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的真情与矫情
一
晚明成为学界的热点，已延续多年。这段不足百年的历史确有许多异于以往和后来帝制时代的独特之处，诸如官僚体制的腐朽低效，商品市场的畸形繁荣，享乐观念的无孔不入，左派王学的深入人心，党社胜流的矍然蔚起，士商之间的角色互动乃至秦淮一曲的绮艳风流，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篇帙腾涌，不假我一二谈也。这里只拟从“了解之同情”的立场谈谈那一时代文人之间的生活趣尚，冀能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对那一群体“微窥而知之”（钱穆语）。
晚明的文人大抵都会因为同年、同乡、同好、同气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进而再由朋友的揄扬荐引扩大这个朋友圈，而后结社会盟，诗酒唱和，尺牍互通，友情递进，甚而发展到一同去干预政治。阅读这些人的尺牍书信，首先可以感受到情意的真切，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每一次诗会社盟，或是友人的远道来访，都会激发澎湃的诗情，而临歧依依，难舍难分的友情也着实令人感动。而深一层阅读其中的细节，还可读出才性、人品、情趣、志节，于是便显出了高低真伪。且看几个例子。
臧懋循，现代人知道他主要是因为其人曾纂辑过《元曲选》，流传至今。其实，他在晚明的文坛享有大名，为“苕溪四子”之一，在当时颇具影响。懋循，浙江长兴县人，生长于太湖之滨顾渚的官宦世家，他的高祖、伯祖、父亲都是进士出身。懋循自幼聪明绝顶，三岁能诵《孝经》、古诗，九岁就会写文章，连塾师都自愧不如。万历八年（一五八○）三十一岁中进士，授荆州府学教授。明代的一个府学教授只是从九品的官，薪水低得可怜，是不够养家的。好在能考中进士的一般都有些家底儿，更不用说像臧氏这样的世家子弟了。所以懋循得以一面做个闲官，一面结社交友，任诞风流。他的座师是内阁首相申时行，他女儿是退休首相徐阶的孙媳妇。万历十年，他升任夷陵知县，成了正七品的官。次年，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根据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他在每一任上，都能尽心职守，薄有政绩。为人则性情疏放，诗名远播，还是个大玩家，围棋、蹴鞠都很精通，又有男风之好。这在当时的士大夫间，也算一种时尚。不过身为儒学博士，公然带着自己的男宠招摇过市，总不免有玷黉宫。校长（祭酒）黄凤翔看不过去，参了一本，懋循遂被罢官。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说：懋循，字晋叔，长兴人，万历庚辰进士。风流任诞，官南国子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
还有讲得更详细的：今上乙酉岁，有浙东人项四郎名一元者，挟赀游太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臧顾渚懋循为南监博士，与之狎。同里兵部郎吴涌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谑无间。臧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毬子于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时黄仪庭凤翔为祭酒，闻其事大怒，露章弹之，并及吴兵部。得旨俱外贬。又一年丁亥内计，俱坐不谨罢斥。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臧。馀不能悉记。臧多才艺，为先人乡试同年，与屠礼部俱浙名流，同时因风流罪过，一弃不收，二公在林下与予修通门谊，其韵致固晋宋间人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综计臧懋循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五年官，就是这区区的五年中，他似乎也从没感觉到荣耀，而是抱怨连连：
不肖入楚来，悠悠无足述者。但一斋萧条，如枯叶蜩承之而已。生平惰气，每见长安中冠冕，不啻炙手，乃今令日事此耶！顾此物不可流湎，不可不染指。邴曼容须官至六百石，陶弘景须五十岁始作拂衣计，似犹恋恋。终不若柴桑处士一决也。（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与吴载伯书》）
