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第一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攻击机群起飞发动攻击之前数小时，五艘小小的日本海军“甲标的甲型”袖珍潜水艇已经出击。他们的目标，是预计停泊于珍珠港的美军航空母舰。整个作战计划，并没有为它们返程安排足够的时间，所以这是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战斗结束后无一艇返还。
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大本营公布了战果。根据大本营发布的消息，参加攻击战死的九位官兵“武勋卓著”，击沉了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为此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本海军发布消息称给予参加攻击战死的九位官兵“军神”的待遇。同年四月八日，日本海军当局在日比谷公园为九位“军神”举行“海军葬”。这是近于国葬的规格，数万人参加了这个葬礼。九位海军官兵的“英勇献身”，成了军方宣传的好材料。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成了战时日本海军唤起日本国民高扬士气最好的宣传素材。但是，“甲标的甲型”袖珍潜水艇规定乘员两人。按道理，出击者应当是十人。可是为什么军神却只有九人？对此海军方面没有做任何解释。这成了战争中很多接受宣传的日本国民心中的不解之谜。
一九九九年夏季京都百万遍旧书市上，我用三千日元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是新潮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俘虏第一号》，我把它排到了我书架的必读书档里。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本小书和我研究的“神风特攻队专题”关系密切。这本小书的作者酒卷和男，就是九军神之外的第十个人。
一
酒卷和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战斗中并没有死。
按照酒卷和男自己的叙述，他和战死的其他九位“军神”一样驾驶袖珍潜水艇出击。但不一样的是，出发前悲哀地发现，自己这艘小型潜艇上确定方向的罗盘仪失灵了。
为了偷袭珍珠港的成功，日本海军一直偷偷进行着精心的训练和准备。酒卷所在的潜水艇部队也为参战一直进行着反复训练。每一位队员确实都有着必死之志。但是潜水艇没有确定方向的罗盘仪，就像人没有眼睛。更何况偷袭珍珠港战斗发生在凌晨，在战斗开始前潜水艇就要偷偷下水踏上潜袭征途，所以出发还要早，海水中的能见度更低。这样一来，潜航就成了盲人骑瞎马。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酒卷和男仍旧驾驶潜艇投入珍珠港奇袭之战。因为那么多反反复复的训练、那么多的汗水，还有那么多亲人朋友的期待和嘱托，还有在训练中出事故失去生命的战友的遗愿，就是为了这一刻。如今大敌就在眼前，却因为没有罗盘仪不能参战，这个结果无论如何接受不了。酒卷和战友完全凭借目测定下一个方向后驶入茫茫大海，他们期待在潜航中正好能遇到美国海军的战舰并击沉之。那样这艘袖珍潜水艇就可以演出一场完美“散花”的正剧，为日本海军留下一段英雄的传说。
但是，悲剧到来了。在冲进珍珠港的过程中，袖珍潜艇碰到了珊瑚礁，导致艇载鱼雷的发射器受损失灵。瞎猫已然瞎了，现在还失去了爪牙。一心想成为英雄的潜航者，已经失去了立功的可能。悲剧还在接续。因为水下操作条件太恶劣，袖珍潜艇搁浅到了珍珠港海滩。失去爪牙的瞎猫，连腿脚都折掉了。酒卷和男与副手所能做的，就是为保证潜水艇的技术机密引爆潜艇。引爆后他们一起跳进了海中。艇副死于海中，酒卷却侥幸活了下来。
《俘虏第一号》中酒卷离舰之际有一段非常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心理活动：
和我们一直同命运的潜艇受伤倒下了。可怜它正在爆炸中走向最后的终点。我是不是应当和潜艇共命运呢？我这样逃出来只让潜艇无情地走向毁灭对吗？要和舰艇同命运—那才是海军的“玉碎”。但求生的本能呼唤着我。我是人，舰艇不过是冰冷的铁块的变形体。人有血，有肉，有未尽的生命和工作。兵器可以制造很多，可以找到许多代替品。但人不能那么简单地被代替。人不是兵器。即便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也无所谓，我要选择人的道路，迎接我的新使命。我这样想着毅然下定决心离开了舰艇。
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心理活动也许需要一点解读才好理解。在日本军队里，“和舰艇同命运”与“和武器共命运”“和军旗共命运”一样，是军队神圣性教育的一环。
