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齐格对抗塞利纳：文学阅读与国家欺诈
在浅薄的理解中，所谓读书，实在是天下最容易的事情。一只待杀的猪，会厉声嚎叫，会满世界乱跑，鼓刀屠者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制服。然而，一本书却是沉默而驯顺的，既不会乱跑，也不会乱叫，读者只消将它打开，或逐字逐句地读，或一目十行地读，皆可随心所欲，纵意所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轻松的事情吗？
然而，阅读，尤其是貌似不亦快哉的文学阅读，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和随便的事情。选择一本值得阅读的书，且能感悟到它蕴含的妙谛，能准确地分析它的成败得失，能在文学的等级序列中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实在是一件复杂而艰难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对那些渴望成为优秀读者的人来讲，读读那些讨论读书的著作，就很有必要。
手头就有两本关于文学阅读的好书：《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和《什么是杰作—拒绝平庸的文学阅读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它们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学者和批评家夏尔·丹齐格。
在丹齐格的文字中，法国人的喜欢自由而厌弃成规的性格，了了可见。他的随笔体写作，与帕斯卡尔和拉布吕耶尔的格言式风格，同条共贯，一脉相承。意兴阑珊，予欲无言的时候，他会用几句话甚至一句话来谈论一个问题，且能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一时兴起，不能自抑，他也会滔滔不绝，一口气写上好几页，每每气势沛然，妙论迭出。例如，他说：“是的，人们是出于对生活的反抗才读书。生活是做工低劣的产品。”（《为什么读书》，122页）说得多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见此，当惕然心惊，有所思耳。他还说：“读书为我们还原了生命中那些值得崇拜的纷繁驳杂，由它们来对抗死神的傀儡。图书馆是墓地唯一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读书》，294页）就我所见，这是对读书和图书馆最绝妙的赞美。
当然啦，感觉主义者易受语境和氛围的影响，一旦意与境会，便难免议论风发，亹亹不能休，也难免会顾头不顾尾，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以，看到丹齐格在一个问题上前后矛盾，你千万不要太过措意。例如，他前头说，“读书的坏影响和好影响一样都是个愚不可及的传说”（《为什么读书》，20—21页），后头又说，一部杰作会极大地改变我们—“杰作是一部把我们变成杰作的作品。一旦它穿过我们，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了。一部普通的作品，我们能掌握它；一部杰作会征服我们。除了野蛮人和混蛋，谁会说他们读了普鲁斯特之后还是原来那样呢？”（《什么是杰作》，273页）文学认知，虑动难圆，畸轻畸重，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只需记住他的这段话就够了：“阅读即是生活。……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为我们维系着一种超然于现实的姿态，这有利于我们思考。”（《为什么读书》，291页）
作为批评家，丹齐格也是出色的。读其文字，观其评骘，使人不由得五体投地。他对作家和作品的好恶，一概不假辞色，绝不吞吞吐吐，说半截话。不仅如此，他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也是第一流的。
在丹齐格看来，在文学写作上，人类的智力，似乎还不足以保证自己达到无可挑剔的完美境界，所以，“世上不存在没有任何瑕疵、划痕或褶皱的杰作。鸿篇巨制当然不可避免，但短小精悍的书也是如此”（《什么是杰作》，115页）。这样的见道之语，只有一个博览群书、鉴识朗彻的大批评家，才说得出来。有了这样的文学理念，一个批评家就不会盲从，不会把“巅峰”、“极品”和“完美”之类的谀辞挂在嘴上，更不会不假思索地赞美一个拙劣的“大师”和低级的“杰作”。丹齐格的批评态度是严肃的，批评尺度是严格的。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不仅显示着敢说真话的勇气，而且还具有合乎事实的准确性。
关于“杰作”，丹齐格这样理解和界定：它是“最令人兴奋的人类创造。我们可以用‘伟大的作品’来代替这个词”（《什么是杰作》，305页）；杰作使我们变得平和，“世上有多种平和的爱的形式，每一种都由相应的杰作的形式孕育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它和我们的互动产生而成”。在他看来，杰作应该是沉静而内敛的，因而，任何过于狂热的说教，都是一种减损作品价值的行为。他说，“《战争与和平》让我平静”，而作为一部“退化了的杰作”，《罪与罚》则让他“愤怒”：“正是狂热毁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它们像长跑运动员中途放弃去做了布道者。他们爬上了一座界碑，把自己困在了那里。”（《什么是杰作》，274页）
丹齐格不喜欢那种仅仅停留于技巧、故事等外在层面的作品。他对美国作家爱伦·坡和他的作品很不欣赏。爱伦·坡对神秘的故事颇为迷恋，所以，写起小说来，便要将故事讲得神神道道，使读者噬指而惊，但对作品的意义开掘，似乎并不十分用心。于是，丹齐格便批评他是“文学界的希区柯克。他把那么多的才华浪费在创造谜题上！一旦魔术师的秘密被人得知，还会剩下什么呢？一个可怜的小线团而已”（《为什么读书》，175—176页）。
