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宫门口打地铺一个美国老太的三十五年抗议人生
一位头顶假发、身材矮小的老妇人拉住了三位过路的商务人士，他们在8月的热辣阳光下仍然西装革履，戴着高级定制的墨镜，不停地点按着手上的智能手机。她开始不停地跟他们讲述战争以及应该如何阻止战争，从伊朗到伊拉克。“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她说道。
当《华盛顿邮报》记者吉布森在2013年初次见到她时，她正像往常一样对路过她帐篷的市民及游客发放反战主题的小册子，并试图尽可能地拉住他们，多讲上几句话——其中一位西装男坦言：“已经在白宫附近看到她很多年了。”他接过她发的小册子（封面写着“核弹幕后的惊天黑幕”），然后礼貌地说了一句“谢谢”，之后在转角的路口将它扔进了垃圾桶。
她的名字叫做康塞普西翁·皮乔托（Concepcion Picciotto），是目前为止在白宫外搭棚设点连续展开抗议时间最长的一位活动人士，华盛顿市民又称她为“康妮老太”。
1月25日，康妮在华盛顿一家收容机构内去世，享年80岁。“和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都做过邻居的康妮用生命里的最后35年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政治抗议的壮举。”《纽约时报》如此评价道。
华府“著名景点”
三十多年过去后，康妮老太的简陋棚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华盛顿特区的“历史地标”之一。在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1981年，康妮加入了白宫外因为各种各样理由展开抗议的大军——这些抗议人士短的只停留几分钟，长的也不过一两年，唯有康妮在这里见证了三十多个春秋。
“从伊朗门丑闻到莱温斯基丑闻，从海湾战争的开始到海湾战争的结束；当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上五角大楼时她在那里，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时她还在那里，”吉布森写道，“康妮老太可谓是美国政坛的资深观察家了。”
1960年，年仅24岁的西班牙裔移民康妮登上了美国的领土，在西班牙驻纽约领事馆内做着一份文职工作。在纽约，康妮认识了来自意大利的皮乔托并迅速与其建立了小家庭。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皮乔托夫妇两人离婚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抚养权争夺战，在斗争中最终失去了女儿奥尔加的康妮发现美国的司法系统竟然并不能保护弱者，于是只身一人来到华盛顿，寻求帮助。
在抗议人士云集的华府，康妮遇到了资深反战人士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后者当时打出横幅，招募“智慧与真诚兼具的热心人士”，一同拯救“即将被政客和好战分子毁灭的地球”。“看到了他眼中的那份真诚，所以决定和他一起。”她说，“比起拯救我自己的孩子，拯救全世界的孩子更重要。”
托马斯分发的小册子里附有广岛和长崎被核弹轰炸后的纪实照片，这震撼了康妮的内心。她将托马斯的反战主张加以理解和吸收后发展出自己的核心诉求：追求和平以及反对核武。
此后，康妮和托马斯成为了一辈子的搭档，而和平抗议也成为了两人一辈子的事业。自2009年托马斯逝世后，康妮仍然坚持抗议，直到今年的1月25日。
不平凡的晚年
三十多年以来，康妮和托马斯几乎像流浪的乞丐一样住在街头，靠热心人士的小额捐助度日——和托马斯并肩展开抗议的那年，康妮已经45岁，她几乎是像“吃百家饭”那样度过了自己的下半辈子。
康妮回忆称，白宫对面的拉法耶公园旁有一家快餐厅和一家甜甜圈店，那里的雇员们经常会给公园里的抗议者们分发每日卖不出的剩菜剩饭。如果要洗澡的话，他们则只能到朋友家去。“我们不是在过日子，只是勉强活下去罢了。”她曾经如是说道。
自上世纪60年代在全球兴起的反战主义运动通常以就地“摆摊设点”进行和平抗议的形式来宣扬自己的诉求，遭遇到不少的批评质疑。有人认为这些抗议背后的动机不纯；有人则单纯认为反战分子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全球“抗议界”名声颇大的华盛顿拉法耶公园，因为直面白宫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而闻名于世，这意味着在这里抗议就等于对美国政府抗议。但为了维持秩序以及不侵犯其他市民使用公园的权利，华盛顿警方禁止在拉法耶公园露营，而露营的标志就是携带“真正意义上的帐篷”。
为此，康妮只好用胶布搭成一个勉强能够遮风挡雨的小棚子。棚子极其简陋，甚至无法在里面容纳一张单人床。事实上，警方也不允许抗议者在公园长时间睡觉，因为这同样触犯了禁止露营的规定。受到这些规定的限制，康妮不能在公园内躺下休息，只好坐着打盹，因为体能有限，她每隔6个小时就要和伙伴换一次岗，在抗议点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之间来回穿梭。
在和平抗议和扰乱秩序之间游走通常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不小心就要因为触犯法律而被警方逮捕。康妮本人宣称自己被逮捕的次数不下五十次，而搭档托马斯有一次则足足被关了长达三个月。
几十年来，作为“旅游景点”之一的“康妮小屋”成为了华盛顿旅游的一大金字招牌。导游喜欢带队来参观，游客也想和老太太合影一张。康妮乐意和游客拍照，但前提是游客得听她讲一阵和平宣言。
“个人牺牲肯定有，但我们必须阻止世界毁灭。”康妮坚定地说，“我必须在这里坚持住，这就是我的人生。”
坚定还是偏执
“在美国文化里，热情和坚定不移是我们崇尚的价值，但热心者和疯狂者之间的界线通常模糊不清。”曾多次跟踪采访过康妮的吉布森如此评价这位传奇人物，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
在吉布森有关康妮的多篇报道下的评论区中，“浪费生命”，“疯狂得无可救药”的网友意见被顶到上方。一位叫JCT的网友则说：“她明显是有精神疾病，她的朋友不仅不帮她寻求医学帮助，反而还让她去搞这些无谓的事情，真是悲哀。”
但在康妮和托马斯看来，即使能够让每天过路的无数游客和市民中的一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他们的偏执行动就绝非“无谓”和“浪费生命”。
吉布森指出，普通的抗议活动通常无法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它们的主题都并非像和平反战这样“宏大而无限”。“例如同性恋平权和同工同酬等目标比较明确的社会抗议者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就会及时撤出，而短时间实现世界和平，似乎不太可能。”
埃莉诺·诺顿（Eleanor Norton）是代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也是为康妮撑腰的政界最知名人物。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高度赞扬了康妮老太的一生。
诺顿表示，在康妮展开抗议的三十几年里，她的很多诉求其实都得到了实现。“比如冷战的最终结束；比如核武器的裁减和控制，最近的例子就是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下的核条约。”诺顿认为，这些成就如果没有来自草根力量的推动，实现难度将会大上不少，时间也将推迟。
遗憾的是，和五任不同总统都做过邻居的康妮直到去世也没能实现自己“有朝一日和美国总统谈谈世界和平”的愿望。美媒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康妮的社会形象还是太极端了。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帮助康妮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斯特林认为康妮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物，“你可以说她是个先驱或是疯子，但她至少让世界变得稍微不一样了。”
作者：张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