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表达
东亚世界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往往被熟视无睹：一、“东亚”是“欧洲人”所给定的区域指代，还是曾经有过的文明圈域？二、“欧洲一体”是事实还是假设？如果是事实，两次世界大战均引爆于欧洲的历史便无从得到解释；可如果是假设，“亚洲一体”说的前提，又当依何而定？三、在东亚率先完成“国民国家”改造任务并试图领导邻国一道去实现这一近代化指标的日本，何以会招致东西方力量的双向排斥和联合反对？四、历史和现实是否已给未来的东亚关系走向提供过足够的暗示？
亚细亚，古希腊语作“Ασ.α”，拉丁语作“Asia”，通常被视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给东方世界所赋予的区域名称。正如“日本”的国名只能出自日本以西的国度一样，Asia原意的“太阳升起处”，在比利时学者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绘制于一五七0年的Typvs Orbis Terrarvm（《世界地图》，黄时鉴：《早期欧洲世界地图上的远东海域及其名称》）中，也当然被措置于世界的最东端。不过，这一纯粹的地理方位指代，却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下略称《全图》）中，被注入了有机内涵。因考虑到古来自称“中华”或“中国”的明廷感受，利玛窦还“有意抹去了福岛（指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利玛窦中国札记》），然后将朝鲜、日本、吕宋、安南等地按照其与明朝的传统关系附以图注和说明：“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其余四海朝贡之国甚多。”利玛窦或许将明朝“声教”所及地区与“朝贡国”混作一谈，但该圈域与朱元璋早年划定的“十五不征国”范围（《皇明祖训》），基本叠合。
然而，这两幅地图上的亚洲，却成为引发近代东亚地区百余年震荡的直接触媒。山室信一教授指出过一个事实，即近代日本的自我认识史总是与亚洲“言说史”作一体观瞻。唯此他认为，有以下四点认识需要被提及：一、对日本而言，亚洲毕竟是来自欧洲人的地理区域指代，而绝非亚洲人自我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概念。二、日本人了解欧洲人世界划分下的亚洲，是通过利玛窦的《全图》（一六0二年作成，一六0六年传入）从外部得知。三、亚洲虽是一个被强加的概念，但日本人曾试图通过某种框架或基准将其实体化，哪怕其中含有极明显的政治意图。四、日本对亚洲的认识不是确立于对亚洲实体的认知，而是用事先形成的思想基轴对实体本身所做出的切割。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能会通过对“文明”与“人种”、“文化”与“民族”的相近认识来寻出某种具有同一性的统括式共同社会，并由此而形成某种“集结化”和“境域化”的意识（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
早年，西嶋定生曾探讨过构成前近代“东亚世界”的实际内涵，认为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曾拥有过完整和自律的历史，并且也只有大陆的历史才是包括日本等邻国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历史。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世界”，包括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之间的西北走廊东部地区；而构成“东亚世界”的文化要素，则主要是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这表明，无论是前近代自生的“东亚”，还是近现代被给予的“东亚”，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叠合的同一个“世界”。可山室教授的观察，亦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某种相反的事实，即到了近代，前近代东亚各国的上述共通点，不但不是区域联合的“纽带”，反而成为“绝对没有现实有效性”的“观念上的东西”。这意味着，由欧洲人所创造的“国民国家”理念，已彻底切断了前近代“超国家”地缘结构的一切连接纽带，即便有些痕迹，也只能保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想想而已。
然而，相对于“欧洲”这一“他者”，“亚洲”又经常被理解为能够与“欧洲”相抗衡的区域单位。日本汉学家冈千仞的邻国连带倾诉（冈千仞：《藏名山房文初集》中）、“兴亚会”创始人曾根俊虎的“联合兴亚”主张（《法越交兵记》）以及李鸿章所言“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等提携愿望（《照录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似乎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如此敌礼欧洲的心态，还集中凝结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Asia is one）论（《东洋の理想》，一九○三）和“欧洲的光荣便是亚洲的耻辱”（《东洋の覚醒》，一九○二）诸命题。至于蜡山政道用来对抗欧美的所谓“东亚协同体”，则有意从理论的角度来否定西方的国际秩序，并代之以日本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想。然而山室教授认为，这种“虚妄的想法”，与其说确立于“东洋”固有要素之基础上，不如说是刺激于近代欧洲地缘政治的产物：“那时曾把同文、同种、同教、同州、同俗即文字（汉字）、人种、宗教（儒教）、区域（亚细亚洲）、风俗等同一性视为纽带，认为联合是可能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种纽带只不过是观念上的东西，它绝对没有现实的有效性。”（山室信一：《近代日本的东北亚区域秩序构想》）