丹齐格属于趣味雅正的读者，那些具有受虐倾向的作品，或者渲染黑暗、轻佻浅薄的作品，都使他觉得格格不入，甚至深恶痛绝。在丹齐格看来，一部杰作，“重要的其实不是理性，而是严肃性。伏尔泰和博马舍是严肃的。杰作是严肃的”（《为什么读书》，188页）。他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归入“令人讨厌的杰作”，虽然也承认其中“的确有一些了不起的诗”，但也从整体上表达了对它的不满和质疑：“它们的意识多么狭隘，表达的痛苦多么肤浅，骨子里又是多么钟爱羞辱。波德莱尔仿佛被大理石女神碾碎在脚下，但他却从未如此满足，如此洋洋得意。”（《什么是杰作》，205页）按照丹齐格的趣味倾向，路易·斐迪南·塞利纳显然不属于那种值得尊敬的严肃的作家—在所有的法国作家中，似乎没有谁像塞利纳那样让丹齐格不满甚至厌恶的了。
一九三二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恨世而颓废的“流浪汉”小说，名为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中文译名《茫茫黑夜漫游》，又译《长夜行》。它的作者塞利纳，是一个医生，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纳粹主义者，一个反犹主义者。
塞利纳狂热地宣扬自己的反犹主义观点。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反犹主义的小册子。他认为犹太民族是低等民族，是有罪责的民族，应该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负责。他是一个亲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者。他在《尸体学校》（一九三八）中说：“我感到是希特勒的朋友，是所有德国人的朋友，我感到他们是兄弟，他们成为种族主义者是很对的。如果他们被打败了，这会使我极其难过。”（郑克鲁：《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300页）他理所当然地同法国的投靠纳粹的维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搅和到了一起。战后，他逃到了丹麦。丹麦政府虽然拒绝了法国政府的引渡要求，但还是将他逮捕，关押了一年多。一九五○年，法国法庭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他为“民族罪人”，没收所有财产。直到一九五一年大赦之后，他才回到法国，在默东定居，开了一家诊所。
猫头鹰不会发出鸽子的叫声，荨麻也不会有玫瑰的芬芳。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就会写出与其人格和心性同构的作品。《茫茫黑夜漫游》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充分地体现出作者在情感上的病态和价值观上的危机。小说的主人公斐迪南·巴达缪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叙述了他战后在巴黎、非洲、美国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但却像活了两辈子的厌世主义者，对生活和人们充满鄙视和敌意。他是个医生，但却像法医一样，看一切都是可厌的尸体。在他的眼里，极目所见，都是可诅咒的人和事。在他的叙述中，没有对生活和人们的爱的热情，只有蔑视、嘲笑和挖苦。
是的，《茫茫黑夜漫游》是一部精神空间逼仄得近乎封闭的小说。从美学上看，它既没有充满美感的诗意性，也没有塑造出个性饱满而鲜明的人物形象；从伦理精神上看，它是一部缺乏爱的能力和热情的作品。它以极端的态度怀疑并否定生活。它简直以对生活和人类的浅薄作践和傲慢羞辱为乐。它迷恋死寂而危机四伏的黑夜。它的典型特点，就是彻底的黑暗性。它仿佛一只鼬鼠，喜欢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节日一般地四处游走。它喜欢那些凄厉而恐怖的声音，喜欢将这夜晚才有的无边的恐怖大加渲染之后，讲述给读者听：“黑夜降临，群魔乱舞，千千万万的癞蛤蟆鼓噪不休。癞蛤蟆的聒噪声带动了森林，顿时从森林深处传出蜩虫嘶噪，豺狼嗥嗥，一片喧嚣。爬虫走兽一齐出动，在黑暗中寻找配偶，风风火火，好似赶集上市，热闹非凡。此时各类害虫麇集树木，大啃大噬，把恰似阴茎勃起的树木糟蹋成满目疮痍……”（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135页）在塞利纳的笔下，这种夸张而阴暗的描写，所在多有；作者所营造的叙事世界里，无边的黑暗，充满威胁的恐怖氛围，以及处处皆是的伤害和死亡、混乱和没落，无不使人压抑得几欲窒息，叫人觉得这世间的万物和人类，都只配有毁灭的命运。
从生活哲学的角度看，《茫茫黑夜漫游》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受到了萨特、波伏娃等后来的存在主义者和“新小说派”的追认性质的吹捧；从对社会和生活的绝对化的怀疑态度和拒绝姿态看，它是左翼文学的别动队性质的同盟军，所以，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小说”，“著名的法国作家阿拉贡及其法共文艺批评家都持这一见解，并且很快把它译成俄文”（江火生、肖厚德：《法国小说论》，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351页）。它流入俄国以后，受到了托洛茨基的肯定，甚至受到了斯大林的激赏—他将《茫茫黑夜漫游》放在案头，随时翻看，称赏不已。由于斯大林对这部小说的喜爱，一九三六年，塞利纳被邀请到苏联访问。
