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学校文化与工人的子承父业
“二战”以后，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矛盾缓和，公共教育随之得到全面发展。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公共教育的发展可以使平民子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阶级融合和社会整合。然而，随后的研究却发现，公共教育的迅速发展既没有缩小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没有缓和阶层固化的状况。尽管不同阶层的子弟都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西方社会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代际传递现象却依然如故，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子弟往往还是从事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职业，而工人阶级子弟也基本上是继承父业。针对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鲍尔斯、金蒂斯、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再生产理论家从经济或文化再生产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公共教育机构承担着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功能，它并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而是依据受教育者的阶级出身、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筛选，决定其以后的职业选择与劳动分工。再生产理论主要从资本主义宏观结构以及受教育者掌握的文化资源等角度解释代际传递现象，未能描述受教育者的微观心理、文化与行为机制，因而在解答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的问题上存在不足。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曾长期执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伍尔弗汉普顿大学与基尔大学，二○一○年以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威利斯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使他跻身于民族志、教育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者行列的名著，曾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保罗·威利斯认为：“社会再生产和矛盾不应该被刻画为抽象的实体，它们是动态地嵌在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僵化的、具有某种‘更深层’结构的‘对应’或者‘反映’。”（257页）所以，他在微观层面上以行动者为中心阐释工人阶级子弟丰富多彩的、复杂的和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关注他们生产、创制与理解自身文化的过程。威利斯指出，针对西方社会的阶层固化与代际传递现象，“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1页）。他直指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主要问题，即，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通常未能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他们为什么往往会继承父业？如果他们自愿继承父业，那么，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基于上述问题，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威利斯参与观察了英格兰中部工业化城镇汉默镇男子中学十二位工人家庭出身、具有叛逆性的白人男孩毕业前后的经历，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揭示出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的问题。
在《学做工》中，威利斯采用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现代民族志方法是在二十世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米德（Margaret Mead）、埃文思-普理查德（E.E. Evans-Pritchard）等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发展的。在方法论上，民族志研究与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等都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相对于质性研究的其他方法，民族志研究更加丰富，它要求研究者运用参与观察、访谈、个案分析等多种方法开展田野调查，长期参与、观察与分析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掌握他们理解社会生活与意义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全方位、长时期地深度描写研究对象。
保罗·威利斯的民族志研究主要涉及工人阶级子弟群体中特有的“文化形式”，即，反学校文化。在《学做工》第一部分，威利斯应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浓墨重彩地深度描写了汉默镇部分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在第二部分中，他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上述民族志材料，详细阐释工人阶级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在汉默镇男子中学，那些具有反学校文化的工人阶级子弟自称为“哥们儿”（the lads），他们往往都是些不愿意学习、聚众嬉戏、抵制学校规定以展现自身男性气概的“家伙”。威利斯用了三年时间参与观察和访谈了十二个“家伙”，并且选择该校同一年级中被“家伙们”称为“软耳朵”的“循规生”以及汉默镇其他学校的“循规生”和“违规生”进行比较研究。他深度描写了那些“家伙”在学校、课堂和课后的表现，刻画了他们去工厂实习和刚开始工作的情况，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状况以及与其父母、教师的访谈。威利斯从那些“家伙”自身的角度揭示出反学校文化的表现方式、行为特征与生产机制，分析他们如何生产、创造和解释自身的反学校文化，阐释他们子承父业的过程、心理与文化机制。
