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曾经戏称历史社会学是一种“独角兽”（sociological unicorn）。这个比方有其公允而又武断的地方。
公允在于，历史社会学始终处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尴尬境地，左右彷徨，这在所有社会学分支中确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它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微观导向的符号互动主义—旨趣截然不同，因这两个主流理论本质上是非历史的，亦不处理时空变化带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它又过度援引穿凿的抽象理论，缺乏一手史料的支撑，随意曲解历史学的局部结论，因而悬置才是上策。
武断在于，尽管生长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夹缝中，历史社会学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遽然中兴，以其宏大的视野和非凡的理论想象吸引了整整一代最优秀的头脑。换言之，历史社会学固然从来不是社会科学的炙手明珠，但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场域，并促成了以摩尔、梯利、司考切波和迈克尔·曼等为代表的学术梦之队。
那么，这个最为强调历史性的独特领域，本身的历史又如何？在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是怎样的面貌？其基本的理论视野、研究焦点和实证技术发生了何种变化？又出现了哪些问题？而这对认识我们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有哪些或隐或显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分析具体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办法，或许可以勾勒历史社会学的历史面向和新近面貌于依稀之间。
为此笔者选择了三部近年来学界评价较高的作品，这三部作品均获得了北美历史社会学大奖。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作者为年轻学者，代表了历史社会学当下的走势和未来的方向；第二是议题均为传统历史社会学（后文所言之第一波）中最为显著和耀眼的政治经济学，如财政国家、国家与市场关系、金融化和现代化转型等等。今日之历史社会学显然已经发展出了多元议题（详见后文），但基于传统议题的比较似乎更能揭示视野和技术的转换。
其中，和文楷的《通往现代财政国家之路：英国、日本和中国》主要考察了英、日、中三国从传统的领地国家（domain state）到现代财政国家（fiscal state）或言税收国家（tax state）的转型。其中，英国和日本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实现了以商业为最主要税基的间接税征收中央化，前者在十七世纪的后半叶，后者在明治维新之后。以此作为信用基础，英国进一步发行长期债来为政府融资，而日本则成功发行了纸币。两者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了财政现代化，依靠不同的金融工具，并建立了相异的财政制度。依照和文楷的从容陈论，英日的成功正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首先，一场重大的财政危机往往促使财政中央化和信用化；其次，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也必不可少。相较之下，十九世纪的中国却始终未能实现财政的现代化，不仅间接税（厘金）的征收无法中央化，且发行纸币的短暂尝试亦以失败告终。和文楷对此的解释是，清帝国固然面临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财政危机，也有商人的部分支持，但这场内战前后百业凋敝，严重破坏了财政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一旦经济复苏，危机又已缓解，且有纸币方案失败的阴影，现代财政工具遂胎死腹中。
克里普那的《利用（资本化）危机：金融化的政治根源》一书问世要更早一些。她试图回答一个对于理解我们的时代至关重要，但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持续大规模的金融化运动几乎重塑了美国（甚至世界）经济，其背后的动因究竟如何？此前的研究或是简单归诸投机的本性，公司股权的社会化，或是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产业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和金融资本的结构性上升。而克里普那则另辟蹊径，主要考察了国家在金融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角色。在她看来，与其说美国国家在市场和金融资本的挑战下被动让步，不如说国家主动退却。在面临一系列的政策和合法性危机时，国家选择放松管制，放开资本市场，推动金融发展，从而解决财政和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国家把有关分配的问题也推向了市场，从而避免了艰难的政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国家的诸多临时政策选择、去政治化的策略和非意料的结果促成了金融化转向。
最后是普萨德的《自由市场的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在三者中享誉最高。该书主要考察了近年北美社会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即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崛起及其政治和经济动力。与此前汗牛充栋的研究不同，普萨德充分剖析了新自由主义范式的不同面向（减税、产业政策和福利政策等），及在不同国家的政策实践和政治过程。她进一步认为，国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而这又是深植于各国的政治结构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英国和美国由于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二战”后反而矫枉过正，实行了激进的分配方案，但又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转而在七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契机下开始反对美国五十年代以来的隐形福利国家，再加上两国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的鼓动，遂转向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相较之下，法国和德国建设福利国家起点更早，战后的分配方案也并没有想象中激进，并适度保护了资本的利益，因而在八十年代之后并没有形成对抗性政治的局面。这两国固然也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是相对温和，且只在某些政策领域符合其理念。
