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伊拉克难民的百日德国之旅
本打算离开伊拉克老家来德国过好日子的阿亚德·穆罕默德在抵达德国100天后，开始打包行李，离开位于德国南部斯瓦比亚·侏罗山林区的难民营，他要回伊拉克去了。
三天后，阿亚德坐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家商场里的旅行社里。这家旅行社专门负责飞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飞机航班。而从柏林泰格尔机场直飞伊拉克埃尔比勒的票证就在他的包里，那是一张信笺大小的纸，抬头写着“伊拉克航空”，这张纸意味着阿亚德梦想的破灭。
阿亚德今年27岁，瘦削的身材，一双黑眼睛透着黯然的神色，他是一个到德国来的难民。
“我对安吉拉·默克尔满怀希望。”他嘴里念叨的这位德国总理的名字（Angela）听起来很像英语单词“天使（Angel）”。
他在德国的这100天里，平均气温刚刚达到0摄氏度，空气里都是湿漉漉的，树上也是光秃秃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是个令他神往的国家。他说，在街上遇到的德国人都冲他微笑。他从未听说过德国新选项党（AfD），而这个党派的宗旨就是抵制外来移民。
在德国的这100天里，阿亚德并没有跟任何德国人私下里聊过天。跟他讲话的都是一些警察、志愿者或是医生，而且谈话都是围绕着他的居留身份、开支或是胃部的枪伤。曾有一个救护车司机想跟他聊上几句，奈何当时身边没有翻译，于是两个大男人只能相视而笑。
等不下去了
自去年9月以来，大约2000名像阿亚德这样的伊拉克难民自愿从德国返回家乡。这些人相信比起在德国，他们在伊拉克会过得更好，尽管他们的祖国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要么控制在宗教极端组织或库尔德人手中，要么就是深陷混乱;尽管这个他们想回去的国家，人均收入仅有德国的七分之一。
这些滞留在柏林泰格尔机场旅行社或是法兰克福伊拉克航空办公室的伊拉克难民都要重返伊拉克，他们每个人原因都不一样。
甲：“我们的小孩生病了，生命垂危。如果他死了，我希望他能死在伊拉克。”
乙：“叙利亚人总是被优先照顾。我都在这儿等了半年了，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丙：“我爸肩部中弹了。”
丁：“在伊拉克，这些食物驴都不吃。”
戊：“德国人为我们做的还不够。”
德国食物并没有让阿亚德觉得难以下咽。不过他依然吃不了太多，因为他的消化系统已经有两年都没法正常运转了。阿亚德的身上有两处圆形的伤疤：胃的左边被极端组织士兵用AK-47击中，子弹打穿了整个胃，造成他的整个肠道和神经受损;子弹穿过他的后背，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洞，也就是第二个伤疤。
阿亚德说，2014年夏天，他自愿加入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因为当时宗教极端组织已经推进到他老家杜霍克边境15公里处，而那里恰好在库尔德自治区的北部。阿亚德学会了射击，并驻扎在一个自由斗士组织的前哨处。极端组织在一个雨夜发起进攻，阿亚德在战斗中中弹，然后靠着胳膊肘在泥泞中爬了三个小时，第二天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了。
从那以后，阿亚德的脚几乎就没有了知觉，而且他需要泻药才能消化食物。历经伊朗、印度的求医治疗都不见成效，库尔德医生建议阿亚德去德国找医生。他们相信德国的医疗技术是世界上最好的。
阿亚德通过翻译看到默克尔的电视演讲，默克尔声称任何对抗宗教极端组织的人都可以来到德国;通过脸书上朋友们发布的信息，他看到德国的难民拿钱又拿房;这些都让他开始幻想在安联球场看拜仁慕尼黑的球赛了。
此去长路漫漫
不考虑受伤的问题，阿亚德还是很喜欢在伊拉克的生活，他和朋友们在室内人造草皮上踢球;他住在父母的房子里，那里舒适安逸，食物可口;阿亚德还会去埃尔比勒的商业区喝甜红茶。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不是战乱区，而是有着50万人口的城市。不过，他觉得德国或许会更好。