在汉默镇男子中学，“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13页）。那些持反学校文化的“家伙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违反学校规定，抵制、反抗校长与教师的正式话语，运用各种流行于其文化群体中的言辞、姿势或语气公开地或隐蔽地表达自身的不满。实际上，反学校文化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仪式化的部分，体现在他们学习与生活的各种细节上。在课堂或自习时间，那些“家伙”要么“翘课”，要么无所事事，要么以睡觉、打瞌睡、讲悄悄话等方式显示他们的不屑，使“教室里弥漫一种漫无目的的桀骜不驯，满嘴托词和借口，让人难以抓住把柄。……窃窃私语声像不断拍打沙滩的海浪一样绵延不绝，滴溜打转的眼睛和夸张的口型间传递着鬼鬼祟祟的秘密”（16页）。在校园内或课后时间，他们总是用时髦的服饰、发型、抽烟、上酒吧喝酒、去商业舞厅跳舞、打架、泡妞与赚钱等作为小圈子的象征性标志。在汉默镇男子中学，在校生入伙反学校文化群体的投名状首先就是改变其服饰和发型。那些“家伙”将制服或校服当作压迫自身的文化符号，要求摆脱各种“单调乏味、统一的”制服或校服。同时，在校园内公开抽烟、去酒吧喝酒和到商业舞厅跳舞也成为他们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他们并不将这样的事仅仅看作私事，而是将其视为对抗学校规则、领导和老师的“壮举”，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除上述行为之外，暴力是“家伙们”展示男性气概的最重要的方式，将确定他们在其文化群体中的权力等级和地位。暴力主要是针对有色人种学生等外来群体，它“标志着正式进入这个非正式系统并得到最终承认。它决定了某种‘荣誉’，哪怕这种荣誉是错位或者扭曲的”（47页）。但是，那些“家伙”也非常懂得暴力的危险性，他们通常会谨慎地控制暴力行为，倾向于运用象征性的或言语上的暴力；即使当他们为捍卫荣誉、声望或地位无法避免“打架”时，他们也会尽快恢复秩序。在他们的圈子里，有关暴力和性的话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通过暴力行为展现其男性气概在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吸引、征服或争夺异性。他们都喜欢炫耀自己光荣的暴力史，吹嘘自身的性经验，显摆自己的性魅力，标榜自己在性方面的优越感。他们严格区分了两类女孩的范畴：一类是他们认为“随便就能上的女孩”，另一类是被他们称为“老婆”的女朋友。他们认为，前者是淫荡的，是性欲的对象和商品；后者则“代表着未被淫荡辱没的人类价值。她是忠诚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经验—至少不能和别人有过。‘老婆们’的风流韵事一旦流传开去，就会对男性气概和自尊带来极大的挑战”（59页）。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家伙”具有强烈的性别歧视观念和家长制作风。
然而，无论是抽烟、去酒吧耗着、到商业舞厅耍还是带女孩出去玩，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经济能力。所以，那些“家伙们”不得不利用亲朋好友等各种关系找活干。他们会做些小买卖，给超市、蔬菜水果店打工，送牛奶，打扫卫生等。他们有时会打几份工，甚至会去学校请几天甚至几周的假用来打工。当然，他们也可能用欺诈或偷窃的方式“把钱搞到口袋里”。通过赚钱“自食其力”、补贴家用和广泛接触社会，他们对劳动与报酬、管理和被管理、权威与抵抗等都有了非常直观的体会。他们增强了自信心，拥有在女孩子面前吹嘘自己、贬低和奚落“书呆子”的资本，他们甚至自认为比学校的老师更懂“现实中的规矩”。
通过反学校文化，那些“家伙们”将学校的作息时间与教学空间转化为娱乐时间和嬉戏空间，将学校的正式话语、行为和文化置换成“哥们儿”关于流行服饰、抽烟、喝酒、跳舞、暴力、泡妞和赚钱的话题。那么，他们的反学校文化观念来自哪里呢？他们是如何形成反学校文化的呢？威利斯通过调查“家伙们”的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在工厂实习和刚参加工作的经历后发现，反学校文化既受其工人阶级家庭的深刻影响，又与工厂的车间文化存在着高度契合性。那些“家伙”的父亲往往都曾浸染于车间文化，都具有典型的男性气概。他们的男性气概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洞察到劳动分工、教育文凭、技术主义等社会规则的本质，能够肯定体力劳动的价值，在工人群体中找到自尊、自我认同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往往伴随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观念，体现为有些自大、鲁莽和落后的男性至上主义，因而引起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在车间里，工人们通常运用具有象征性的男性气概展现自身力量，应对艰巨繁重的劳动，反对各种不合理的规则。他们擅于运用各种生动形象的语言、笑话、恶作剧进行“嘲弄”“开玩笑”或“找刺激”等方式中断生产，尝试着非正式地控制生产过程，颠覆厂方或老板的权威、地位与象征性符号。车间文化普遍认为实践要比理论知识重要得多。“在中产阶级文化里，知识和文凭被视为个人在各种实践中实现提升的途径；然而在工人阶级眼中，理论是附属在特定生产实践上的。理论如果不能维持其相关性，就会遭丢弃。”（73页）由此可见，那些“家伙们”实际上将白人成年男性工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车间文化作为反学校文化的来源，将其男性气概作为反学校文化的核心。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是简单地重复和模仿工人阶级文化，而是进行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生产。他们在生产反学校文化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在“枯燥的”学校制度下创制出自认为值得回忆的娱乐、兴趣和故事。
在上述基础上，威利斯阐释了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的内在机制。从现象上讲，那些“家伙们”是由于反学校文化的影响而自甘继承父业，沉湎于底层社会的。然而，究其根源，则在于他们自认为已经洞悉社会的游戏规则，懂得“现实中的规矩”。他们深刻认识到谋生的真实状况，蔑视学校教育和文凭制度。他们认为，中学教育和文凭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有价值，将大量的时间投资在其中并非明智之举。更重要的是，尽管现有的教育制度可以允许个别循规的工人阶级子弟实现向上流动，然而，却不可能改变整个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不可能使劳动者完全占有自身创造的价值。那些“家伙们”已经洞察到教育和文凭在维系职业分工和阶级统治中的功能，认识到通过文凭跻身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希望渺茫，所以，他们没有认同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文化，而是选择抵制与反抗。他们做出这种选择不是由于愚昧无知、落后或心理病态，而是理性与务实的体现。不过，吊诡的是，他们通过抵制、反抗资本主义学校主流文化所形成的反学校文化却成为他们通往工厂车间的捷径—他们通过习得反学校文化使其毕业后可以马上与车间文化接轨，适应工厂里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充满了悖论：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抵制展现了其主体性与自由精神，然而，这也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资本主义的需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最终使他们顺利地继承父业。
当前，尽管几乎所有西方学术理论在阐释中国社会现象时都会显得贫乏无力，然而，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运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或许对我们理解、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现象会有所帮助。
（《学做工》，[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二○一三年版）
作者：彭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