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外神社的反宗教本质
一、明治政府与国家神道
神道是与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感情密切相关的原始宗教。它在日本列岛出现的确切时间现已无从考证，一般估计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前后。按照日本文学史家加藤周一的说法，当时是作为一种土著宗教出现的。神道至今尚无公认的经典教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文献，一直被视为神道的经典文本。这种宗教多以山川、树木、森林等自然界的存在为崇拜物，曾经是日本人普遍的精神寄托。
神社与神宫是神道教徒祭祀的场所，类似基督教的教堂，它们何时出现在日本列岛同样不甚了了。祭祀据说最初是借助丛林间的一幢小屋进行，人们遂相信那里是神灵的居所而竞相崇拜，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今的各种神社。“二战”以后，神社恢复了宗教法人团体的面目，至今仍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存在。
如果日本的神道和神社只是停留在民间宗教信仰的层面，大约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他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问题在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向外大肆扩张，写下了侵略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罪恶历史；国家神道被套在了这架疯狂的战车上，成为与关东军并驾齐驱的一种存在。战争的酝酿和准备至少要比历史记载的开战时间早了十年。所谓的“海外神社”的出现和产生也早于战争。人们在回顾“二战”历史的时候，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那便是过多地关注了关东军的刺刀，而忽视了国家神道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近代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系统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祭祀天皇、皇室的神社，例如原神宫、平安神宫、明治神宫等；二是祭祀南北朝时代南朝忠臣的神社，例如凑川神社、阿倍野神社等；三是祭祀为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而战死者的神社，例如靖国神社、护国神社等；四是在殖民地、占领地创建的海外神社，例如在台湾地区和朝鲜建的神社，以及在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等。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神道出现之前，神道和神社的宗教面貌尚且是清晰可辨的，找不到更多的可以挑剔和否定的理由。此后性质则有了大变。一九三一年，由日本扶持和控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在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国家神社的地位又一次被人为地、强制性地突出出来。
据查，在日本学界，“海外神社”的提法是早于“九一八事变”出现的，首倡者是日本神道学家小笠原省三，此后又有外地神社、殖民地神社等若干提法出现。由于这些提法均不及“海外神社”在区分传统神道与国家神道方面来得简洁清晰，因此笔者采用小笠原省三说。
事实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一九一○年的事情；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的时间则更早一些，并且占据了半个世纪之久。就海外神社创建而言，依次出现的顺序是台湾地区神社、朝鲜神社和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这样，明治政府的思路便一目了然了：日本本土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国家神社）作为“总镇守”，处于神社体系的顶端。在殖民地和占领地所建的海外神社，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明治政府看来，日本文化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日本要打造的，显然是清一色的日本式的神道文化，这种文化是建立在日本参与世界强国瓜分殖民地的利益基础上的。国家神道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界带给人类的一大戕害，它的作用是丝毫不亚于关东军的刺刀的。
二、国家神道的泛滥模式
明治时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年，却是近代日本天皇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治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唯神之道”成为彼时的一种强烈的噪音。在“日本国家利益”的旗帜下，一应的思潮、观念和主张，无不染上了疯狂的色彩，得到民众的普遍响应。倡导这些思想的人也往往被视为高傲地伫立在东方其他民族血泊之上的大和民族“英雄”。
天皇制国家形成的初期，国内形势极为严峻，确立政府的统治权威成为这个东方暴发户最为紧迫的事情。为了使全国百姓无条件地服从天皇的权威和统治，使天皇达到拥有高于一切世俗权威的目的，明治政府的国家机器开足了马力，着力建立一个清一色的、没有人反对的国家，而用神道来取代佛教的宗教地位，建立了“祭政一致”的统治体制，遂成为明治政府的施政野心和文化纲领。在这一点上，明治天皇和法西斯狂人希特勒非常相像。除了千方百计神化自己以外，天皇还四处巡幸，以显示其亲民的一面。同时，明治政府从神社行政方面入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新整合，通过强化和规范神社的社会功能来维护国家统一。
首先受到政府行为影响的是神祇官，它被置于百官之上，行政地位大大提高。一八七○年五月，明治政府发布了太政官布告，规定神社是国家宗祀之所。随后，又宣告伊势神宫为全国神社的本宗。七月，在民部省设社寺课， 管理有关神社的一应事务。之后又将社寺课纳入大藏省的户籍寮，并规定户籍中需详细登记个人的所属信息，通过户籍制度完备神社的社会功能。八月，设置了神祇省，强化对全国神社的控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明治政府通过改革神社事务行政机构、提升神职人员地位等措施，有意识地拉开传统神道与民众的关系和距离，以达到神道向皇室、国家靠拢的政治目的。
诸如此类的国家行为，还以法律的形式被认可。一八八九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可以利用的成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形成的思想就这样成了政府行为的注脚。
明治政府的所作所为及其独特性，还体现在诸如将神话中皇室的祖先神奉为最高神，以及将历史名人神格化等方面，用意都在于张扬明治天皇既是治理国家的亲政君主，当然也是国家神道的最高祭祀者。就这样，神社作为展现国民宗教信仰的场所升级为举行国家祭祀的所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日本著名宗教学者加藤玄智认为：“国家神道在外形上表现为神社神道，其精神作为国体神道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被实行。”（ [日]山口辉臣：《明治国家和宗教》，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年版）一八九○年，明治政府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其中提到“尊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等内容，进一步将国家神道与思想教育结为一体。在对日本民众张扬敬神爱国的同时，还将“复兴皇道”和“天皇崇拜”作为具体要求，为日本近代社会建立天皇制国家政治体制做铺垫。
在完成了神道乃尊皇之道的祭政一致体制后，军队成为明治政府实施国家神道主义的第二个牺牲品。“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旋律开始在日本列岛上空弥漫。由于明治政府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了天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总揽统治权”，“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便意味着天皇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在一八七九年制定的《陆军职制》中也曾明确规定：“帝国日本陆军统一直属于天皇陛下。”一八八二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提出了“五条精神”，即“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军人须以礼仪为重”“军人当尚武勇”“军人当以信义为重”“军人应以质素为旨”的武士道信条，要求军人无条件地忠于天皇和天皇制。这是明治政府和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所谓的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的国家宗教”，“是把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结合起来，以宫廷祭祀为基础，将（伊势）神宫和神社的祭祀拼凑起来而形成的”（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神道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甲午战争以后，“海外神社”与军事侵略互为表里，开始入侵我国台湾。