在东亚，欧洲国际法虽最早传入中国，但日本反应的快捷程度，却远快于中国。丁韪良（W.A.P. Martin）所译《万国公法》，曾提到过“恒例”之外的“变例”（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二年，18、59、72、73、90页）；而日本对那些“变例”，似乎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访问。其间，他们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直露表述中，不仅了解到“国际公法”的弱肉强食“变例”（《岩仓公実记》中巻《具视外务卿‘ビスマルク’ノ招宴ニ赴ク事》），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在东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逐渐掌握了“变例”的运用技巧。然而，俾斯麦产生于欧洲“铁血”经验的“变例”言说，意味着“欧洲一体”论所反映的并不是欧洲的实情；其由相互仇杀所造成的历史裂痕，使欧洲国家之间并不是像日本人所描述的那样犹如“一块铁板”（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王韬：《普法战纪》）。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均为欧洲的事实意味着，“欧洲一体”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而没有“欧洲一体”的事实，“亚洲一体”论，也就当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若详审王韬的分析还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大战略”上，似乎只考虑过“联英法以御俄”，而并无与日本联手的想法。时势如此而日本却执意坚持“联亚抗欧”论，说明这类提倡的目的并不单纯，即：“亚洲”是一个由欧洲人所给出的空间概念，并且还是一个与“欧洲”相“对置”“对立”甚至“对决”的空间概念。欧洲人的思想“暗示”及其日益东扩的“殖民”行动，使率先在东亚地区实现近代化改造任务并完成了“国民国家”组建工作的日本，敏锐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区域担当意识，于是乎，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始把自身推向世界舞台，并从此展开了以日本的思想和行动为核心的“实体化”亚洲的全过程。但是，由于日本在声言促进亚洲各国“近代文明”化和“国民国家”化的同时，又先后将“殖民主义”和“大东合邦”等构想强加给区域内各国，加之其“第三种国际关系体系”的构想必然要与欧美列强发生冲突，因此，近代以来的日本全部工作，最后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走向终结（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
表面上看，无论是“文明开化”还是“国民国家”，也无论是“反帝反殖”还是“第三种体系”，日本所欲实现的每个单一目标，在那个时代的原则上似乎均不失历史和逻辑的可行性。可是，事情的走向并不会遵循内容单纯的线性原则和人为设计。事实是，近代以来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已宿命般否定了日本人的循序渐进梦想，却决定了日本人的理想主义设计，只能以罔顾首尾的共时性网状格局被立体推出。正是在运转、应对和调整这部高度复杂的“世界机器”的过程中，日本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效果”，几乎从一开始便无法摆脱孪生并至、善恶交织的命运。就中，“反帝反殖”意义上的“联亚拒欧”舆论，或许有可能调动起东亚甚至全亚洲的“合力”，部分中、韩人士的感慨和感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空间意义上的区域捍卫能否取得成功，当取决于时代意义上的东亚是否进化。这就使“近代化”价值和“国民国家”原理，被赋予了思想和行动的前提意义。但是，这也就注定会导致日本言行上的逻辑混乱：既然代表“近代化”和“国民国家”的欧洲逻辑具有自明的正当正义性，那么，嗣后日本在亚洲所采取的系列行动，至少在文明进步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尽管这些行动会在亚洲当地普遍遭到抵制。于是乎，那些看似“不得已”的行为在世界大势面前却仍不乏“近代”意义的观点，遂逐渐流为“二战”后日本知识界的部分看法，如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和船曳健夫（《右であれ左であれ、わが祖国日本》）等不一。他们的言说，把日本在“地域”上属于亚洲而在“时代”上属于欧洲的身份表达，和盘托出。然而，对于想通过“欧洲秩序=世界大势”之构图去竭力捕捉日本行动意义的舆论家来说，一个更直白的观点，似乎也应该成立：亚洲既然是外来的区域世界观，那么如果日本要“实体化”亚洲，其援用外来的标尺，即欧洲的原则和逻辑来测量并规划亚洲事务的想法和做法，便不应该受到“欧洲”以外标准的过多指责。
