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你是否相信自己的声音?

前一段时间,我在上海某著名高校的管理学院参加一场名为“我们women”的多元对话视角的论坛。嘉宾发言之前,管理学院的院长上台发言。在他的发言内容中,他提到了许多令我不适的观点。

比如开玩笑地表达了作为男性对于女性的恐惧,以玩笑的口吻说现在“女性权利变强了,国家应该取消妇联、成立男联保障男性的权益”(把两性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提出“生育是女性的职责”所在,以及提出“女高管都是孤独的”(对职业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并祝福女性都能在“适合女性的”领域里寻求好的发展(什么是适合女性的领域?)。

且不论这些发言的内容本身,当时的场面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一场以女性为名的多元对话视角,以一个有权力的男性发言作为开场,发言的过程中,他声称自己站在一个“关爱女性”的立场上,使用的说话的语调也的确充满嘘寒问暖的态度。而现场有许多女性嘉宾,面对这样的“关爱”,选择了展现出接受并且感激的姿态。

以关爱之名,否认女性的力量,是我们生活中相当普遍且典型的现象。有不少的女性、包括一定场景下的我自身,在受到这样的“关爱”时,会强忍着内心的不适,配合地流露出“感谢”来。以我个人、以及身边接触到的女性经验来看,这些女性并非真的喜欢这样的“关爱”,而是她们被教育了不能伤害到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出于礼貌、更出于对于更有权势的人的惧怕与尊敬。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是什么使女性变得虚弱”,以及“如何让女性找回自己的力量”的话题。

(前方预警:今天文章的第一部分有些晦涩难懂,还请耐心阅读哦~)

女性心理学家Gilligan(1993)在她的著作《不同的声音》中探讨了女性的心理发展。她认为传统的心理学发展理论只考虑了男性成长发展过程。例如科尔伯格在研究人的道德发展时,把人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

道德成规前期(前习俗)

1.服从与惩罚定向(避罚服从)

2.利己主义定向(相对功利)

(“对我有何益处?”)

道德成规期(习俗)

3.人际和谐与一致(寻求认可)

(好孩子定向)

4.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社会法制)

(法律与秩序定向)

道德成规后期(后习俗)

5.社会契约定向

6.普遍伦理原则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认为:

孩子最早学会的道德是避免惩罚、以及自我中心的考虑自身的利益;随后他们学会了做好孩子可以获得其他人的认可;

到了第四个阶段他们开始理解社会规定的好和坏,但这个时候他们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理解是僵化的,认为遵守就是好人、违反就是坏人。

而到了第五个阶段他们理解了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是一种社会的契约,他们开始理解自己也可以有主张和见解,也理解了“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这种设定。

最后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明白有普适的正义存在,在契约之上,还有那些因为正义而必须开展的行动。

在研究人的这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科尔伯格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展开一个伦理困境的讨论。他使用的伦理困境叫做“海因茨偷药”,大概的内容是,海因茨的妻子快要病死了,如果要使她活下来,海因茨就必须去药房里偷药,但这样的话海因茨就必须去坐牢。研究者问小男孩和小女孩,海因茨是否应该去偷药?

这个实验中,影响结果的并不是小男孩或小女孩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而是他们的思考落在上述6个阶段的哪个阶段里。下表展示了心理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人,可能做出的关于海因茨是否偷药的不同考虑:

实验发现,小女孩难以做出研究者希望看到的思考,而反复拒绝回答研究者的提问。

她反复认为偷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海因茨入狱后妻子可能面临更加孤立无援的处境,为什么药房的主人不做出帮助海因茨妻子的选择?药房的主人应该在这个情境中负起责任,帮助这个妻子……等等。

因为这个原因,研究者们认为女孩的心理发展水平不如男生好,他们认为女孩关于抽象规则的思考能力不如男生强。另外一些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大部分女性在道德发展阶段中,停留在第三阶段,即以人际和谐一致出发,考虑一件事是否该做,没有继续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Gilligan在书中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学里的课间游戏。

男生在玩游戏时,如果因为规则问题出现了纠纷,比如到底谁输谁赢,男生更多采取的行动是“再来一次”,让游戏继续开展;而女生则更多选择放弃了继续游戏。这个例子也一直被男性心理学家认为,是“女性应对规则的心理发展水平较弱于男性”的证据。

但Gilligan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她通过对大学生如何做出生活选择的研究、对女性做出流产抉择的研究、以及对6-60岁的144位女性展开关于自我和道德的访谈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男性对于道德的理解,更多关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声张自我权利,他们对于道德的理解更多关于公平和正义。

女性对于道德的理解,则更多关于不要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怀他人,关怀和责任是女性考虑道德问题的关键词。

就如同前文提到的小女孩,在回答偷药问题时,她的反抗和拒绝做答,其实正是一种坚持着自己的声音的表现,她思考的是关怀和责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原来的实验设计所囊括。

Gilligan没有回答这种男女差异是生来的还是社会习得的,她认为这并不是她要讨论的重点。但她提出,女性的确表现出和男性的差异性:

女性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结,她们更多地认为自己负有维护好关系的责任;

她们更加渴望处于一致意见中;

相比于男生,她们更不喜欢竞争造成的冲突,也更加惧怕成功(因为成功也可能导致关系的破坏)。

从根本上来说,女性更加需要和谐的关系、更加惧怕关系被破坏、以及更多地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因此,关系的破坏容易造成女性的自我否认(而不是否定对方)、当关系中需要有一方妥协需求时,女性容易选择自我背叛(认为自己有责任牺牲,因为“无私”是女性的一种表率性的特质)、以及在关系出现问题时自我责备(因为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在关系中应当负起的责任)。