按照日本军队的思想脉络，士兵应召入伍，一方面是履行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义务，但更根本的是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诸如商人、农民、工人、市民等社会关系，像前近代的武士们一样，获得了“天皇的士兵”这样一种神圣的新身份。发到每一个士兵手中的三八枪上，都刻有天皇家才能使用的“菊纹”。这种新身份对于很多日本士兵来讲是意义非常的。很多日军士兵在回忆文章中会提到这个“菊纹”。我曾经阅读过一位最后在菲律宾投降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当军官宣布战败，明天要统一交出武器的时候，他因为觉得没有打赢仗对不起天皇而彻夜难眠。最后他找到一块石头一点点把自己步枪上的“菊纹”完全磨掉。做完这件事，他总算嘘了一口气，为最后替天皇做了一点什么而感到心安。五十年后回想起来，这位老兵还觉得那是自己做的一件漂亮事。
日本军队文化中更为典型 “神圣化”的是军旗。日本军队的军旗称为“陆军御国旗”，军队失掉军旗是奇耻大辱。著名的乃木将军就因为失去过军旗而一直被人诟病为畏死，到他最后在明治天皇死后剖腹自杀。日军的军旗被神圣化得非常彻底，当战斗失利面临危险局面，日军会烧掉军旗。“二战”中四百四十四面军旗或在战场被烧掉，或被带回日本烧掉，没有一面落到盟军手中。
舰艇、武器、军旗被神圣化的背后，是日本帝国军队特有的文化。大日本帝国的陆海军文化奠基于明治维新。这场发生于一八六八年的维新运动给日本军队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英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东亚展开的这场革新运动有着更复杂更丰富的面向。“王政复古”对资产阶级维新派而言是“旧瓶装新酒”，即打着复古旧日天皇皇权的旗帜，偷偷装进的是维新政府的新货。而对于早已经令不出天下的天皇家，却正好演一出“借尸还魂”，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势力，重新树立天皇家的权威。在维新前天皇家与维新志士共同发出誓愿的“五条誓文”中，已经可以看出天皇超然的地位，而大日本国宪法确认日本由“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统治，并赋予天皇陆海军统帅权，更把天皇放到了精神上和体制上实际统领一国的一君万民的地位。皇国史观被拿来作为核心的历史方法将日本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足利尊氏因为对天皇使用武力变成了国贼，追随后醍醐天皇战死湊川的楠木正成变成了“大楠公”，成了古代日本武士尽忠于王事的榜样。
日本帝国军人的“神圣性”，本缘自这份一君万民的皇国思想。《神皇正统记》开篇即云：“大日本国者，神国也。”既然是神国，天皇既然是活着的神，即“现人神”，那么被他神圣光环笼罩的就不是普通人，而是被“神选”者。因此不仅活着的日本人应当以自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感到骄傲，而且在另一个世界，能够进入日本天皇神圣照耀中更是无上荣光。“靖国神社”就是这一“无上荣光”的物化体，大日本帝国为殁于皇命的死者们建构起来的特殊世界。在靖国神社里，不论是军阶还是外面娑婆世界地位、金钱都归零为一，死去的军人的魂灵统一都成了名为“某某命”的神。到此，一君万民的皇国思想已经为日本军人设计好了完备的生死世界观念：他们活着是皇军，国是“皇国”“御国”，死了则进入“靖国神社”成神。
二
潜艇失去战斗能力和航行能力后，已经没有继续战斗的武器。按照日本帝国军人的教育，这时候的酒卷应当选择的，就是最后的“玉碎”。作为职业军人，酒卷和男是经历过这种精神训练的。但早在接受上司教训的时候，对生死他就有自己的想法。《俘虏第一号》云：
我所理解的军人，最终为的是走向战场尽全力战斗，并最后获得胜利。当然只要走进战场就有可能牺牲。但绝非必须要纯粹地赴死。军人也是人，作为人谁都不想死这一点是不变的。但在把一般人生活的世界称作“娑婆世界”的日本军队里，为国家而战的军人的思考方法是超越了人的世界进入神性化状态。那种认为不管好坏只要是军人就必须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纯粹地赴死是一种谎言。在海军兵学校时，反复被教训说军人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赴死、只要战斗就必须胜利。我对此不认同并抱有疑问。我想和让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赴死相比，不论什么时候作为一个军人都应当活下去才是更重要的。死亡可以从各种方向袭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必须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强调什么时候都可以赴死，最后会倒向—根本不选择手段的死—即毫无目的的死。我想死应当更深刻、更慎重、更有意义。
