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布赖特”往事
“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设立于一九四六年，七十年来吸引了美国和世界各国约三十三万学人的参与。它是美国政府赞助的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
“二战”刚一结束，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海外的“二战”剩余物资就地变卖，用得来的钱资助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富布赖特参议员希望通过教育与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世界和平、增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一年后，杜鲁门总统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签署了《富布赖特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这一法律真正意义上的实施要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南京签署了“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执行协议”，成为该项目第一个政府间协议。
为什么中国成为美国富布赖特项目合作的首选国家？理由当然不难寻找：中国是“二战”期间美国在亚太战区的盟友，蒋介石政府也一直采取亲美政策。但这样对两国教育文化都有利的项目为什么拖到一九四七年底才达成协议呢？就美方来说，将留存在欧亚多国的“二战”剩余物资进行清理、估价、变卖需要时间；就中方来说，国民党正忙于打内战，保住政权是头等大事。但问题自然不那么简单。
《富布赖特法案》中有两项条款对于达成双边的执行协议至为关键。一是任何参与这一项目的国家必须具有两千万美元的准备基金，每年投入项目的费用为一百万美元；二是该项目由美国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遴选和实施。
民国政府购买美国战争剩余物资的工作完成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在购买合同的协议中，中方表示愿意从购买款中留出相当于两千万美元的法币作为准备基金，参与富布赖特项目，这为双方就此事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一九四七年四月初，美国国务院致信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启动了谈判进程。
两千万美元本来是美国政府的收入，现在留给民国政府用来投入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这使不少中国人一下子联想到了四十年前的往事—一九○八年罗斯福退还半数庚子赔款给清政府，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一九四六年九月，任鸿隽在《纽约时报》看到中国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消息后，立刻打电报给司徒雷登，要求将两千万美元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会是一九二四年成立的专门机构，主要任务是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第二次庚子赔款约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该会成立之初由十五人担任董事，中方十人，美方五人，所以主导权在中方，此后一直延续这样的格局。任鸿隽当时是以这个机构执行秘书的身份致电司徒雷登的，但没有得到正式答复。几个月后正式谈判开始，教育部的官员采取了和任鸿隽一致的立场，建议美方将这笔两千万美元的资金投入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像庚款一样归中国人管理。
设立富布赖特项目和退还庚子赔款确有可以比较之处，但显然不是一回事。负责美方谈判的使馆官员明确表示，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的钱，也将大部分用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人只能使用少部分；同时表示，项目董事会完全由美国人担任，中国人只作为咨询委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正当美国使馆和中国教育部的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外交部插了进来，表示拒绝接受已经达成的谈判结果，并提出多项修正，其中两项最主要的意见再次显示了庚款项目的巨大影响。第一项是将执行该项目的机构名称从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China（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改为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China（中美在华教育基金会）。第二项是中国人不能只起咨询作用，在董事会中应该有决定权。外交部意识到，虽然这个项目用的是美国的钱，和庚子赔款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了国家的面子，必须更改执行机构的名称（尽管“中美在华教育基金会”听起来有点别扭）和增加中国人的投票权。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向美国使馆施加压力，要求参与项目的决策。但使馆丝毫不肯让步，坚持“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名称不动，还明确表示董事会将由驻华大使、两名使馆人员和两名非官方人士（一名代表商界，一名代表教育界）组成。
外交部的官员不好对付，但还是被说服了。更让人头疼的是战后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和法币的急剧贬值。美国人的习惯是凡是遇到钱的事先做预算，但中国每天都在变化的汇率使这一工作难以下手，更难以精确。同样一件事，年尾的花销可能是年头的好几倍。这种经济状况同样影响了中方的谈判人员，他们期待状况的好转，也不急于达成协议。
中国塌方式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项目的谈判，为了能够继续下去，双方同意汇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票面价值（par value）为基准，在无法确定这样的面值时，使用民国政府中央银行确定的公开市场汇率。双方最终商定，在签署协议三十天内，中方向美国国库先行拨付二十五万美元的资金，然后陆续拨付七十五万美元，达到项目要求的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数额。但实际情况是，三十天到期时，中方拨款还未到账，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美方才收到一张六亿两千七百万法币（相当于五千美元）的支票，而不是要求的二十五万美元。中国当时经济状况之极端糟糕，没有比这张姗姗来迟的“巨额”支票更好的说明了。
