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密码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对蜀道及古代蜀国的描写。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崎岖、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还描述了古代蜀国历史的扑朔迷离、神秘莫测。诚然，对于远古蜀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在古史中，秦灭巴蜀以前的四川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那么，古代蜀国究竟是怎样的呢？四川省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片土地下埋藏的秘密。
半个多世纪的叩问
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约8千米处的南兴镇，有一个名为“三星村”的小村庄，古老的马牧河由村西南向东盘桓而过。在马牧河的南岸，有一段约200米长的“土梁梗”，其上分布着3个起伏相连的巨大黄土堆，因其形如星辰，故得名“三星堆”。在马牧河的北岸，则有一处高出地面，如同一轮月牙儿似的地段， 被称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着马牧河南北相望，很早以前便是当地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三星伴月”，并被称为“汉州八景”之一。清嘉庆年间编撰的《汉州志·山川志》中记载：“治（今广汉）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
在漫长的时光中，在“三星堆”和“月亮湾”的四周，许多远古器物屡屡被村民们发现，范围远及南兴镇和三星镇的5个村落，面积约12平方千米。成都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水系冲击出的巨大平原，因为有丰富的水源和物产，这里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一带乡村和城市的历史都与华丽、富庶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许多王朝的余韵存留至今。成都平原有迹可寻的文明史只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更早的岁月，只存于神话和传说中。直到1929年，当地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间叩开了一个沉睡了数千年远古文明的门扉，撩动了“三星堆”神秘的面纱。
1929年早春，成都平原进入了繁忙的播种季节。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浇田，意外挖出了一批古玉石。经清理，共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400余件。因担心消息走漏招来灾祸，燕家人将这些古物分散埋入家中。过了一段时间后，燕道诚取出部分玉石器在成都古玩市场出售。一时间，广汉出土玉石器的消息不胫而走，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
广汉出土玉器的消息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古董商，也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当时，英国传教士董宜笃正在广汉传教，他是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董宜笃辗转从燕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他意识到这批器物非同寻常，便找到当地广汉驻军旅长陶宗伯协商，希望盡可能地搜集并保存这批文物，并与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联系文物收藏事宜。
1931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等人，在董宜笃和陶宗伯的陪同下，对月亮湾进行了考察，并对出土的几件古物进行拍照。戴谦和认为，这些古玉石为商周遗物。
1934年春，在征得四川省教育厅同意后，广汉县国民政府邀请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来到月亮湾进行调查发掘。他们在80名武装士兵的警戒下，日夜不停地挖掘了10余天，开出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发掘出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残片计600余件。经考证，他们推断这些古物为西周初期之物。这些出土文物全部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后来，燕道诚也将部分文物捐赠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也许，当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自此所引发的三星堆遗址考古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了那里。
神秘古蜀王国重见天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因战乱而停止。新中国成立后，连接成都和重庆的成渝铁路开工建设，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院的考古人员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祐等人到广汉市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月亮湾、三星堆都有古文化遗址，并将这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区域。
1963年，四川省博物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在燕家院子附近选了3个点进行考察，发掘了150平方米，出土了一批玉石器、陶器残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并发现房址、建筑基址等。在此次考古发掘现场，冯汉骥教授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面前。”
1980年至1985年这5年期间，四川省文物保护部门及广汉县政府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并且找到了三星堆遗址东、南、西3段城墙遗址。经过反复考古调查，考古队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12平方千米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1986年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参与考古的工作人员达上百人。然而，考古队还是与“宝藏”擦肩而过。事后发现，考古队所布最近的一个探方与“宝藏”相距不到20米。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那年夏季，当地村民在“三星堆”附近取土烧砖，结果一次性挖出了十多件玉器。正在附近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考古人员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对此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员清理完文化层后，一个长4.6米、宽3.5米的土坑及坑道显露出来。从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动物骨渣、陶器、铜器、玉器……文物的密集程度使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7月30日凌晨，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出现在土层中。刚开始，考古队员们认为这可能是古代蜀王所用的金腰带，完全分离出土后才发现，这是一支黄金手杖。又经过几昼夜的发掘，“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一大批出土文物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先后清理出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考古专家们将此坑编为“一号祭祀坑”。
很快，距“一号祭祀坑”东南20多米处，考古队员又发现了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发掘清理出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的“二号祭祀坑”。在二号坑中，铺满了60余根象牙，象牙之下则是满满一坑青铜器及玉石器等。据统计，该坑内共出土有青铜立人像、黄金面罩、象牙等1400余件，海贝约4600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经专家鉴定，这2个祭祀坑为古蜀王鱼凫氏时期的祭祀坑，距今已有3000-5000年的历史。
石破天惊的发现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很快震惊了世界，国际媒体和研究者将这次发现与巴比伦空中花园、亚历山大港灯塔、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埃及金字塔以及我国的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将其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并以发掘地的地名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种工艺复杂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呈现出宏大神圣的场景，也显示出古蜀人温情有趣的生活。数量巨大的象牙和海贝，揭示了古蜀人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范围广泛的商贸活动。3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冶炼铸造术，他们用青铜铸出自己看到和想象到的一切，并賦予它们神性的色彩和理想的光辉。这些青铜器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神秘怪诞，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模本。这不仅充分展示了3000多年前商代古蜀方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也证明了三星堆古城遗址是该古国的国都。
在三星堆遗存中，另一个让世人震惊的是大量出土的金器，它们的数量、形制和器物的体积，在中国相同时期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手杖长143厘米、直径约2.3厘米、重达463克，系金皮包卷木芯制成， 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端錾刻有3组奇特的花纹图案， 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这些图案，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争论：它是符号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至今尚无定论。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巴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我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海内外新闻媒体及考古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比著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它们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依托三星堆遗址而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奠基动工，并于1997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一座大型现代化的专题性博物馆。曾经辉煌的古蜀方国，留下无数精美又神秘的文物遗存，这些古文明之谜，必将吸引人们进一步探寻。
作者：卢江良 王源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