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一九一八年，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在那个时代，能做出这种回答无疑需要对人性和文明的力量抱着深沉而坚毅的乐观。然而在冷战结束以来，这种乐观却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观念：生活会更好，科技会更发达，世界会更和平。
可是近五年来，世界新闻笼罩着一层令人担忧的阴霾，似乎正在扭转这种乐观氛围。各种恐怖袭击、内战屠杀、劫机抢船、难民骚乱频传。以前这些似乎都是不发达地区的专利，如今却飞入欧美“寻常百姓家”。美国虽是难辞其咎，但是人家有大洋拱卫，又有霸主实力担当，尚能安枕数年。欧洲的情况却格外令人揪心，法国系列恐袭、中东难民潮、比利时爆炸案，几无一日安宁。
我一直对欧盟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它在诸多方面的前沿尝试能为人类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虽然随着殖民帝国解体、地缘实力下降，今天的欧洲已经失去了往日辉煌，但是与尚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和固守蒸汽机时代宪法的美国相比，它在过去几十年中确是常常站在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锋线上：“二战”后不久就开始超越阶级政治，逐渐实现福利国家和共识政治；五十年代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开启一体化征程；七十年代开始超越暴力逻辑，从“民事力量”走向追求“规范性力量”；九十年代开始超越货币主权，迈向联邦之路；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超越工业化和化石能源，筹划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不少国家仍为生存和安全而挣扎时，欧洲人已在认真地操心空气和阳光了。
这样一个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后现代经济体，如今却不得不应对大规模的现代性和前现代性挑战，难免令人唏嘘。不过话说回来，正如叙利亚难民所说，你们今天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是报应还是公正，谁来评说？
欧洲面临的问题让人一时还看不到转折的时机，世界局势也很有可能继续恶化。“二战”结束以来这个所谓的增长与进步的时代是否到了尽头？现在还很难回答，但是至少可以说，冷战后在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下蔓延开来的伪乐观主义可以休矣。
西方价值观的速成广告与伪乐观主义定理
泛滥的商业广告对现代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现代人的品位、审美、欲望、道德都受到广告的左右。广告制造了一种伪乐观情感：在广告的世界里，某种减肥药可以让人尽情吃喝而不担心肥胖，某种服饰可以让人瞬间进入精英阶层。广告所提供的理想生活和平庸的现实生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跨过这一步既易又难。
易的是，除了消费，不需要任何其他努力和耐心。难的是，没有钱就办不到。然而后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因而这种伪乐观情绪一旦得不到满足，又会转化为悲观情绪，使人备受挫折，丧失漫长复杂的努力所需要的耐心和信心。西方价值观对世界产生了类似影响，特别是对非西方世界。
广告只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的大网覆盖了世界绝大多数领域，即使是反西方的文化精英，所用的概念、语法和思维方式，大多也是西方化的。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基于欧美发展的地方经验，以掩盖自身弊端和对整个世界的负面影响为前提，建构起一种看起来十分光明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之下，非西方文明在漫长历史中凝结积累的价值都遭到否定。在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轨道上，出发晚了一步的民族处处受困于自身现状与西方文明标准的差距。“追赶”就成了非西方民族唯一的选择。因而，他们对于来自西方的“速成”药方有着天然的需求。作为对外传播价值观的手段，西方也乐于提供这样的速成药方，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掩盖了自己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神化了自己的发展经验，对自己的成功做出了一种刻板化归因。
这种速成药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套伪乐观主义定理：
第一，人类社会可以一蹴而就地抵达完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制度决定论，相信发展中国家的一切难题都是制度问题，基于西方经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捷径。这几乎成为普通市民谈论政治的一种主流观点，不少公知也是借此哗众取宠。
第二，西方模式的发展成果具有必然性。在主流叙事中，西方世界的繁荣、进步和相对公平的实现，是代议制民主、公民社会活力和责任制政府的必然结果。美国的进步主义和“伟大社会”，欧洲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伙伴关系，都是西方社会进步的充要条件。像童话里的结局一般，现代社会也将“从此过着美满的生活”。这种必然性幻觉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认识论基础。
第三，人类可以超越安全和秩序困境。从古到今，外部生存威胁和内部政治失序是困扰人类文明的首要问题。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在二十世纪之前从未受到严重威胁的国家”（乔治·凯南语），其一七八七年宪法序言表述的六条制宪理由之中，就有三条是关于安全和秩序问题。而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国家不打仗”、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还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所谓“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都在要求人们选择性遗忘安全梦魇。西方国家的民主推广更是不负责任地片面强调自由和民主，无视安全和秩序的需求。
