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哀歌》：越战老兵无法愈合的心灵创痛
《战争哀歌》一九九一年在越南出版后，其分量宛若巨石，在世界文学界、学术界激起层层巨浪，二十多年后仍然浪花四溅。这本书的作者保宁是一名反对越中交战、因拒上前线而被开除党籍的越战老兵。保宁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一九六九年从河内南下参加越战，《战争哀歌》即取材于其军旅经历。保宁真名叫黄幼方，年幼时曾随父亲黄慧在北京生活过。黄慧生前为越南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一九八六年，越南政府开始了一场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革新”浪潮，越南文艺界也在三十年战争（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五）之后迎来了多彩的春天，有关战争的作品一反数十年来一味歌颂保家卫国的基调，转而开始暴露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描绘升斗小民的痛苦呻吟，特别是越战老兵的真实感受。保宁的小说《战争哀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小说以主人公阿坚和阿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大量战争中血肉横飞、尸骨遍野的残酷场面，以及战后老兵或醉生梦死或痛不欲生的生活经历。死去的战士成了冤魂厉鬼，在“招魂丛林”日夜咆哮号叫，令人毛骨悚然。而幸存者，包括阿坚及其战友们，虽有九死一生之幸，却无和平生活之福，和平岁月好像比战争更难度过，因为那些鼓舞人们浴血奋战的理想被战后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被战争毁灭的不仅仅是男人，女人也不能幸免—阿芳（还有阿坚战友的妹妹）沦为妓女，与阿坚美好的爱情亦化为灰烬；几位母亲听到儿子们战死的噩耗后哀伤而死。《战争哀歌》继承发扬了越南十八世纪文学名著《征妇吟曲》的优秀传统，将后者的愁、忧、怨、恨、悲、惧、苦、闷、忆、思、孤、（盼、失）望、伤（心）、惨、哀、酸、辛、泪浓缩为战争的哀歌。战争之苦，苦不堪言；心灵创伤，无法愈合。《战争哀歌》 将这种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现在他心中剩下的只有痛苦，无止境的痛苦，死里逃生的痛苦，战争的痛苦。
损失可以弥补，破坏的东西可以重建，伤口也会愈合。但是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深处的伤疤却是永远无法被忘记的。战争的苦痛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何时都无法消散。
战争的痛苦在他身上要深重得多。那痛苦令他在当下的生活里感受不到片刻的轻松。
保宁勇敢地跳出了狭隘的越南民族主义的窠臼，他没有刻意歌颂那些北越和“越共”的英雄们，也没有竭力丑化美国与南越的士兵们。他所关注的是战争（所有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折磨，揭示了战争中没有赢家这一严酷事实。《战争哀歌》一九八七年以《爱情的不幸》为名油印出版，一九九○年又以同名正式出版，受到空前欢迎，第一版旋即销售一空，并在次年赢得了越南文学的最高奖——越南作家协会奖。但异常激烈的批判声音也纷至沓来，并暂时占了上风，于是越南政府将这部小说打入冷宫，禁止出版，一直到二○○三年才解禁。在作品被禁的暗淡岁月里，《战争哀歌》在海内外被多次盗版，并在海外连连获奖。
从一九九三年在英国出版英译本到二○一六年的二十三年间，全世界共有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大多以《战争哀歌》为名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包括英语、丹麦语、瑞典语、法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波兰语、希腊语、日语、韩语、泰语、西班牙语、波斯语、 德语和 中文共十五种语言。有些译本多次再版，例如在英国与美国的英译本至少再版过七次，丹麦语与法文版都各有四版，西班牙语译本在西班牙与墨西哥共出三版，荷兰语、葡萄牙语与日语井川一久译本各两版。在被禁期间，为了迎合外国游客的需要，越南主要城市的商贩们纷纷以盗版的形式大量印刷《战争哀歌》的廉价版本在街头贩卖，甚至在柬埔寨和老挝，《战争哀歌》都成了路边和旅店里的畅销书。
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战争哀歌》在国际上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英国 “《独立报》外国小说奖”与丹麦文化部的“亚非拉大洋洲文学奖”（一九九四）、日本“日经奖”（二○一一），还在日本和德国分别被评为“现代世界十大小说”之一（二○一四） 和“接触世界文化”最出色的书籍（二○一五） 。最近，中国作家阎连科也盛赞其为“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少之又少的罕见稀品”，并将其列为二十世纪世界百部文学作品之一。此外，世界各国有关《战争哀歌》的述评至少有百篇之多。