菲薄的俸禄、繁冗的公务、无奈的趋奉、渺茫的前程，这是当时低级公务员的普遍境遇，并非臧懋循个人的牢骚。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悖论。考中进士，是彼时读书人个人价值被皇权承认的最重要标志，既可光宗耀祖，又可跻身社会上层。若仕途顺利，为方面大员，为卿为相，为帝师，都有可能。因此只要是春闱得第的士人，绝大多数会抱有这样的梦想。但明代的现实（尤其中晚明）却是“朝政失驭，群狡并兴。背天常而逆人纪。于是有强藩，有逆竖，有乱贼，有奸党，有叛将，有梗化之夷焉”（谢蕡：《后鉴录·自序》）。皇帝昏愦，阉祸绵延，党争酷烈，官不聊生。像宋代官员那样优渥的待遇、体面的生活是明代官员不敢想象的。从辞章方面看，明代的官员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才子型的，中第之前就已诗名远播，得官以后，随着阅历的增进，愈发汪洋恣肆。另一类是应试型的，只擅长八股文，经义帖括都滚瓜烂熟，只为了考试。有的终生不会作诗，个别的做了官以后从头学起，也能中规中矩。臧懋循、公安三袁、屠隆、汤显祖等显然属于前者。
懋循自诩甚高，“若勉强与世浮沉，迟我十年，亦或可觊二千石”。二千石是汉代官员最高的秩禄，可见其人本非自甘碌碌之辈。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对仕途心怀厌倦，希望回归自己文人名士的本色。前面引录的数通尺牍文笔洒落，而且真情流露，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袁宏道在吴县县令任上写的一封信：“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袁宏道： 《锦帆集·丘长孺》）
袁宏道二十四岁中进士，四十三岁病逝，曾任吴县县令、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仕至吏部稽勋司郎中。不过从中进士到去世的十九年中，中郎做官的时间才不过五六年。只要在任上，他都是宵旰尽责，清廉自守，政声极佳。他在吴县知县任上不足一年，就连写了七道请求退职的公函给上司，或托言祖母病亟，或备述自己病笃，反正就是不想继续做公务员了。
中郎的朋友屠隆，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身寒素，三十五岁中进士，任颍上（今属安徽）、青浦（今属上海）知县，迁礼部主事。他做官的时间也不长，是因为被人参劾与西宁侯宋世恩淫乱而遭罢免的，与臧懋循下场相似。他在两任知县任上也做过不少好事，如兴修水利，为民请命。为官也很清廉，试看他自述做县令的种种不堪：
不佞起布衣，窃五斗，有四方之役。尘劳外扰，忧喜内煎，垢不及沐， 饥不及餐，据堂皇扪腹枵然，神识疲耗，而吏犹抱牍前。夜漏且尽，甫就蓐，两睫未及下，而门者传柝，揽衣起矣。溽暑扶服，汗流至踵，而仆仆不得休。时而车中遗溺至不可忍，而无奈车何。此时而思箕谷诸君，天人矣。（屠隆：《白榆集·倾盖亭记》）
由此可见，这类文人对官场的厌倦是发自内心的，“自作一官，五脏俱俗”（屠隆：《由拳集·与冯开之》）。而像屠隆这样家底单薄的官员其实是没有退路的。他在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秋天升任礼部主事，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京城达官贵人的穷奢极侈，声色犬马，从而诱发了他心底的种种欲望，于是他也开始狎妓冶游，蓄养男宠，频繁地参与各种宴会，且一发而不可收，终于遭人算计，被劾罢官。
上文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臧懋循“与屠礼部俱浙名流，同时因风流罪过，一弃不收。二公在林下与予修通门谊，其韵致固晋宋间人也”。所言屠礼部，就是屠隆。说他们俩“韵致故晋宋间人也”，不免皮相之见。表面上看，晚明的许多文人在生活情趣上确与晋宋间人颇多相似，如鄙薄俗物、任情适性、追慕山水、学道佞佛。但若仔细考察两个时代在社会思潮、物质环境、学术风气、士人品行等方面的诸多不同，就会发现臧懋循、屠隆等晚明文人与晋宋间人的巨大差异。晋宋间的士人群体主要是由南迁的北方贵族和南方土著士族构成，在思想上承继正始玄风，又融入了方兴未艾的佛学与道教思维。他们生活优裕，崇尚高情远韵，潇洒风流，在精神上追求清静闲雅，与山水自然冥会融通，妙悟生命的哲理。这种生活态度当然离不开江南的地理环境、山水佳胜，同时也与社会上层偏安一隅的心态息息相关。
晚明的文人则除了具有传统士人的习性之外，身心或多或少都添加了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印记。心学强调的是“吾性自足”，“心外无物”。自信本心，不假外求。通过自心的体悟，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心学发展到王心斋、李卓吾，融入了许多平民化的思想，增加了狂禅的因素。王艮说：“良知天性，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心斋先生遗集·答朱思斋明府》）这话其实只是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的演绎。