第四，忽视资本主义文明的负外部性。在这种伪乐观主义下，环境破坏和能源枯竭、物种灭亡和文化灭绝，长期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和消费社会的必要代价，而增长本身又是可以永远持续的。即使是在环保和气候变化提上全球议程之后，它们在很多人眼中仍是二流问题。
这种世界观窒息了人类的政治智商和现实感。很多人为伪乐观主义定理所迷惑，产生了对增长、民主与和平的乌托邦式向往。世界大战和冷战一度打断了这种“进步神话”乌托邦。二十世纪前半叶也确实产生过深刻的悲观主义思想。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少人又回到了这种乌托邦的怀抱。人们习惯于默认伪乐观主义的思维模式：自由化、私有化就会带来增长，增长就会带来进步，进步就会带来民主化，民主化就会带来和平。然而，这个逻辑链条其实并没有经过任何证明或检验。它不是一种社会科学，而只是意识形态甚至类宗教。盲信的原因就在于没能在历史背景中批判地反思前述四条乐观主义定理：
第一，相信一蹴而就的进步，是一种非历史思维和智识上的懒惰。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简明公式：国家能力+法治+问责制=成功的政治模式。这个公式有一定的洞见，但是掩盖了历史的曲折性。仅以欧洲为例，福山所定义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三者都出现的时候，不仅不是一个理想时代，反而是阶级矛盾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它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却没有解决劳动者遭受的不公。在西方政治学叙事中，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以及阶级冲突的惨烈代价被极大地忽略和矮化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第二，进步的必然性是一种虚构。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各国社会一度达到了较历史上更为平等的状态，人的权利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这与自由民主体制以及福利国家政策之间并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正如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所发现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资本的积累，战后经济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也有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二战”后西方社会公正性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外，福利国家对剥削性的全球价值链的依赖、本国劳资斗争和博弈以及苏联所带来的外部竞争也都不可忽视。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大的情况，如果没有大的变局，这一趋势似乎也无法扭转。这说明，自由民主理论所许诺的那个样板社会，即使看起来很美，它也不是单一的制度因素导致的，更不具有必然性。
第三，人类从来没有解决安全困境和秩序困境，文明生存竞争的逻辑和霍布斯所说的“暴死的危险”始终潜伏在每个时代的角落。西方政治理论指出世界体系的基本性质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国家生存于类似科幻小说《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之中，西方价值观的传教士却孜孜不倦地教导别人放弃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合理怀疑，动辄斥之以各种“阴谋论”。这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也不符合政治世界的实况。
第四，资本主义是负外部性最大的一种文明形态。最近又火起来的美国作家里夫金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了一种“熵”的世界观，指出人类历史就是制造“熵”（无序）的过程，而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指数增长无非是一张通向地球毁灭的单程车票。除了对自然的消极影响，西方国家的发展也是以汲取第三世界资源并向其转移“熵”为前提的。即使最保守的经济学教科书现在也无法完全回避负外部性的问题了，可是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和伪乐观主义者却仍然无视现代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轻描淡写地将贫困、腐败、种族冲突乃至宗教极端思想都看作可以接受的必要代价（甚至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断言只要实现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理想社会自然到来。
上述批评，毕竟还是把自由民主公式及其衍生的伪乐观主义精神当成一种真诚表达。但实际上西方世界绝没有诚意邀请全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天堂。制度决定论关心的也只是制度，而不关心它决定的是什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大谈“世界资源不允许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时，自由民主理论的虚伪性昭然若揭。
政治哲学的“负托邦”关怀
在伪乐观主义的影响下，不少人怀着“明天会更好”的朴素感情，相信各自国家的问题、社会的不满，都有着一种速成的解决方法。像减肥广告一样，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只要一粒，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持久的忍耐。这样一种反智文化，被冠之以普世价值，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颇为流行，并且已经带来了诸多惨痛教训。