可是，日本不久便发现，在东亚的精英阶层中，反对欧洲的保守派，未必甘于被日本所领导；而倾向于近代化改革的人，却未必反对欧洲。这就要求日本必须着手以下两大要务：一是如何渲染欧洲列强灭绝亚洲的危险度和东亚列国联合御侮的紧迫性；二是如何在亚洲树立起足以让邻国痛感其落差的近代“模范国”形象。前者让人想起了曾根俊虎的声泪俱下：“夫日韩与清固同文同教，所宜唇齿相依者也。若安南一地，约计纵横二万三千五百余方里。土地肥沃，物产繁殖。户口殆不下二千万人，与我同文同教。且同隶亚洲，盖亦亚韩之一国耳。……余夙忧欧洲人之凌辱我亚洲也，于是兴同志会者谋，创立兴亚会。其意在挽回亚洲之衰颓，而压欧洲之强暴。此事也，余所日夜关心，辄常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抚膺太息，血泪沾襟。竟至落魄中原，结燕赵之士，讨论古今，悲愤满怀。或怒发冲冠，或挥剑斫柱。呜呼，欧亚强弱之势，何至今相反之甚耶！”（《法越交兵记》）而后者，则让人忆及大隈重信那段足以令东亚人自叹不如的倨傲式训导：“国之兴也，非兴于兴之日，必有所由；业之成也，非成于成之日，亦必有所自。我之文华致今日者，岂朝夕之故哉！清人乃观其既成之迹为可袭而取，亦已过矣。苟欲取则于我，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当然，也不乏康有为式的吹捧与附和：“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然后北遣使以开虾夷，南驰使以灭琉球，东出师以抚高丽，西耀兵以取台湾，于是日本遂为盛国，与欧洲德法大国颉颃焉。然论其地，不过区区三岛；论其民，不过三千余万，皆当吾十之一。然遂以威振亚东，名施大地。迹其致此之由，岂非尽革旧俗，大政维新之故哉！”（《日本变政考·序》）
然而，日本人的努力，却让东亚地区陷入了兵连祸结的乱局。对此，需要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形塑于前近代东亚体系“自解体”过程中的内部关系特征—彼此“警觉”和“防范”；而与此紧密相关的第二点是，日本“联亚拒欧”构想所必需的空间占据，在很快被有识者窥破的同时，西方的“条约体系”反而逐渐为中国人所认可。这意味着，日本的“联亚拒欧”倡导，至少面临着两重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现实的。就历史而言，无论日本怎样以“同文同种同教同俗”的宣传尝试与东亚各国联合，近世以来东亚的内部争执和分离局面，都不可能因为早已背离这一体系者的几句动听言辞就会有所改变，何况，日本的说法和做法之间又总是南辕北辙呢！就现实而论，当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被东亚人接受后，几乎很少还有人想回到不乏伦理但缺乏平等的家长制国际关系格局中（王韬：《华夷辨》），自然也就不会轻信在东亚历史上从未树立过良好道德形象的日本及其所主导的所谓“大东亚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亚洲”的概念真的就与前近代东亚区域无关，也不意味着日本在“实体化”亚洲过程中利用东亚既有关系资源的做法便全无根据。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之所以会速兴速灭，很大程度上乃根源于前近代东亚体系的“自解体”格局及其彼此分立的准“国民国家”性质，也决定于在东亚近代前夜，金字塔式的区域支配关系已经成为名存实亡的话题。森有礼以“属国”概念诘问李鸿章时李的频频语塞，证明了这一点（《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卷五）。尤为重要的是，那种类似于前近代“华夷秩序”的“大东亚体系”，还会毫无悬念地招致来自欧美世界之近代平等理念和国民国家体制的“警觉”与“防范”。换言之，当看清日本对周边邻国以欧美价值之名、行武力并吞之实的行动轨迹后，西方列强才终于了解到其东亚行动的目的—一个以摧毁中国中心“华夷秩序”的方式去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不啻否定“条约体系”的非平等区域关系体系。实际上，日本在处理东亚事务时与欧美各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和条款，都不过是为完成上述任务而与之进行的敷衍、欺瞒、迂回和周旋。由此而引发的最后对决—“太平洋战争”，终于使日本的全部“东亚理想”在东西方力量的双向围堵和并力反击中，走向悲剧。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霍尔（John Whitney Hall），曾矛盾地表达过他的感受：“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欧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个神秘的‘帝王之邦’将把自己变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业国，而且曾经试图搞军事扩张，结果把自己的城市变成核战争的最早目标”（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