李卓吾则讲纵心适意，一切按自己的内心需要施行，“身心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管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李贽：《焚书·李中溪先生告文》）。这种哲学思潮直接引导了晚明文人对自我的发现，并与当时的市民意识、消费观念、享乐主义一拍即合。袁宏道提出“兴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袁宏道：《 锦帆集·识张幼于箴铭后》）。汤显祖则倡扬“性乎天机，情乎物际”（《汤显祖集·答马仲良》）。强调的都是任情适性，跟着感觉走，怎么舒服怎么来。心学关于人有没有情欲，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私欲始终语焉不详，却格外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只要心与道通，适情纵欲都没什么了不起。这就给晚明文人放纵自我，追求现世的享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臧懋循就和心学渊源不浅，他的伯祖臧应奎即师从大儒湛若水，探究心性之学。其父臧继芳复问学于心学巨擘欧阳德，懋循本人亦于心学颇有造诣，曾大力呼吁光大文成（王阳明）致良知之学。袁中郎兄弟则近于师事李卓吾。屠隆学问庞杂，佛禅儒道，无所不有，亦有心学根底。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吴县知县任上第一次见到屠隆，时屠氏已罢官。中郎印象极佳，“游客中可语者，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余碌碌耳。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油入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袁宏道：《锦帆集·王以明》）。气质情趣上的契合，让他们倾盖如故，成了终生的挚友。
读书人一旦失了安邦济民、致君尧舜的宏大志向，往往不免随世俯仰，放纵情欲。这种生活态度发展到极致，便是任性，乃至以癖为美。袁中郎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袁宏道：《瓶史·十好事》）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陶庵梦忆·祁止详癖》）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喜欢一件事成了癖，必然专心致志，必然忘却许多别的念头，于是就可能单纯得可爱。但癖有好有坏，围棋、蹴鞠还不算坏，男风则尽管时尚，究竟不是好癖。再一味去夸大这种癖，好像不如此便做不得名士，像臧懋循、屠隆的狎养娈童，招摇过市，终不免令人齿冷。
二
晚明文人在倡扬真情的同时，也纷纷做出了许多矫情的事。袁宏道在《识张幼于惠泉诗后》中讲了件有趣的事：
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坛之团风（在湖北黄冈）。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河（在麻城县西），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尝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瓷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汩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恚，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愧叹而已。
这其实只是件小事，但丘长孺连同饮了假惠山泉的雅人名士的嘴脸却历历如在目前。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启示：一是晚明的雅，许多并非骨子里就有，而是做出来的。二是迷信与从众。丘长孺名坦，湖北麻城人，中武举，仕至海州参将。当时只是个诸生，工诗，是公认的雅人，凤目美髯，长身魁梧，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他弄来的惠山泉会是假的，那些人也从没品尝过惠山泉。大家都要做雅人，即使喝着没什么特别，一个人说好，众人便会异口同声地附和。因为谁也不想做俗人。
再看臧懋循，此人的无行已见前述，他被罢官以后，常常凭借自己的才望，游走于同年契友之门，每每得到馈赠，以补其山水赏玩、吟哦笑傲之资。用句俗话说，就是到处打秋风。这在晚明的文人中也是极普遍的事，职务丢了，名声还在，甚至可能更响亮，那些居官的朋友同年也愿意延纳这类名士来提振自己的雅誉。以当时的士林风气衡之，两方面都不算失德。但如果再看臧懋循的一篇序，“士所不耻于清议者三：曰墨、曰忍、曰奔竞。而三者之弊，奔竞为甚。繇夫始进者轻，即终身之事业系之也”（《负苞堂集·代送陈驾部视学两浙序》）。何其正大庄严，洞察微细。拿这段话对照他的行为，难免令人生出两面人的感觉。嘉靖已降，士人之言行不一，已非个例。口谈心性，标榜气节，人前恂恂若君子，人后投刺钻营，奔竞趋附者比比皆是。这与今日会上大谈廉洁勤政，私下纳贿寻租的许多官员在人品上似有相通之处。比起这些人来，懋循还算不得尽丧良知，不齿于世。