中东的乱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该地区教派、部族、国家、阶级矛盾和外国影响错综复杂，正是最难烹的“小鲜”。无论任何进步和改革诉求，都应该小心翼翼地渐进推行。可惜受到西方所谓民主推广的蛊惑，不少人抱着乌托邦幻觉奢求一蹴而就。美欧势力也披着价值观大旗急忙介入，结果导致局面恶化，反过来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在现实的检验面前，伪乐观主义情怀已经暴露出颓势，当它面临“民主化”纷纷失败、“专制”国家崛起、“自由”国家失序、伊斯兰世界内爆、极端势力兴起等挑战时，就陷入了失措与失语的状态。奥巴马在叙利亚政策上的犹疑、默克尔在难民压力下的乡愿、奥朗德在恐怖袭击后的局促，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领导力问题，更是时代大变局中的失能，折射出的是西方文化的知识系统和观念系统已经无法有效回应现实的挑战。西方话语已经遭遇严重的“名实分裂”。当一种价值观在世界上到处带来失败与混乱，且反过来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导致国内外都有人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之，它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普世”呢？
针对西方价值观所衍生的各种乌托邦观念，我姑且杜撰“零托邦”和“负托邦”两个词。零托邦是指维持现有状态，不使恶化；负托邦是指避免出现最坏的情景—普遍秩序的丧失。两者本质上都表达了一种保守主义态度，而这正是今天所亟须的。
当今世界，大的变化趋势仍有开放性，西方霸权已显露衰势，中国的继续崛起大可期待，世界多元化和真正的民主化仍有希望。然而，这一切都是以世界普遍存在秩序、和平和稳定为前提的。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驶过险滩，此时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国家航船的稳定，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需要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渡过困局，渐进发展。
诚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存在着不理想不美好的地方，今天的世界还远不是一个公正的世界。因而，本文提出的零托邦和负托邦思维以及我主张的保守主义态度，并非是从消极的向度对不公正现状的保守，而是从积极的向度，对世界和中国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的保守，是对实现进一步改良的基本秩序前提的保守。人们应该认识到，真正美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有效保守已经获得的进步，能否避免安全和秩序的倒退而带来的坏世界（借用赵汀阳语）。零托邦和负托邦所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理论所无法回答的。今天的政治哲学，应该在权利之外，更多关注秩序和安全，重新将重心摆在消极性目标之上，即如何防范一个更坏世界的出现。为了更好，我们要严肃面对更坏的可能。这个可能，今天已经真切地摆在人类面前。
发现中国式保守主义
近百年后回应梁漱溟的回答，我赞同保留审慎的乐观精神，但首先要有一种适合于面对和避免更坏情况的价值观。前资本主义时代，很多文明都具有对负托邦的深刻关怀。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的霍布斯，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都没有忽视更坏世界的可能。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深沉的悲观主义关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避免天下大乱的负托邦情形。
梁漱溟认为迄今历史有两个阶段，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前现代科技水平之上，中国不仅建立了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算美好，但至少不是太坏。中国人历来赋予国家以避免最坏情况的使命，而最好情况则需要漫长的努力和耐心来争取。这是一种保守性、自律性的文化。
前现代的西方文明则没有这么幸运，自罗马帝国衰落，秩序的建构就被打断，人与人的关系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地中海普遍秩序的浪漫记忆始终萦绕于欧洲人的心中，以至于直到今天，西方文化深处仍有一种罗马帝国情怀。
西方现代文明则产生了一种进取性、扩张性文化。它的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如果不考虑环境破坏和多元文明摧毁等代价的话），但是始终未能建立起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明是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可惜却是一种浪费而不公正的全球文明，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的改良很大程度上是以向外部转嫁无序为代价的。最终无序状态会反过来威胁到西方文明自身。
世界已经被纳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退出不是一个现实选项。但是，西方现代文明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带来的危害，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基本政治秩序的程度。只要我们能擦去西方意识形态导致的伪乐观主义翳障，就会发现中国这样的文明所产生的一些传统政治智慧仍然没有失去价值，或许可为现代文明提供宝贵的修正。至少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处于危机边缘的时代，一种中国式的保守主义需要得到认真对待。
作者：范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