通过尊严，通过成为强健的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真正的使命而积蓄力量。”
1967年夏末，卡森积蓄的力量终于耗尽，在昏迷45天后与世长辞。刷了半个世纪的存在感之后，她彻底疏离人群，以不得已的姿态投奔了最后的归属。
对卡森来讲，唯孤独与死亡，不是误诊。
作者：暗地妖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