放纵情欲，佯狂悖理，是当时文人群体的普遍现象。他们狎妓冶游，分桃断袖，买吴姬，醉山水。且总能为这种放浪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袁小修（中郎弟）有一段话可以概括这类文人的心态：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否则近衺。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杨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语也。近有一文人酷爱声妓赏适，予规之，其人大笑曰：“吾辈不得志于时，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安富尊荣之乐，止此一缕闲适之趣，复塞其路，而欲与之同守官箴，岂不苦哉！”其语卑卑，益可怜矣。（袁中道：《珂雪斋集·殷生当歌集小序》）
文中所说的杨用修，名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嘉靖时任经筵讲官，因为大礼议案，被削籍，遣戍云南永昌卫。面对世宗皇帝的政治迫害，杨慎在云南不得不佯狂避祸，做出一副纵情声妓的假象，甚至“胡粉敷面，作双丫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街市”（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杨慎的纵酒狎妓，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后来的文人既无他的学问，又无他的遭遇，却偏要将他的佯狂当作放纵自我的榜样，实际也是一种矫情。
放纵之余，他们又往往会深自忏悔。袁中郎早就认识到“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袁宏道：《敝箧集·叙陈正甫会心集》）。因此他决心割断各种欲望，“近日渐学断肉，此亦是学隐居之一端，将欲并禁诸欲，未免为血肉所使。尝自谛观宦情不断之根，实在于此”（袁宏道： 《敝箧集·答顾秀才绍芾》）。他茹素三年，结果因为口馋，又动了荤。屠隆也是每每在纵欲之后，悔恨不已，感叹“名障欲根，苦不肯断。世上万缘，独此二物为难除。隆自学道以来，凡可以去此二贼者，真惟力是视，隐而不发，直以经岁。隆方私自憙念已遂降此魔。偶有所感，瞥然动念，乃知病根尚在，特潜隐不发尔”（屠隆：《白榆集·与王元美先生》）。为此，他慕道学佛，但又经不住物欲的诱惑，整个后半生都徘徊在禁欲与纵欲之间。
以上所举的数人几乎都是进士出身，都曾步入仕途，同时又都是著名的文人。他们与如今的知识分子有个根本的不同，即这些人都脱胎于儒学，饱读经书，于仁于礼有天然的认同，即便后来又学道佞佛，也很难撼动儒士的根基。这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一面厌弃为官的俗冗，一面却又恪尽职守，与民同休戚。但是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悖礼纵欲，违背了儒家做人的准则。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纠结的现象呢？我想有内外两种因由：内的一面，是这些人皆自负才名，悬鹄甚高，视青紫如拾芥。而现实官场的阘茸低效与他们的期望呈现巨大的反差，于是产生厌倦。泰州学派对个性的张扬适时地为他们的任情放纵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外的一面，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腐败让他们这些具有正义感的官员无从施展，进而绝望。而畸形繁荣的商品市场、消费文化则对这些社会精英施以无所不在的诱惑，让他们难以抗拒。饮食男女，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儒家强调的是在食色上，要保持适当的度。程颐说：“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二程全书·遗书》）林逋说：“人性如水，水一倾则不可复，性一纵则不可返。制水者必以堤防，制性者必以礼法。”（《省心铨要》）以上数人深知此理，所以才在快乐的纵欲之后痛苦地自省。自省之后又经不住快乐的诱惑，再放纵，再自省。循环往复，真情与矫情交织，无法真正解脱。
作者：陶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