由于女性是如此地在乎关系,因而她们在许多表现中都受到关系的影响。比如无法对伤害自己的人感到愤怒;面对无理、略显过分的请求难以做出拒绝;过多地给年长的有地位的男性“留面子”,在竞争中畏首畏尾甚至自行退出等。

也正是因此,很多人才会评价女性为“软弱无能”,才会认为女性是虚弱、没有力量的。

Gilligan指出,女性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否一定是如同男性心理学家们所说“发展水平低的”?她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价值观的取向”,当作了一种“事实”。

如今是一个商业的、消费的、金钱至上的社会。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中,把竞争和胜出竞争定义为“好”的。因为,男性的更加适合竞争和胜出竞争的思维模式,才被认为是更好、更有力量的。

Gilligan更在观察中发现,女孩在15岁时,会开始转变自己的声音。在前文的困境实验中,当女孩到了15岁,此时的被试Amy似乎忘记了自己11岁回答同一个问题时的坚持和立场。她已经可以理解研究者在寻求什么,而开始沿着这种期望发出了一套本不属于自己的声音。

而放弃自己的声音,接受社会期望的假的声音,正是女性为了维持关系做出的妥协。

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体验。在儿童和青春期时,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被外界认为是幼稚的、难以理解的。我曾经在整个儿童和青春期,都与我父亲对抗,我坚定地认为我父亲的许多价值观、以及基于那些价值观试图让我去选择的事物,对我来说不是好的、在我的体验中是我不喜欢的。

就如同教科书一般,我父亲对此的回应是,你的感受是没有意义的、你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所想的和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幼稚的和愚蠢的;如果你坚持你的声音,你将会遭到抛弃。

而在后来长大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自己逐渐习得了一套假的声音。那是我不断接触了更大的社会以后,我开始发现这个社会开始和我的父亲的声音发生共鸣,这些声音让我越来越怀疑我自己,并在不自觉中,习得了他们认可的说话方式。我相信有很多女性都习得了这样一套实际上是来自男性和社会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父权的)声音。我们开始用这种声音取代我们自己的声音。

正如同Gilligan说的:

“有许多声音对女性说,在关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自私’的;你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别人会比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的体验并不可以信赖、更不用说依据你的主观体验来做出关于自身的选择。女性往往感觉到,说出自己想要的是危险的、甚至仅仅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已经是危险的。无论是说出还是仅仅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足以使得他人不快,从而有可能导致他人对自己的抛弃和报复。”

“事实上,大部分女性知道自己的想法,也知道在那些痛苦艰难的情境中自己应该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但许多女性都害怕,假如自己发声,他人会因此声讨或者伤害她们,她们害怕他人并不会聆听、更不用说理解,她们担心越说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困惑。因此她们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放弃自己的声音,保持沉默,并且选择一种‘无私’的方式来维持和平。”

当第二套声音逐渐深入我们,当我们抛弃了自己的声音如此之久以后,我们渐渐地开始了越来越深的自我怀疑。“如果我不是这样想的,那我又是为何如此去说呢?”长此以往,女性出现了Gilligan所说的,与自我“解体”的现象。

举个例子:在面对一些位高权重的年长男性时,你发出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你的礼貌、你的尊重、你的恐惧,它们全都不是你本来的声音。

长此以往,我们发现,我们不再知道一些过去是已知的事情。我们曾经知道过一些事,后来我们又不再知道这些本已经被我们知道了的事情了。

“曾经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又不知道了。曾经我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后来我又不知道了。曾经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后来我又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很多女性失去她们的力量的过程。

Gilligan在谈论女性在15岁时发生的思维的改变时(从坚持自身的关怀和责任的视角,到理解研究者期待看到的逻辑过程和思考方式),提到她的同事把这一过程称为女性失去了一种“平凡的勇气(ordinary courage)”。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很普通/很平淡的一些事——比如说拥有自己的声音和总是身处于关系中,变成了很不平凡的事情,变成了一些只能够在最私人和最安全的关系中才能拥有的东西。”

事实就是这样的,女性的声音被保留在了那些她们认为是最最安全和最最私人的关系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方式污名化她们的声音——比如不理性、比如没见识等等。而最后,女性又因为在政治和公共领域缺席了声音,被继续污名化——果然女性只关心最私人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理由,人们更加不严肃地对待女性的声音。

女性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些“曾经是知道的,而后来变成了不知道的”、以及“感受到的、但却不曾被说出的”事件和体验。

而找回力量的过程,既微小又宏大,既容易又无比艰辛。

之所以被称为“平凡的勇气”,是因为那原本是一种我们已经具备了的,曾经陪伴我们多年的力量。作为女性,我们要相信,我们知道自己的感受,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相信自己的知道,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和真实的自己恢复联系的过程,也是让那个真实的自己重新释放出力量的过程。

更简单的努力,是让这个社会明白,关怀与竞争一样重要,维持关系与胜出比赛一样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存于关系之中。好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这个过于强调自我、分离、竞争的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好似遗忘了我们应该彼此依靠。

希望每个女孩都相信,你所看重的关怀和关系,正是这个世界需要的。你不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还知道世界需要什么。而改变这个世界,需要从发出你的声音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