然而，高尔基却尖锐地否定《茫茫黑夜漫游》。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在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上，高尔基做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长篇报告。在谈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没落文学的时候，他提到了《茫茫黑夜漫游》，说它是“绝望的虚无主义”，说它的主人公巴达缪“失掉祖国，蔑视人类，把自己的母亲叫作‘母狗’，把自己的情人叫作‘臭尸’，对于一切罪行都无动于衷，虽然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加入’到革命的无产阶级里来，但他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却完全成熟了”（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114页）。阿拉贡带领法共代表团，兴冲冲地参加了这次“全苏作家”的盛会，谁知高尔基却如此猛烈地抨击塞利纳，这让他这个向苏联读者推荐法国文学明星的人情何以堪？虽然高尔基对塞利纳的否定性批评，更多的属于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批评，难免给人一种浮光掠影的潦草之感，但他的“投入法西斯主义”一语，却戡破了塞利纳作品深隐而危险的政治心理，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觇文辄见其心”的洞察力。
对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最深入的“阅读”和最可靠的批评，还是由法国人自己完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研究过如何“读书”和如何评价“杰作”的丹齐格完成的。
早在《为什么读书》中，在根据所读的书籍来划分读者的时候，丹齐格就将喜欢塞利纳的读者归入“尖酸刻薄的人”（《为什么读书》，48页）。在这一言半语的调侃里，分明可以看见他对塞利纳的否定态度。几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更加深入地表达自己对塞利纳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在他看来，作为一部没有文化的失败之作，《茫茫黑夜漫游》只会被那些同样没有文化的人所认同和欣赏：“没文化的读者会为自己制造杰作。他们往往年过四五十，学习过可怕的商业课程，在一家企业里当了二十年的奴隶或者奴役别人，在某个十来天的假期里被一本著名的、叫嚣的、出言不逊的书冲昏了头脑，然后回到了巴黎，在高管的会议上他们说道：‘在《长夜行》（即《茫茫黑夜漫游》）里，塞利纳……你们知道塞利纳吗？’显然，他们没把书看完，翻了三十来页就像被街边的小混混打了一顿，这也罢了，但他们从中看到了可资利用的暴力，恰似喜欢狂吠的雄性动物的暴力，懦弱的他们常常肚皮朝天躺着，在强权面前兴奋地抖动身体。”（《什么是杰作》，202—203页）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性。你是什么样的读者，就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就会欣赏什么样的作家。丹齐格通过批评那些没有文化的浅薄而粗俗的读者，来旁敲侧击地批评塞利纳和他的作品。
虽然《茫茫黑夜漫游》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不算上乘，但它却赢得了一九三二年度的“雷诺多文学奖”，使塞利纳大获成功，成为当时法国最受关注和热捧的作家。丹齐格将塞利纳的成功，归因于法国政治生活的异常和文学生活的混乱。法国之所以如此卖力地赞许并推销塞利纳，是为了摆脱战后的某种精神困境，达到某种隐秘的政治目的。丹齐格近乎愤怒地谴责道：“这部小说的荣耀（完全是法国给予的）是一个直至陷入病态的国家在文学上的欺诈。法国输掉了战争还不够。她一面赞赏塞利纳，自诩勇气十足，一面又饱尝怨恨，反复回味一九四○年的失败。她把这部杰作视为珍宝，而它又把她封闭在一种怨毒的井底之蛙式的心态中。喜欢记仇的右派霸占着一个被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右派通常痛恨这群人）认可的混蛋。他能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地阅读反犹主义的作品，同时又不必谈论那个他们声称热爱的国度的深仇大恨。左派们生怕自己落下个假自由主义的名声，强忍着一个自称语言前卫的作家大肆宣扬反犹主义……”（《什么是杰作》，203—204页）
这段锋芒毕露、毫不客气的话语，显示着丹齐格勇敢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丹齐格想告诉人们，一部并不成功的作品，怎样成了国家克服战后政治危机的工具；一个很成问题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又怎样成了各派都虚与委蛇地利用的对象。就这样，病态的国家进行着文学上的欺诈，而同样病态的作家和作品，则获得了不配享受的荣誉。丹齐格不仅向读者揭示了战后法国政治与文学微妙的利益关系，以及各种知识分子之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而且还对文学上赤裸裸的国家欺诈行为，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强烈的抗议。
丹齐格对抗塞利纳，就是优秀读者对抗问题作家，就是文学尊严对抗世俗绑架，就意味着如何洞穿文学上的国家欺诈，以及其他形式的种种幻象。只有洞穿这种种文学上的欺诈和幻象，读者才能避免在文学阅读上浪费自己的热情和精力。毕竟，对读者来讲，最重要的，便是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有价值的阅读上，也就是花在阅读第一流的杰作上。
作者：李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