正因为有这样的“活思想”，酒卷自己最后活着落到了美军手里。在美军俘虏集中营里，他是“俘虏第一号”。
战时的日本军人一直被告诫，壮烈的战死是军人的本分。每一位日本兵入伍后都被要求背诵《战阵训》。《战阵训》要求士兵们为完成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并且明令，每一个日本军人可以战死但不可以当俘虏。“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有战败自杀的传统。据统计，在太平洋战场几次主要战役中，日军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最低是塞班岛1：16，最高为硫磺岛战役1：143。平均为1：56.3。这个比例在参加“二战”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战斗面临最终失败的局面，成群的日本兵会选择“玉碎”，即冒着枪林弹雨做最后的死亡冲锋。这样的冲锋不以胜利和杀敌为目的，而只是追求“圣洁的死”。
死生亦大矣。死从来都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问题。从理性判断出发，酒卷和男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是更多的日本人选择了“玉碎”。理性地分析这种看似迷狂的做法，我们能够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宣传和教育怎样左右了日本民众的思想。一切为了天皇陛下！一切奉献给天皇陛下！七生报国！在一切为了天皇的大义名分下，日本军人活为皇军，死则成神。这看起来只是抽象的观念和思想，但经过反复地宣传和洗脑，最后会变成一种可怕的信念。而“军神”产生和对“军神”的宣传，是给国民和士兵洗脑时最好用的灵丹妙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对于这一思想逻辑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在中世纪，战争是武士们的特权。但民族国家时代的战争是国战。因此战争宣传的对象不仅仅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这样的将帅，士兵和基层军官都需要树立相应的典型。日本帝国的宣传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宣传重点中，海军就有松岛舰上濒死还在反复问“定远还没打沉吗”的三等水兵，陆军有关于一位号兵吹喇叭的宣传，这样的宣传最后成了套路，并最终发展出“军神”的称谓。
在这样的语境里，帝国宣传机器甚至无视事实制造英雄。著名的“爆弹三勇士”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九三二年“八一三事变”中，日军独立工兵第十八大队的三位士兵以自爆方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他们被称颂为“昭和的军神”。据日本学者上野英信的研究，“爆弹三勇士”实际上是战场指挥混乱与工兵操作失误造成的一起事故。随军记者之所以把这样一场事故用生花妙笔描写成肉弹攻击，理由无他，只是出于日本军队宣传需要而已。而一旦被推上“军神”的祭坛，整个帝国的宣传机器便随之开动起来，很快在日本国内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日本全国各大报纸不仅用最隆重的话语形式连篇报道，而且还通过报纸为遗属开展募捐活动。很快以“爆弹三勇士”为主题的歌曲被创作出来，电影被拍摄出来，连歌舞伎、文乐等传统戏剧界都纷纷排出新戏来。“英雄的故事”以文本、美术插图、歌曲等形式很快进入日本学校的教材。最后他们的故事深入人心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啤酒广告都会使用他们的漫画像。
当时大本营声称海军的九位“军神”击沉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这一报道后来被证明是捏造的。二○○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渊田美津雄自传《珍珠港攻击总队长的回忆录》中对这段往事有详细的记载。事实是四艘潜艇被美军击沉，一艘因为触礁搁浅。在向天皇汇报战况之前，大本营海军部潜水艇主务参谋有泉龙之介向渊田美津雄提出，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从第三国流入日本的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倾斜海中的照片特别具有冲击力。为宣传计，能否把击沉“亚利桑那号”的战功挪到“九军神”身上？渊田美津雄苦笑着回答说这很难成立，因为鱼雷是击不沉“亚利桑那号”的，这样做终会成为世人口中的笑话。但最后还是为了大局不得不让出这份军功。