近代以来的日本行动，我以为至少给东亚世界带来了三种后果：一是“大日本帝国”的崩溃及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速兴速灭；二是连接过东亚内部的显隐纽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三是“亚洲”仿佛回到了奥特里乌斯地图的单纯地理指代，“东亚共同体”从原理到形式已经从世界舞台上消失。然而，当我们将前近代和近现代合而观之时不难发现，“东亚世界”还因此而形成了两个“长期”不易改变的局面：一是东亚各国的长期“不和”；二是东亚各国的“想和而不能和”。
东亚各国长期“不和”的原因，当根源于一个“不易消逝”和一个“彻底消逝”。所谓“不易消逝”，是指在国家独立、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格局中，前近代固有的“非平等”区域关系规则，仍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东亚人的内心深处。换言之，欧洲的“国际法”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新格局虽然在形式上取代了东亚固有的“区域关系”框架，但东亚人在思考和处理地区问题时，总不免会带上传统的高下等级视角（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对此，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民族主义时所揭示的前近代东亚非平等“基因”，适足令人瞩目。他认为，该基因当中并没有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意识，相反，它是拿国内阶层统治（金字塔式）的眼睛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它观察问题的方法只能是“二者择一”，即不是征服或吞并对方，就是被对方所征服或吞并。它足以导致这样的结局，即一旦出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国”战败等情形时，日本全体国民会突然出现整体性“虚脱”现象并陷入意义迷失和自暴自弃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而本来在前近代即已松弛不堪的区域伦理感觉，经由近现代日本的无边界“恶用”，则已然从东亚人的记忆中“彻底消逝”。明治天皇对琉球、朝鲜的强行“册封”和昭和时代的“王道乐土”欺骗，毁灭了东亚两千年来息脉仅存的伦理暖意，以至于今日中、韩人士一听到“同文同种”和“东亚共荣”这些“和制汉语”时，心里的感受则不是恐惧，就是排斥、厌恶甚至愤怒。即便有欲通过那些旧日纽带试图恢复一点往昔情愫的努力，也不过仅停留在“乡愁”的水平上，说说而已。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各国从此就不想合作。“二战”后，随着相互间经济依存度的加深和恢复邦交后人员往来的频密，一个新时代的“东亚共同体”轮廓，曾几何时还仿佛给区域内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再度联合的憧憬（魏志江等：《日本学界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观点》）。只是，当人们想顺着这一方向去努力时却发现，无论是历史的远因还是现实的近忧，环绕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似乎都很难允许区域内还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如果把传统东亚地区依经济版图大小和文化水平高低而结成的“朝贡体系”与“大东亚共荣圈”时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的东亚劫难合而观之，还会令人沮丧地发现，缠绕于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事实上已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真正的化解。而这两大东亚人难以逾越、由历史情结所带来的睦邻壁垒，却极大地便利了美国霸权对东亚的控制和支配。重要的是，由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对日占领所带来的影响已远非日本一国，所以这不但意味着几千年来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第一次体制性地植入了代表世界强势的西方力量，而且由于美国在日本等国策应下所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已无人知晓会持续多久，因此，东亚各国“想和而不能和”的局面，就成了人们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吊诡的是，美国对东亚内部恩怨关系的谙熟，还注定了它对东亚的控制和支配行为会十分得心应手：只要它想让东亚“热闹”一下，这里的国家和地区就会瞬间“沸腾”（拙稿：《东亚的病理》）。
然而，当我们搞清了东亚往日冲突的根本原因后，历史的旧页总需翻过的意义才能获得切实的凸显。一是，不这样做东亚便注定没有未来；二是，既然要面向未来，便没有必要重启那些有可能再度引发冲突的负能量。奥特里乌斯对东亚世界的纯地理白描，在今天似乎更富于暗示性。
作者：韩东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