《战争哀歌》还激发了国际上许多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著名作家大卫·贝尔根（David Bergen）。一九九六年，贝尔根读了保宁的小说后，深受感动，随即一家六口飞往越南，虽然没有见到保宁本人，但贝尔根于二○○二年根据在越南六个月的生活经历出版了一部小说《间歇》（The Time in Between），并于二○○五年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丰业银行吉勒奖”（Scotiabank Giller Prize）。贝尔根在致谢辞中写道，他写这部小说主要受了保宁《战争哀歌》的影响，并且借用了“战争哀歌”这一词语。非常有趣的是，贝尔根还将保宁、《战争哀歌》以及其主人公阿坚写进自己的小说，但分别改称为邓寿、《黑暗森林》与杰。
在《战争哀歌》的美国读者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那些越战的老兵。他们身心都创深痛巨，回国后又受到冷遇，很多人患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因此，他们一直在苦苦思考那场战争的意义，并通过不同方式（有些以写作的方式，包括奥布赖恩、卡尔林等） 努力为他们心中的问题寻找答案。保宁的 《战争哀歌》 在美国越战老兵中引起了极大共鸣。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居然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战争哀歌》的书评。细想一下，人们才会明白这当然是因为保宁的小说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有关，所以引发了这位医学教授的兴趣。二○○五年，隶属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国家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马修佛·莱德曼（同时也是达特茅斯学院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也撰文，专门讨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其中就提到保宁的 《战争哀歌》。
除了专门从事越南历史、文化、政治研究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张宝林、戴胡慧心、基思·泰勒、大卫·艾略特、马克·布莱德利和政治学家吴本立等，还有一些美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本小说，例如，美国圣母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卡洛琳·诺德斯特龙二○一一年写道：“……我却喜欢像保宁的《战争哀歌》这样理论性强但又充满诗意的作品；《战争哀歌》与其他一些经典的学术著作一样，用作教材效果非常好。” 美国一位年轻哲学家蒂莫西·斯托克于二○一四年用哲学家的口吻问道：“作家哈科沃·狄默曼、埃利·维瑟尔和保宁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不已，但谁的故事最为可信呢？”美国历史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校长（该校第二十八任校长、第一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于二○一一年在美国最高人文奖项的演讲中也高调引用《战争哀歌》，既表明该小说在美国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又说明这部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高度启发与激励。
《战争哀歌》的英文版还被多所美国大学、中学指定为教材。美国高中以《战争哀歌》为教材的主要是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的课程，这种课程强调让学生阅读世界各国的作品。美国一所高中的老师在这一课程中使用的书目包括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 保宁的《战争哀歌》， 以及莎士比亚、 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诺贝尔奖以及其他众多奖项获得者）与惠特曼的作品。英国作家与获奖导演莎姬·拉曼这样推荐保宁作品：“在全世界的学校里，《战争哀歌》应该成为每个学生的必读书籍。”而这在美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战”以来，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与中心地位，使得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恋；具体到对越战的讨论上，就造成了只写美国，不谈越南的局面。早在一九九五年，《战争哀歌》在美国刚一出版，匹兹堡大学的教育专家大卫·伯尔曼就针对美国的“越战教学”中美国的“自恋”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他指出，在美国“社会教育”的教学大纲中 （一九八八年由“社会研究国家委员会”制订，有一项是“越战教学”），其下有十六项条款，但没有一项是有关战争对越南人民的影响以及通过讲授越南历史与文化来理解这场战争的，越南人仍然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姓的，在现代美国的历史中越南就仅是一个代号而已。