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距离人物与事件尚未久远，经常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再加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冲突与党派斗争激烈，使得学术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讨论很容易就成了声嘶力竭的历史评价与批判，出现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事件概念化的现象，偏离了追求历史真相复杂性的探索。假如我们相信人有复杂的多面性，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进程有其人际关系的纠葛与偶发性的判断与抉择，就会发现，许多历史教科书陈述的历史，既是经过武断裁剪的事实，又是过度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经不起深入探究与质疑。
李天纲这本《年代记忆》，通过具体的时间段落与人物行迹，以细腻的笔触展示近代史事的细节，思考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处境与言行，抽丝剥茧一般，呈现当事人如何面对事件，如何囿于传统认知的历史局限，却要理解世变日亟，做出涉及个人与国家得失的判断与抉择。在探讨过去的历史意义之时，本书也没忘记臧否近代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如何探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纠缠，如何评判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
本书历史跨度百年，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始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大清帝国，终于一九二七年，即国民党利用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建立起南京政权为止。选择从鸦片战争之前的马礼逊说起，有两个目的：一是，破除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教条；二是，摒弃概念化的“东方主义”看法，认为传教士是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两个目的，都挑战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大中华地区近代史的认知框架，质疑了以下的论述方式：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明确，旨在化中国为西方殖民地，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反抗斗争，最后取得反殖抗暴的胜利。
其实，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是长期以来的积习，以政治事件史作为历史演变的焦点与核心，强调外来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忽视了明清经济社会与文化思想转变的内在层面。历史的演化与进程，不像小儿堆积木那样可以随意拼叠，不会因为突发事件就发生断裂性的崩塌，而是像长江大河延绵不断的波涛，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急流险滩，甚至有悬崖瀑布，却都是后浪推动前浪，有历史的连续性，不是突然冒出的无源之水。探讨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无视十六世纪以来早期全球化的世局巨变，忽略葡萄牙海商与耶稣会士东来所产生的东西文化接触，讳谈清军入关压制晚明以来开放性思维的闭锁政策，昧于潜伏在知识人中的“自改革”的历史可能性，难以解说中华帝国的衰微以至于崩溃，更不用说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追求了。
另外，本书探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事，提出不同历史视角，放在全球史多元文化的认知架构中来探究历史事件的意义，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可以举书中论述《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这三个例子，以见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
分析鸦片战后清廷签署《南京条约》的过程，作者指出，当时中外交涉的经验中，其实有一种双方可以接受而又行之已久的“澳门模式”，但是，清廷却颟顸行事，割让了香港：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縣境内的“自治”，不是“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例子，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主权。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端口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从权力构成上来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地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与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就明白“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与“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与耆英那样敷衍了事。
更令人感到历史魅影总是阴魂不散的是，清朝内地长期动乱与物权不彰，是租界与割让地经济起飞的动力。“五口”中的上海租界，虽然一开始是以贸易通商为主，但很快就因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动乱，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华人，以房地产代替了贸易和商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埠以来，上海的地价飞涨，十年涨了十倍，华洋杂处也逐渐演变成华洋共治，发展出新型的社会形态。回顾百多年来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若以上海与香港为例，从开埠到改革开放与香港回归之后，人口不断涌入，似乎方兴未艾，至今仍是房地产引领经济发展，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思考的城乡结构变化问题。
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史实，长期以来都是国人最深刻的心理创伤，咸以为英法强盗掠夺了无数国宝，并不深究同时参与打劫的共犯，有成百上千的北京居民，而且许多都是吃着皇粮的旗人。王闿运有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圆明园词》，附有自注，说得非常明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关于劫掠圆明园的资料，参与其事的英法联军关键人物也有许多回忆录面世，详细叙述了当时抢掠的情况，中文译本可见中西书局二0一0年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十四种。对于华人参与抢劫破坏圆明园，本书作者深有感慨：
英法联军的士兵中，本来许多是华人。……据《庚申夷氛纪略》说：英法联军“在粤招募潮勇，传言不下二万人。潮勇者，潮州之无赖游民也。又募发配在粤之遣犯，多系川、楚、登、莱之人，得数千，皆亡命之徒。又有一种名青皮者，即失业粮船水手，性素犷悍，亦相聚万余人。每战则令遣犯、青皮当先，潮勇次之，而白黑夷殿后”。
一八六0年九月二十六日下令关闭所有北京城门。说来奇怪，他们害怕的并不是英法联军，而是清朝自己的“败兵”。“兵败如山倒”，“伤兵老爷”最霸道。初七日，北京城门关闭，“闭门者，恐败兵一拥入城，又恐蒙古兵入。城内立即纷纷，东城尤甚，南北小街一带，买米、买面、叫煤者，盘旋如蚁，人声鼎沸。是日，出城听戏、送殡者，均关于城外”。如此害怕“自己的”军队，可见清朝的“内乱”有多严重。
“趁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一个市民中间阶级，个人没有独立的财产、事业和追求，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也不懂得尊重别的任何东西，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
关于戊戌变法，一般总环绕着维新与保守的议题，探讨进步思想与顽固势力的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现代革新思潮的代表，慈禧与荣禄为封建反动的蟊贼。作者在本书中，特别探究了当时官场与宫廷中的人际关系与势力分布，指出戊戌变法与其后的政变，关键还是宫廷的权力斗争，无关大清帝国的生存命运：
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的内情里，原则并非重要，它只是相互攻击的借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
“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變法”，以“百日维新”的残酷结局而告终； 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 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
作者想指出，大清的政治社会体制已经腐朽，清朝统治者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也不可能实现“自改革”。一切政治纷争与政策争拗，最后都归于宫廷与党派的权力斗争，都与冠冕堂皇的宣言与口号无关，更无法达到维新与改良的实际目的。当时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不在掌握政权的中央，而在社会体制与思维脉络逐渐改变的南方，特别是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开创有前瞻性的社会结构。
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到，他师从朱维铮先生，一直试图联系“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化，希望通过“中学”与“西学”的接触、冲突与会通，来理解中国“近代性”的历程。本书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朱维铮晚年探索中国近代思想史，强调必须掌握具体历史人物生活处境与抉择的看法。朱先生晚年以通俗笔法写的《重读近代史》，尽量跳出概念化框架，深入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剖析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潜流，经常是与集团利益和个人心态有关，不能只是“听其言，观其行”，还要探究其言行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人物性格因应事件的具体反应。
了解历史，不能从理论框架出发，最后又终结于理论框架，因为历史不是哲思构筑的行为科学，历史记录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环境，做出真实的言行举措，影响了实际的社会进程。
（《年代记忆》，李天纲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