从埃尔比勒到柏林的航班是每周三一趟，不过由于没有德国签证，阿亚德并不能前往。理论上讲，他可以在受伤之后立刻申请“紧急医疗救助”签证，不过他没有那么多治疗费，于是他开始另辟蹊径。
阿亚德开的士赚了一些钱，再加上父母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些钱，终于筹够了给蛇头的2000美元。他把自己的X光图像放进一个黄色塑料袋，打包了三双袜子、三件毛衣和一套换洗的内裤，几天之后便坐上一艘停在爱琴海的黑色橡皮艇。橡皮艇半路上引擎熄火，巨大的海浪将小艇颠起，之后，希腊海岸警卫队出现了，他们获救了，再过了15天，阿亚德抵达德国。
去年，阿亚德成为110万名在德登记的难民之一。这110万人中，有一半来自叙利亚战乱区，还有154046人来自阿富汗，121662人来自伊拉克。一种观点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来的难民应该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也属于难民;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他们属于非法移民，得赶出去。
阿亚德最终来到海德尔堡的一处难民救助中心，之后他被转送到医院去，这家医院位于斯瓦比亚·侏罗山区的阿姆斯泰登镇附近的一处森林，远离城镇。
为了打发时间，他经常睡觉。有时他会去最近的村庄超市买一些东西。他一直和库尔德老家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保持着联系，手机就是他的全部。
独在异乡为异客
阿亚德去看过两个德国医生，他们看过他的X光图，告诉他伤势已久，很难治愈。阿亚德并不知清楚这两个医生究竟是专家级的还是普通医师。他并不知道如何找到治疗自己伤口的专业医生。
“我对安吉拉·默克尔很失望，”阿亚德说，“我需要做手术，我想我应该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我想工作，可我却没法得到工作。”
阿亚德会的德语仅限这么几句：“你叫什么名字？”，“我爱你”，“谢谢”和“再见”。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去多上几节德语课时，他回答说他不想去上，“没有朋友跟我去上课，”他如是补充。
即便是最具同情心的观察者也发现，要想让阿亚德这样的人融入德国社会实在是太难了，他沉默寡言，不会讲德语，缺少规划，又没有一技之长。
他决定和一个名叫奥斯曼的库尔德朋友一起返回伊拉克——奥斯曼的妻子最近中风了。
于是两个人在航班起飞前几天走路来到柏林。奥斯曼说，他不想还没来得及看过这个国家就匆匆离开。于是在一个寒冷的白天，两人漫无目的地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闲逛，抽着烟，一言不发。
阿亚德坐在长椅上，要奥斯曼给他拍照，这样回到老家他就能告诉父老乡亲他从哪儿回来的。当阿亚德返回旅行社收拾行装时，他遇到一个头戴绒线帽的男人。此人自称“撒坦先生”，他父亲和阿亚德是一个地方的人，他邀请阿亚德去他家玩。这位撒坦先生操着一口库尔德语说：“我老婆会做饭，你一定得来一趟。”
“德国是个安全的地方”
撒坦住在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的一处公寓里，他老婆准备了一餐辣子鸡。撒坦对阿亚德说：“你应该再耐心等等，德国是个安全的国家。”他试图说服阿亚德留下。
撒坦在德国生活了23年，不过他的德语还是说得不够好。他曾经是个园丁，不过在德国他不干这活。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现在他又给一个老人做护工。有时候他的唯一收入全部来自福利机构。即便在德国待了23年，他依然没有拿到德国护照。阿亚德把手放在胸口，向主人夫妇表达谢意，之后说：“我需要做手术。”
航班起飞的那天，另外九个打算返回伊拉克的难民等在克罗伊茨贝格旅行社门外。阿亚德把行李扛在肩上，里面有他的X光图像，三双袜子，三件毛衣和一套内裤，这与他来时的行李别无二致，唯一多的东西就是两包泻药。
走向地铁时，阿亚德跟另一个难民聊了起来。