并观互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与中兴时期的“过去时”面目已十分不同。此处且就两个重大的变化稍为提挈。
首先，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变量逐渐从结构性转向政治/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所谓的“结构”，正是像国家权力构架、阶级关系或政经结构这样的抽象宏观的“理论想象”，并不能简单依靠朴素的实证主义观测到（当然，将这些概念量化也是最近的另一个趋势）。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九六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摩尔的论断是，阶级结构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才是各国选择不同政体、通过不同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前现代的阶级并不利于现代民主；这两个阶级若没有通过政治或经济的方式被改造、吸收甚至消灭，特定的社会很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或暴力革命。这背后隐含了一个未曾明言的理论模型，即“现实”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不同层次的，那更深层的“现实”或言“结构”决定了表面的“现象”，因而必须也只能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来捕捉。而与结构的强大力量相对的是理性而无力的个体。他们如果不是结构的牵线木偶的话，也总是无法与结构的宏观作用相抗衡。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社会运动高涨和马克思主义意外复兴后，社会学家的理论勇气和野心的最好体现，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武断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决定论。
然而，在此前详述的三部近期作品中，“阶级结构”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已彻底淡出。即使像“国家”这样的概念，也从布莱纳（Robert Brenner）所言之“类阶级”的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组制度，或者国家内部分散的政治主体。与其徒劳地寻找或“发明”一个深层的结构，一个抽象的宏观集合体，现在的历史社会学家们转而关注具体的行动者。这背后的理论模型也从结构和现象/个体的两张皮，转变为行动者与环境的深刻互动。潜在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不能提供行动的指南（不管行动者是否认识到），而最终的政策选择也非必然，恰是行动者的认知图景、政治能力和历史环境的相互作用。
譬如，和文楷在剖析三国财政政策的转型时，十分关注国家内部的行动者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多重的可能性。他认为，英国的财政现代化在十七世纪末的关键时刻至少有两个政策方案：发行纸币或长期债。而最终后者成功的原因，恰是英格兰银行缺乏垄断货币发行权，短暂的纸币实验失败，而南海石油公司机缘巧合实现了政府债务的长期化。而中国清政府没有下决心推动改革很大程度和前朝与十九世纪前半期纸币政策失败的政治记忆有关。克里普那也花了很多笔墨来分析，美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重重危机之中，如何探索和实验新的政策，以解决棘手的分配问题，重新挽回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实现财政融资。最后的金融化政策也许并不如哈维和阿瑞吉所想象的那样是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档案考证和访谈都说明，美国政府在此过程中不断根据情势调整政策和政治策略，当然很多时候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相比之下，普萨德的解释也许更偏结构。然而，她也避免了宏大的阶级话语，转而使用“对抗性政治”这样的“中层”理论，暗示了政治群体边界的流动性以及政治对抗原因和形式的多元化。此外，她也强调了如撒切尔和里根这样的政治企业家如何利用民意，试探性地推行某些政策。而另一些激进的政策却因为缺乏民众支持和时机问题而失败了。因此，即使在同一国家，新自由主义范式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进展也大不相同。
总体来看，这三位作者都或多或少强调了以下的新鲜思路：一、政治行动者的能力和理念是否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契合，因之，何种形式的契合能够推动特定的政策？二、行动者是否有初始的目的和理性计算，还是根据情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政治目标、策略和话语，特别是通过政策实验？三、结构对于行动者是约束，还是资源？结构是单一的吗？行动者是否有可能在多重结构中重组资源，获得相当的能动性？