三、台湾神社与皇民运动
日本是浮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而在近代参与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竞争以后，它不但迅速染指中国、朝鲜半岛，还扩张到东南亚和南亚广大地区，诸如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印度，甚至包括库页岛和夏威夷。
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日本军人的刺刀下挂着的理应是神社的图腾。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的海外神社总计近四百处之多，包括台湾地区的近七十座神社以及上百所社祠、遥拜所，朝鲜半岛的二十余座，关东地区和伪满洲国的二百九十余座，以及散落在东南亚、南洋诸岛的零星部分。
为了日本的利益，明治政府在海外神社方面采取的是一种日本式的执拗与狡黠的文化策略。一方面标榜宗教信仰的自由，另一方面用天照大神将一切宗教主张，特别是敌对势力和倾向统统排除，同时，加速了建立海外神社的进程与发展。以规则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日本的海外神社从此走向规范化及制度化。由《关满神社规则》对神社外观及神职人员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海外神社无论是思想还是形式上都具备了国家宗祀的条件。不过，这种神社由日本统治者进行支配、运营、管理，与佛教、基督教，以及包括原始神道等在内的其他宗教在本质上有明显的不同。
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神社是全台级别最高的神社，统管台湾地区的其他神祠或神社。鼓励神社参拜也是日本政府推进殖民地政策的重要一环。一九三○年以后，参拜神社的要求已不限于公立学校，而是广及于各级学校，甚至青年团与其他团体也要参拜 （参见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载《东疆学刊》二○○四年十月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日本在台湾地区实行的所谓“皇民化”政策，是明治政府殖民地统治史上得意的一页。在将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对天皇和日本保有绝对忠诚和顺从的“良民”的过程中，国家神道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也是日本政府认为的灵丹妙药。这是国家神道反宗教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皇民化”就是要把台湾人民改造成为“天皇的子民”。说得更直接一些，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同化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要把殖民地百姓最终变成被改造过的日本人。“七七事变”后的三四年间，是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力图从思想上消除台湾人的祖国观念，铸就大日本臣民意识。国家神道趁机发展扩张，要求台湾人取缔传统宗教信仰，改信日本的天照大神。一时间，台湾地区改姓氏、拜天皇、学日语、去神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把岛内外闹得乌烟瘴气。这种文化影响直至“二战”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四、关于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并且在长春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占领区所采取的此种统治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沦陷区，同时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国家’面貌出现，实行实质的军事殖民统治、掠夺的典型。”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傀儡皇帝溥仪在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即去东京朝拜了天皇，回国之后便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强迫东北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一德一心”，明确表示：“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二○○七年版）“建国神庙”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日本外务省颁布了《在满洲国以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将中国境内的全部神社纳入外务省的管辖之下。未待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家神道便捷足先登了。
一九四○年二月，伪满当局开始落实“建国神庙”事宜，通过了建筑格局、祭祀方式、经费预算等议案。三月九日，在伪满帝宫院内的皇宫花园东南角举行了开工仪式，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均参加了三月二十日举行的上梁仪式。五月二十八日，“建国神庙”按预定时间竣工，总共占地三千多平方米，包括正殿、祝词殿、祭祀库、神仪所和拜殿。
就这样，“建国神庙”成为宣传日本国家神道思想的法西斯政治的物质实体，同时成为伪满神社乃至整个海外神社体系的“本宗”，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日本海外神社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还效仿靖国神社的做法，营造了“建国忠灵庙”，祭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抗日军民击毙的所谓“忠国亡灵”。一九三八年，在吉林珲春张鼓峰事件和次年的诺门罕战役中，曾有大批日军阵亡，他们全部入祀“建国神庙”。
为了维护“建国神庙”的地位，溥仪还出台了《对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伪铁岭市长徐渐九在一次会议闲谈中说，修建“建国神庙”无非是老张家祖宗硬要老李家也供奉，这番话被日本人获知，于是，徐渐九被打入大牢，直到日本投降仍被关在监狱中。可见即便是伪满的现役官僚，对日本神道不敬，也是要被严惩。
日本战败以后，溥仪曾如是交代：“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和自由。”“日本把神道扩展到他们的国家以外，首先是扩张到中国，然后更新扩展到亚洲全境，他们就凭借这种神道的扩展去达到支配别国人民的思想、精神和行为。”（王庆祥：《法庭上的皇帝—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的始末》，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自古以来，神道作为日本的土著宗教得到信奉，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治末期，日本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军事上的扩张以外，文化变革的最大举动则体现在国家主义神道的出现。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神道固有的土著性质与岛国本色，而且伴随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脚步愈演愈烈。从鸦片战争至“二战”结束，日本政府通过对神道行政机构的确立和制度的改革，最终完成了神道与国家、皇室的一体化。海外开教与神社创建活动，毫无疑问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神道的“变脸”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国民性，甚至为日本的近代文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能量，影响直至今日。
作者：石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