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怪病专挑难民儿童“下手” 没有居留权便一睡不醒
在瑞典，有这么一种儿童病，准确来说应该是难民儿童的专属怪病：孩子在得知全家将被驱逐出境后，开始出现与植物人类似的“症状”，他们体内各器官都正常，连血压都没有异常迹象，但他们终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动，只能靠插管输送营养，延续生命。
瑞典人管这种病叫“Uppgivenhets syndrom”，英文媒体在报道时译作“Resignation syndrome”，中文则未有统一译名，但相信译作“放弃生存综合征”会比较合适。
虽生尤死的怪病
这种病最早出现在 1990年代末的瑞典，在2003年至2005年间则有超过 400个病例，患者全都是寻求庇护者的年幼亲属，他们大多是来自东欧、巴尔干地区，部分是罗姆族（科索沃）、亚兹迪人（信奉雅兹迪教的库尔德人），仅有少部分患者是没有亲朋好友同行的年幼难民。
过去 10 年，由于瑞典当局移民政策的放宽，患者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期间不少媒体声称，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保住居留权而毒害子女，但此说从未被证实。而据瑞典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过去两年仍有169个新发病例。
9岁的苏菲便是近两年的新发病例之一，她来自东欧某国，2015年年底其家人因受当地黑手党勒索和迫害，举家逃至瑞典寻求庇护。在此之前，7岁的苏菲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被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拖下车殴打，父亲被带走好几天才回到家中。
当家人获知他们向瑞典移民局发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仅在瑞典生活了几天的苏菲就开始不说话也不进食。自此她终日坐在轮椅上，双眼不再张开，只靠插喉喂食续命，排泄物则直接撒在尿片上。这些都是“放弃生存综合征”的典型症状。
“从苏菲一把厚实而光亮的头发看来，她相当健康。”负责跟进苏菲病情的志愿医生哈特奇兰兹医生指出，她的血压和各种反射都属正常，但她就是动也不动，包括她的嘴巴。“我告诉苏菲的父母，说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她封闭自我，她的身体与大脑意识已经失联。”对曾接手逾40个类似病例的哈特奇兰兹来说：“他们这样陷入昏迷，是种保护的形式。他们就像白雪公主，纯粹远离世界。”
过去的20多个月，苏菲的父母度日如年，每天按摩女儿的肌肉，让她接触音乐，推着轮椅带她外出晒太阳，同时还要给她喂食及换尿片。苏菲的主治医生達格森对现状感到无奈：“我只能维持她的生命，却不能让她好转，因为作为医生，我们无法决定这些患病儿童能否留在瑞典。”
跟进这类个案的医生普遍都有同感，痊愈的关键在于孩子们能否感到心安，也就是能否取得永久留居权。达格森解释：“某程度上，孩子会因此感到有希望、有生存意义……我遇过的所有个案，都因为拥有留居权而康复。”
来自俄罗斯的格奥尔基就是这样“奇迹康复”的。2007年，来自俄罗斯的斯苏洛因为受到宗教迫害，带着仅有5岁的格奥尔基及其余家人逃到瑞典。多年来，想要申请庇护的他们多次遭到瑞典移民局驳回，期间格奥尔基在瑞典上小学，学会了说瑞典语，也结交了一些瑞典朋友。
当斯苏洛一家可能要被遣返回俄罗斯时，在瑞典已经生活好几年的格奥尔基变得越来越忧郁，他开始拒绝使用俄语，责备是父母不会说瑞典语不能融入瑞典社会导致现在的处境。2015年 12月，斯苏洛一家接到“必须在明年4月以前离开瑞典”的通知，3天后格奥尔基开始拒绝下床、拒绝进食。不久后，格奥尔基虽然各项生命体征正常，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直到去年 6 月初，瑞典移民局给予格奥尔基全家永久留居权后两周，他终于睁开眼睛，3 个月后更重新上学。他的一个邻居兼同乡也因被移民局拒批庇护而患上此症，最后也是因为得到了永久居留权而成功苏醒过来，但康复进度较慢。
永久居留权才是良方？
究竟为什么只有瑞典的难民儿童会出现“放弃生存综合征”，目前瑞典医学界有诸多猜测，却都没有人能明确解答。2006年，瑞典政府曾经委任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分析，他们假设这个病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系，这些孩子是用物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理创伤。