一九四四年日本开始发动“神风特攻”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几乎不变地被重演。从第一轮特攻起，整个新闻界即进入宣传状态。在战争结束前，报纸对于“神风特攻队”的报道，对于民众精神的影响之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设想一下在败色浓厚的日本本土，看到报纸上一排排赴死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的头像照片，有多少人会将心比心，于是怎样艰难的生活环境都变得没有那么艰难。一切为了神圣天皇陛下这一神圣的大义，捆绑了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被这样的宣传和教育培养起来的日本士兵、日本国民，最后是如何脱却这种近乎疯狂的思想羁绊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因为即便在战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被完全洗脑。“二战”中日本帝国发起的神风特攻，很多队员都是学生兵。因为前线兵力不够，从一九四三年起，日本帝国的征兵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因为有文化被编入海军航空兵。日本海军本来走的是精兵路线，海军兵学校一九四二年两期学员加起来只有一百九十人，而一九四三年九月入学的人数一举增加到五千一百九十九人。这其中死于战争者有一千六百一十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死于神风特攻。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战死后留下的日记、书信，战后被整理出版。以下文字摘自其中最著名的《听啊，海之灵的声音》：
巨大的、肉眼看不到的风暴扑过来。扑过来。扑过来。......它把我扔向未知的世界。这是怎样的时刻？所谓人、所谓历史、所谓世界，到底是什么？谁在推动历史？像卷动怒涛一样。听得到梦幻马车的轮声。眼睛看不到的车轮声。历史是什么？人是什么？我究竟该做些什么？
—柳田阳一
这是常识之外的知识横行的人世间，我不想把他们的知识作为知识来想。这是一种叛逆的说法吧。
—浅见有一
历史的现实是充满梦想和偏见以及我执的世界。这就是其本质。
—中村勇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那些驾驶战机撞向美国军舰的神风队员中，那些死在湿冷的战壕中的士兵，很多人原本都有自己的思考。只不过形势比人强，他们在表面上要表示相信并采取服从的态度。因为这不仅关乎自己，还关乎自己的亲人，关乎很多复杂的因素。
对于我们理解战时日本人精神的这一层面，《俘虏第一号》那段话，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三
一九四一年底被俘的酒卷和男，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乘船踏上了归国之路。
万事难得第一名，作为美军第一号俘虏，他尚未踏上日本国土，其出生地德岛的报纸在十二月八日已经有了关于他的长篇报道。他的传奇经历唤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归国四年后，走出美军战俘营的酒卷和男终于整理好了自己，开笔完整地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这就是这本《俘虏第一号》。这本记录自己俘虏生活的小书出版时，战争刚刚结束四年。围绕酒卷和男周围的仍旧满是战争刚刚终结的氛围。
一九四五年酒卷和男回到日本后并没有马上踏上归家的道路。“我不知道信和电报究竟要经过多少天才能送达，所以我没有向故乡发出任何消息。并且我没有那种马上想回乡的想法。归乡这件事，我觉得好像就是碰触脓包一样。”一直拖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他终于还是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耳朵里灌满了德岛特有的乡音。很快他看到了自己家的房子，灯火透过窗子映出来。走进家门时酒卷踟蹰再三。近乡情怯，酒卷和男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但真正让他迟迟迈不出归乡脚步的，让他在自己的家门前踌躇不前的，让他忐忑不已、想让人知道自己归来又怕人知道自己归来的，是他曾经当了俘虏的身份。