伯尔曼强调说，《战争哀歌》的出版，就要求美国人必须把有血有肉的越南人及其经历，还有越南历史与文化请进教科书里。在伯尔曼看来，保宁这部作品为美国的越战教育提供了一个整体全面、饱含人道主义的范式。最后，伯尔曼这样总结道：“从大的方面来说，讲授越南和越战，从小的方面来说，讲授一位越南士兵的故事，都应该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社会教育的传统方法以及我们教育青年人学习这个国家（即越南）传统文化的方式。”二十年过去了，美国越战教育模式与内容的转变已今非昔比：《战争哀歌》已经成为美国心理、美国文化，尤其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到美国的文化骨髓里面。而《战争哀歌》在这种转变中所起的作用功莫大焉！
通过考察保宁《战争哀歌》对北美（尤其是美国）越战史学研究的影响可以更充分说明文学对史学的巨大促进作用。美国政治学家吴本立直接借用保宁小说的名字 （Sorrow of War），即越南所经历的战争之痛，来形容越南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五年这一段的历史， 并认为这一特点决定了越南现代历史的发展。其他美国学者也借用这一名称。历史学家、专门从事越战研究的学者马克·吉尔伯特（Marc Gilbert）建议，为了使学生从越、美两个角度了解现当代战争的残酷和越战老兵战后的遭遇，最好就是让他们阅读保宁的《战争哀歌》与拉里·海涅曼的获奖小说 《帕科的故事》（Pac’s Story）。西点军校历史学教授格雷戈里·达迪斯里也对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想从士兵的角度理解越战，那就不要忽略小说的价值；这方面的最佳作品包括保宁的《战争哀歌》。早在一九九三年，美国专门研究越南当代史的马克·布莱德利就指出，越南作家黎、杨秋香和保宁有关越战的作品不仅仅对文学作品，就是对大多数越战的历史著作都有指导意义。在十五年之后，即二○○八年，布莱德利更进一步指出，在突破民族主义的藩篱以及挑战国家官方对越战的正统解释方面，越南的作家与电影人（而不是历史学家）以小说与电影的形式发挥了异常突出的先锋作用；这些人中不少都是越南老兵，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保宁的《战争哀歌》是最受欢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越南文学创作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奠边府战役的研究上。针对越南官方大肆宣传奠边府大捷的伟大胜利但对沉重代价矢口不提，美国出生的越南当代史专家克里斯托弗·戈沙（现执教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专门撰文揭示奠边府战斗的惨烈，越方伤亡惨重以及战士中厌战、怕死、懦弱、抗命的一面，目的在于打破“神圣抵抗”的“英勇”神话。在文章开头，戈沙就盛赞保宁早在一九九○年就勇敢暴露越战残酷的一面：“保宁没有对所谓的英雄主义大书特书，而是专讲战争的丑陋，描述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甚至美国炮弹轰炸下战友尸体的气化蒸发。他甚至怀疑党所指挥的那场战争是否值得……”
中国对越南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严重滞后，以致中国文学界对越南文学的了解程度至今还停留在一九六五年的《南方来信》的水平。这也导致《战争哀歌》在中国大陆的译本姗姗来迟。对此，作家阎连科曾评论说，如果《战争哀歌》及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翻译出来，“我们对越南文学的认识，就将不是今天这么封闭和短视；今天中国极端固步旧陈的军事文学，就一定不会这么保守、裹脚与滞后。甚至说，如果能够及时地译进保宁的《战争哀歌》，中国的军事文学，在那时或今天，都极为可能是一种新的景观和生气……《战争哀歌》被译介的迟到，使中国军事文学错过了一个绝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汲取期。但它今天的到来，却仍然可以使那些敏感、谦卑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意识到，越南文学的多样和丰沛；意识到《战争哀歌》作为战争文学的存在，它所标示的战争文学的东方高度和文学的普遍意义”。《战争哀歌》这部来自越南的璀璨明珠在中国未出版前就已经先声夺人，正应了七百多年前元朝礼部尚书张立道所说的话：“安南虽小文章在，未可轻谈井底蛙。”我相信，随着《战争哀歌》中译本的正式出版，中国也将会刮起一阵保宁旋风。它不仅仅会促进国内军事文学的飞跃，也会推动国内对越战的研究与理解。
（《战争哀歌》，保宁著，夏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 著 定价：49.00元
本书是作者两本旧作的结集，虽然写作时间较早，但其所论述的学者及其思想，并未过时，甚至在转型的中国、在中美关系日益引起讨论的当下，反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孙来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