虽然目前只有瑞典传出有这样的病，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类似记录。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贝特尔海姆在回忆集中营的生活时，就提到有些人会在集中营内出现“停止进食、交流，独坐在角落，然后死亡”的情况，他认为这些人因为身心枯竭而放弃希望，最终决定封闭自己听天由命。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亦有所谓“普遍性拒绝综合征”，但只有极少数儿童确诊，当中并无寻求庇护的难民。而在印度，有些男人会患上Dhat综合症，他们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幻想，说自己正在失去精液。在尼日利亚，同样有记忆力不好的学生会经常告诉医生，自己的大脑有一种灼烧感，他们被诊断患有脑病。
格奥尔基在醒过来后回忆他“睡着”前的感受时提到：“感觉自己好像被安置在深海中易碎的玻璃牢笼里，只要开口说话或随意移动就会让玻璃碎裂，然后那些水就会涌进来并杀了我。”他说他并不想走到那一步，“我不想睡着，我只是觉得很累。”
虽然病因尚未查明，但“放弃生存综合征”在瑞典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曾有 42名精神科医生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指控移民局耗时的申请程序让这些难民儿童有深陷囹圄的感受，进而成为他们发病的诱因。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孩子在家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后会逐渐恢复精神，2013年，瑞典卫生福利委员会便建议：“给予永久居留权或许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苏菲的主治医生达格森对瑞典卫生福利委员会的建议也表示认同，重新感受到安全感是最好的药方——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确实是“获得永久居留权”。他认为当患者感受到家人谈话中的乐观语调、感受到希望的氛围，或许才有再次活下去的动力。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从 1970年代开始，瑞典就是欧洲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这几年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光近三年到瑞典寻求庇护的难民就有30万之巨，而且增速也没有放缓的迹象。
另外也有人质疑“给予居留权”并不是最恰当的治疗方法，治疗心理创伤才是根本。
瑞典资深的社工卡尔莎姆认为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从创伤复原、找回对生命的感受力，而不只是居留权。孩子们目睹父母的遭遇后，明白父母连自己也保全不了，但他們完全依赖父母而活，于是因此丧失希望。要解决问题，必须重建家庭联系。所以她认为想让苏菲康复，首先要将她与父母分开。
卡尔莎姆所在的儿童康复机构碰到过很多状况类似的难民儿童，社工们会让孩子完全与父母隔离数天，并禁谈任何有关移民的话题，然后逐步与他们进行漫长的“互动”，比如和孩子说话、给他们喂一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这些孩子恢复健康。卡尔莎姆的一位同事认为：“我们相信他们有求生意志，所有生存能力也还在，只是忘了怎么用或者没了感觉。这事很费力，因为我们先要为孩子而活，直至他们为自己而活。”
卡尔莎姆说她治疗过35个类似的病例，最后都得到很好的康复，其中只有一位是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才醒过来的。但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中的原因，以“放弃生存综合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瑞典儿科医生卡尔·瑟林的经历和看法或许能解释一二：
瑟林认为在目前的瑞典社会，多数人都认为“给予永久居留权”才是治疗“放弃生存综合征”的最佳药方，这种想法日渐变得顽固。甚至有部分医生似乎乐于让孩子“沉睡”数月甚至数年，直到移民局向他们发出居留权。“我曾尝试说服别人和我合作研究，认真研究这个病，但业内共识成为了阻力。估计这也是居留权发挥作用的原因——它就是这场斗争的象征。”
作者：李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