再则，历史社会的时间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至少五十年或百年为单位的长时段考察转向 “政策过程”“事件”和“关键历史时刻”。再以摩尔为例。他以为英国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先行者，而从羊毛贸易和圈地运动开始，旧农村阶级逐渐被吸收或被消灭，一直到资产阶级壮大并发动革命，前前后后至少涵盖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而梯利对于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则从公元九百九十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虽然他主张战争的选择作用，但着力点并不是几场改变局势的大战役，而是资本和强制力在数世纪之内的积累和集中，以及渐次形成的国家形态。实际上，长时段的分析单位天然是和结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阶级结构和国家的权力结构等等必然在较长时段结晶和展开，而结构一旦固化，又似乎成为无法抵抗和挣脱的“历史力量”，形塑当下和未来。本质上，这是一种在“事后”寻找甚至创造历史动因的分析方式，粗暴忽略了关键政治行动者在“事先”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多重可能的行动路线。
当然，这样的史观已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事件和关键历史时刻的关注，无疑拒绝了这样或那样无情的历史力量，转而引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历史或然性。在这些特殊时刻，惯常的因果逻辑往往被打破，各种历史因素重新相遇、扭结和组合，并常常有意外的力量来把局面冲破，产生非预料的结果。因此，最后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变迁很可能是外生于主导阶级或特定政治精英事先的利益，也并非结构理论所能简单预测。在此前的例子中，和文楷强调他的出发点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路径，能够更好地解释（财政）制度变迁，说明某些旧制度的延续、某些制度在关键节点的崩溃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新制度实验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扭结，产生（或无法产生）各种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因此，他选择了英国一七一七年前后南海公司和英国银行受邀处理政府年金、日本如何从一八八三年开始逐步实现财政中央化和纸币化以及清政府一八五三年尝试发行纸币直到一八六四年被迫取消等等关键性的事件。和文楷对这些事件前后的政治经济条件变化和政府面临的多重选择多有论述，但相比之下，克里普那和普萨德更为清晰地指出了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也花诸多笔墨还原了政策讨论的全貌，并引入了更多的或然性。前者主要聚焦三个重大的“政策时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长期滞胀和社会危机、八十年代初的财政危机以及八十年代中的货币政策合法性危机。后者则详细剖析了各国在七十年代末的数个“政策制定片段”（policy making episode），以档案材料说明里根和撒切尔等所谓的政策企业家如何在具体的舆论环境和政经条件下调整政策方案和话语，不断测试公众和主要利益群体的反应，最终找到可行的政策。
“事件为中心的路径”也好，“政策制定片段”也好，这些近期作品背后的假设恰是，历史的密度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均匀的，亦不是结构运动的简单展开，资源占优的行动者也无法决定或预测政治博弈的结果。在某些时刻，历史被打开了，也似乎被拉长了，政治行动的密度也骤然上升。当然，对于关键时刻的选择和甄别并非易事，也无法独立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概而观之，“能动性”“或然性”和“关键时刻”这些新取向不仅仅是本文所述的三个孤例，无疑也代表了历史比较研究的“现在时”。亚当斯等新一代的学者在《再造现代性》一书中提出，历史社会学前后至少有三波重要的浪潮。
第一波是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韦伯。他们的作品各有磅礴的历史面向。“二战”前后社会学的重镇转移，古典传统让位于美国本土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符号互动主义这两种非历史的理论。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左翼运动蔚为大观，美国及西欧社会又遭遇了内在的政治经济危机，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浪潮悄然兴起。摩尔、沃勒斯坦、安德森和稍后一些的司考切波等人接续了马克思的历史视野和阶级分析工具，但显然拒绝了从马克思到帕森斯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隐含的线性进步史观。这一波的作者某种程度上也和韦伯有一种隐匿的对话，因为他们终于把政治过程的独立性和国家的自主性放到了前台。尽管如此，第二波历史社会学很少摆脱根深蒂固的结构主义信仰，以及对梯利所言之“大比较、长时段和宏观过程”的偏好。这些偏好又继而遮蔽了诸多本来应该进入历史社会学视野的议题。按照施泰因梅茨的说法，这也许正是福特主义时代的理论表征。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种针对第二波浪潮的反动已逐渐成形。历史社会学这头独角兽再次面临变身。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实证实验中，社会学家们不断探求结构的多元性和切实的作用机制，发现历史的多重发展路径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展现历史中的行动者丰富而具体的理念、选择和理性策略。持平而论，本文所评述的三部作品各自有一定的硬伤，比如和文楷选择性地使用了史料，对于关键政策事件的选择也值得推敲，而克里普那与普萨德则对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长时段原因和分配效应等重大问题阐释并不充分。尽管如此，逐渐成形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浪潮已经可以管窥一斑了。当然，第三波还有一个在视野、技术和史观之外的重要变化尚未在本文呈现：议题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战争和革命扩展到性别、种族、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等此前被遮蔽的问题。这些新面貌都充分说明，“历史的”社会学已成过去时，而真正“历史化”的社会学才代表了当下和未来。
（Prasad， Monica. （2006）.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郦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