听到自己的妈妈流着眼泪说“我以为你光荣地战死了哪”，那一瞬间酒卷和男难堪到了极点。在战争中的日本帝国，做了俘虏的人会被看成是耻辱，家里会被看成“非国民”，会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所以当了俘虏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很多人被俘后会报假名字，而酒卷和男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也曾在美军给自己拍照片时用烟头烫伤自己的脸。事实上，为了正面宣传九军神，酒卷和男成为俘虏一直是日本海军严加保守的机密。所以他的家乡和亲人都不知道他的准确消息。
有关日本士兵最后如何脱却日本帝国的宣传教育，酒卷这位资格最老的俘虏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在美军战俘营，酒卷和男最初有过一个自暴自弃的阶段，后来他开始努力学英语、学习西方的民主和各种知识。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日军战俘进入战俘营，他便慢慢成了日军战俘和美军沟通的渠道，成了战俘中的领导者。酒卷用心照顾那些后来被俘的士兵们，帮助他们打开心结，认识现实并走上自新之路。在《俘虏生活四年回顾》中，他结合自身经历和对周边日本人俘虏的观察，把被俘后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期是求死期。四处寻找自杀的机会。酒卷自己第一次受审直接向审判他的美国军官要求：“杀了我”，并多次尝试自杀。然而一旦成为俘虏，在严密的监视下很少能够有自杀的机会。第二期是烦闷期。情绪冷静下来，但一想到自己作为俘虏活着就觉得郁闷无比。第三期是自暴自弃。死不了，但又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第四期则是从反省到求知到再起，开始重新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存在的意义。换个角度思考，酒卷这里所讲的，不就是一套神圣话语洗脑后的军人俘虏从信而求死到不信而求新生的过程吗？
那么，民众层面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事实上战后半年，日本人以惊人的柔软性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这本来就是应当有的正常的生活。看到这种变化，很多人都在说日本人堕落了。而在作家坂口安吾看来，这种堕落是应当欢迎的，因为这符合人的本性。相反，“一切为了天皇陛下”的大义束缚，它对人心的禁制是非人道、反人性的。关于天皇制，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指出，“天皇制这种东西和武士道是同种的”，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一切为了天皇陛下”“一切为了皇国”这一大义，正是建立在武士道的逻辑之上的。但是，按照武士道的逻辑，败者要以洁白之死负起失败的责任。然而，一旦日本战败，坐在权力顶端的昭和天皇不仅没有自杀谢罪，甚至没有退位，反而屈身于美军，最后躲过战争追责，一直活到了一九八九年。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战阵训》束缚着走向自我毁灭，发布《战阵训》的东条英机反而做了美军的阶下囚。有人把手枪私递进监禁他的牢房，希望他有一个洁白的死，结果是这位从小就读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用手枪自杀时居然枪会打偏。苟活下来的他，最后站到了东京大审判的审判台上被审判。这一切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不论是昭和天皇还是东条英机，他们最后的行为才真正为曾经被神圣化的大义签下死亡证明。神国的言说、武士道的逻辑，在这里才真正完成了自身永远的崩溃。
酒卷和男回乡后，有人来信让他“立即剖腹自杀以谢世人”。写这信的人，很明显和酒卷和男不是一个思想层面的人。在美国战俘营里，酒卷和男学会了英语，学会了民主主义，学会了领导人和照顾人。一九四八年他进入丰田公司，从公司职员一直做到了丰田公司巴西分公司的社长。晚年的酒卷和男过着平静的百姓生活，很少和人谈起当俘虏的事情。《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曾经问他：“是什么一直成为你心灵的支撑？”酒卷和男回答：“是人的尊严。”
酒卷和男于一九八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作者：刘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