钱的问题非常棘手，人的问题则要简单一些。美方很快公布了项目决策机构—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人员名单。主席为司徒雷登，这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大使前一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对中国的教育情况了如指掌。使馆的两名成员是二等秘书梅尔比（John F. Melby）和文化参赞哈里斯（George L. Harris），二人都有丰富的对华工作经验，哈里斯早年在华盛顿大学曾深入研究过中国人类学。董事会中的两名非官方人士分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远东地区主任华兹生（Robert B. Watson）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格林（George H. Greene）。与此同时中方任命了四名咨询委员会成员：前驻美大使、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主席）、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以及教育部一位姓韩的司长。按规定咨询委员会成员是五人，中方只任命四人，是朝中无人？可能还是抗议美方大权独揽吧。
两个委员会成立后，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可以开始工作了，但日常的运行得有人来做，不能指望董事或者咨询委员。换句话说，这个一年一百万美元的大项目还缺一个实际的组织者和运行团队。美国国务院在项目开始时建议使馆就地找一名美国人担任执行主任，并承诺一万美元的年薪。但使馆认为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人员，建议从美国直接派遣一位专员，同时为他配备两名秘书。中美双方签署协议六个月后，执行主任仍未到位。当时中国内战正酣，兵荒马乱，再加上国务院给的工资只能用极不稳定的法币支付，这份工作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项目还得进行，工作还得做。在找不到其他人的情况下，只能靠梅尔比和哈里斯来解燃眉之急了。他们一边做自身的使馆工作，一边将项目慢慢运行起来。虽然美国国务院一再表示要派人来，但两人清楚这一前景渺茫。哈里斯作为文化参赞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为了寻找人手，他不等不靠，到处打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没有美元作为工资补贴的条件下，他居然找到了一位项目助理，而且条件很不错。邓肯（Shirley Duncan）曾在燕京大学工作数年，熟悉中国教育界的情况，还懂一些汉语。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她和燕京大学的美国同事被日军监禁，一九四三年获释后回美国服务于情报部门和国务院，她接受哈里斯聘请时正在上海一家机构工作。此后，哈里斯再接再厉又找来洛（Pardee Lowe）和布沙尔（Marybelle Bouchard）参与项目。这三位助理对中国都颇有感情，干起活来既投入又高效，保证了项目在此后近两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断）的顺利运行。美国国务院对哈里斯的工作高度赞赏，一年后正式任命他为执行主任。哈里斯除了领导三位助理，还时不时地拉自己的太太帮忙，为项目找来了一个连法币都不领的助理。
一九四七年底，三位助理尚未到位，国外奖学金董事会（Board of Foreign Scholarships，美国政府负责监督富布赖特项目执行的机构）就来催要一九四八年的工作计划。司徒雷登和他的美国同事很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此事，随后胡适也召集咨询委员会开了一次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一）美方派遣二十名大学教授、十名研究学者、二十名研究生到中国访学；（二）中方派遣三十名教授和研究生到美国访学；（三）资助一百名中国学生到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学习；（四）在燕京大学建立一个英语培训中心。方案于一九四八年初上报国外奖学金董事会，经讨论被原则接受，但董事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特别是针对第三项—一百名受资助者必须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而不是仅限于教会中学的毕业生。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哈里斯和他的助理也希望项目的选拔从一开始就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展开。在南京使馆他们每天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但远在华盛顿的董事们可能不太了解战争的进展。从一九四七年六月起，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东北战场经过秋季和冬季攻势已经基本锁定胜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选拔”只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在上交方案的时候，所有人最担心的不是第三项，而是第二项，由于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法币极度疲软，运营跨太平洋航线的各家公司早已不接受法币作为支付货币，这样即使三十名中国教授和学生被公平公开地选出来了，也难以启程赴美。就日后的情况来看，四项计划中真正落到实处的是第一项，也是富布赖特项目最被看重的一项—派遣美国学者、学生到中国交流。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教授卜德（Derk Bodde）突然接到来自华盛顿的长途电话：“您打算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中国吗？希望您尽快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布消息，说富布赖特项目正式启动了。”卜德是美国最早的汉学专家之一，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在北京留学，一九三八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学位，回美国后一直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二战”期间曾被美国情报部门借用。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接到电话，我大吃了一惊，但马上想到‘二战’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政府部门的人做事总是一惊一乍的。我随即镇定下来，回答道：‘我非常乐意，请告诉我项目的详细情况。’”（《北京日记》英文版）当卜德到达阔别十年的北京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了，这或者应该说是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真正的开端吧。
作者：顾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