“你为什么要回去？”阿亚德问。
“他们什么都没为我做。”这人回答着。
“你回哪儿？”
“巴格达。”
“可那里很危险。”
“但那里有懂我的人。”
“德国已经尽其所能了”
40名年轻的难民在机场过安检。阿亚德身上只剩下一张5欧元的纸币和一枚两角的硬币。在难民中心他每个月能收到145欧元的救助金，他把这笔钱攒了下来，用来买回家的机票。他用那张5欧的纸币买了一罐红牛和一个甜甜圈，把那枚两角的硬币留在了钱包里。
飞机上的logo印着“探索航空”，这趟航班的机组人员来自斯洛伐克。出于安全原因，伊拉克航空的飞机不允许在德国飞行。而欧盟理事会也禁止伊拉克航空的飞机出现欧洲上空。
飞机起飞了，阿亚德最后瞅了一眼德国，视线里最后的景色是柏林的灰色建筑，不到一会儿它们都消失在云层之下。云层上的阳光耀眼，阿亚德闭上了眼睛。
去德国，阿亚德花了15天，历经千难万险，还花了2000美元。回伊拉克，他花了295欧元，行程5小时。
“德国或许已经为难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阿亚德说，“如果难民没这么多的话，德国人就可以做出更多努力。他们可以迅速做出是否接受难民的居留许可的决定。”阿亚德说道。
阿亚德还说他能理解德国政府无法为所有人做到一切。他解释说，如果要他来选，他就不会给像他朋友奥斯曼那样的难民一分钱，因为奥斯曼去德国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阿亚德的话就像巴伐利亚州州长、保守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党魁霍斯特·泽霍费尔的观点，泽霍费尔直言不讳地批评默克尔接纳难民的政策。
飞机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降落。
“别害羞，吃吧”
阿亚德的姐妹们和两个表亲等候着他，他的一个姐姐抱住他，哭得稀里哗啦。她不断地抚摸他稀薄的头发说：“亲爱的，你都经历了什么？”阿亚德右眼滚落了一滴泪水。
一个表亲开车载着阿亚德回埃尔比勒的家，全家人都在那儿等待着。当他母亲看到他时，她用双臂抱住儿子的脖子，不住地亲吻阿亚德的肩膀，一边哭一边说道：“欢迎回来。”
母亲紧挨着阿亚德坐在沙发上，给他揉着腿，因为神经受伤，阿亚德的腿脚又开始麻木了。阿亚德父亲紧挨着他坐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以防家里断电。
家里有人把塑料防水布铺在地上，然后开始上菜：掺着泡菜的鹰嘴豆泥、黏土烤炉里刚刚出炉的热面包、烤羔羊肉串、鸡汤、豆子汤、烤番茄、胡椒以及一大盘黄油饭。
在库尔德习俗里，鸡汤里最好的一块肉要给客人吃，米饭也是先给客人盛，而且会劝客人多吃。“别害羞，吃吧。”阿亚德的亲戚这么对他说道。库尔德妇女们用葡萄叶做成卷，这是一道很难做的菜，用来表达对客人的欢迎。晚上，库尔德人会给他们的客人准备一张床，并会告诉他们需要什么就尽管开口。
阿亚德又回到了家里。他在膝盖上放着一个枕头，然后用一只手撑着脑袋。他看上去并不开心，显得有些疲惫和不舒服。阿亚德又回到了去德国前的生活，当然现在多了一项全家都得偿还的债务。
阿亚德并不期望发财或是发生特别奇幻的事情，他只希望自己不要失去脚部知觉。
因为上前线打仗，阿亚德受伤了。而他的家乡却还没被战乱波及。“杜霍克还很安全，”他说道。当他抵达德国时，他没有逃避任何事情，他不是以难民的身份过去的，但是他一直积极寻求帮助，寻求德国医生为他做手术。但他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忽略了现实，如果他继续待在德国或许能接受手术，或许还有更加努力地生活。
阿亚德想要改善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因为在去德国之前他没有准备必要的信息，尽管在库尔德，人们上网如此容易。他想康复，想在德国找一份工作，想要一套公寓，这些梦想也破灭了，因为他不会讲德语，并且在抵达德国100天后选择了放弃。他要回家，因为他想家了。
是夜，阿亚德拿出那枚在机场没有花的两角硬币，他用手指翻来覆去地看。这两角硬币，他说他要收着，因为这是他在德国的记忆。
作者：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