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之乎者也非口语”——答宋晖先生
自笔者几年前提出“之乎者也非口语”的“反传统”观点以来，很希望学界对此展开批评。二○一五年初，南开大学文学院曾就此召开过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两种观点泾渭分明，语言学者坚持认为“之乎者也”是先秦口语；而文学研究者则有人支持笔者的观点，认为“之乎者也非口语”的观点很有道理。近日拙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出版，宋晖先生撰文《“之乎者也”有所谓》（《读书》二○一七年八期），对书中的基本观点予以否定。拜读之后，感到还是有话要说。
一
宋文的主要篇幅是回顾汉语发展史，就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分成几个阶段，基本上重复了教科书上的内容。其中，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先秦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是关键。汉语的分期说，大都是在肯定“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那么后面的“分道扬镳”与“殊途同归”也就无从谈起了。对这个关键问题，宋先生的回答很干脆：“先秦的书面语与口语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根据是什么？宋文说“大家的观点较为一致”，并引了今人李如龙、徐时仪的论述。“大家的观点较为一致”算根据吗？李如龙、徐时仪的论述也看不出二者完全“一致”的意思。如李如龙说：“文言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代，正道成、文教兴，当时的书面语和实际口语应该还不至于相去太远。”最后一句说的是“一致”还是“不一致”？我的理解是二者有差距，只是差距“不太远”。至于“差”的是什么，“差”的到底有多远，李如龙并没有回答。在我看来，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可取的，因为他并没有证据。但宋文在引了这段后，径下结论说：“那么，既然先秦的书面语和口语是一体。”可是，如果二者真的“一体”，何来“相去”远近的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就有争论，学界认识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先生就对“一致说”持相反意见。他在《门外文谈》中说：“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鲁迅虽然也是“臆测”，起码可以说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个问题“并没有分明结论”。鲁迅之后，并没有哪位语言学家用确凿的证据证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是“一致的”。然而，此后“一致论”稀里糊涂成了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成为古代汉语研究的基本前提，汉语史的分期、词汇及语法的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如“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的结论，就是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试想，如果这个大前提并不存在，二者的关系就像鲁迅所说“并不一致”的话，那么教科书上描述的汉语史以及相关研究的结论，会是正确的吗？
宋文还认为语言学者不关注笔者的观点，是因为王力、吕叔湘对此早有“定论”，二人观点“在汉语史界影响很大”“得到较为一致的认可”，所以笔者的所谓“新发现”“无法撼动先哲的定论”。那么，两位先哲的“定论”究竟是什么？王力在《常用文言虚字》一文中说：“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如果详细地说，文言文不完全是古代汉语，只能说是大致一样。”所谓“大致一样”就是说二者仍有差别，至于有哪些差别，王力先生也没有回答。吕叔湘的观点与王力不同，他在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所作的序中说：“追溯汉语发展的历史，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就不一致。秦汉以前的情况，文献不足，难以详究，魏晋以后言文分歧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起来。”二位先生不仅观点不同，而且都加上了“大致”“大概”这类限制词，说明他们对自己的结论都有一定保留，并没有看作是“定论”，因此也就谈不上“无法撼动”。
再如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无论王力的四分法也好，吕叔湘的二分法也好，也都不是什么“无法撼动”的“定论”，因为二位先生的分法本来就不同，哪有什么“定论”？就王力而言，他在四分法之前还有一个二分法。他在《中国古文法》中罗列了古代文言虚词及语法运用的种种混乱不一现象，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他的方法是“以利刀斩乱麻之手段”，将古代语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未固定”期，后为“已固定”期。“未固定时，其法宽；已固定时，其法严。法宽者几于无法，而非文法家之罪也，上古之人思想自不缜密也；法严者封域井然，则中古之人思想已能缜密之所致，亦非文法家有以助之也。”他说先秦语法还不固定，而不固定并不是文人的问题，而是当时口语本来就没有规律，是先秦古人“思想不缜密”造成的；后来的语法渐趋一致，是因为后人变得“思想缜密”起来，所以口语也越来越有规律，同样不是文人在起作用。像这样的“定论”，能让人相信吗？如果孔孟老庄思想“不缜密”，何以写出的文章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后世文人如果真的比先秦人“思想缜密”，何以对他们顶礼膜拜，将先秦文章当成经典“仿古”仿了两千余年？他后来又在《中国文法学初探》中说：“中国的文法，在上古時，想必经过一个未固定的时期。”所谓“想必”显然没有什么根据，纯属想象。实际上，他的二分法也好，四分法也罢，都是建立在这个“想必”基础之上的。所以，对前人的结论，即使对“先哲”的结论，都不应该盲从，而应该有独立的思考，看看他是否有可信的根据。先秦书面语与口语是否一致？“之乎者也”是否古人口语？让我们看看古人是如何回答的。
二
自清末《马氏文通》出，中国语言学家如获至宝，套用西文“葛朗玛”研究汉语成了主流，大家庆幸中国“语法学”终于诞生了；其后只要一种西方语言理论出，语言学家马上接过来，挪用到汉语研究上。其实，这种研究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用汉语的语言实际，来证明西方语言理论的真理性而已。相反，中国古人的相关论述，或被束之高阁，或横遭批评，斥之为“不科学”。拙著提出“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不是古人口语，正是在挖掘、梳理并分析了古代大量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的，是支撑全书的主要文献与理论依据。宋文在否定笔者观点时，对这部分内容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置一词。也难怪，因为古人的相关论述恰与时下的主流观点完全相反，而且两千多年一以贯之，绝无例外。现择其要者，稍加分析。
许慎《说文·司部》：“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文言虚词古称“辞”，许慎改“辞”为“词”，并定义为“意内而言外”。我的理解，许慎是说“词”在书面语中是用来表达意的，但它只是“言外”。刘安《淮南子》“夫言出于口者”，王充《论衡》“出口为言”。“言”就是现在所谓“话”，也就是口语。《说文》引毛传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语”与“言”只是言说对象有所不同，实际意思是相同的，故孔颖达云“言、语通”。“辞”又称“语助”或“言助”。《礼记》孔疏：“乃者，言之助也。”徐锴亦曰：“尔，言之助也。”可见“辞”与“言”“语”之间是“助”与“被助”的关系，“语助”“言助”很明显就是口语之助，而其本身并非口语，故称“言外”。许慎将“词”入“司部”而不入“言部”，颇引起后人疑惑。其实，正因为“词”不是“言”，所以许慎才收入“司部”；若入“言部”，反而与“言外”自相矛盾。刘熙《释名》亦是如此，他将“词”入“典籍部”而不入“言语部”，同样说明“词”只是书面语成分非百姓口语。不仅如此，凡被许慎注为“词”的文言虚词，刘熙一个都没收，盖因《释名》专释“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的口语词，而“词”非口语，故不收也。其后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刘勰何以称“兮”为“句外”“外字”？他认为书面语中的“句”是“联字以分疆”“句司数字”，也就是联缀若干“字”而成的，而“兮”不是“字”，不是句子的组成部分，故称“句外”“外字”。这种观念，在刘勰为诗歌分类时也体现得很鲜明。他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视为“五言”之始，将“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视作“三言”之始；其后萧统《昭明文选》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明确注为“七言”。他们都不把“兮”“哉”当成“言”计算在内，说明他们都继承了许慎“词”乃“言外”的观念。此后“虚字不为韵”成为诗家常识，原因就是虚字不是“言”，它只是在句外表示“余声”的拖音符号。一直到清代，顾炎武将“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当成八言，就招来赵翼的严正指责：“然‘兮’字尚是语助，非诗中字也，此外亦不经见。”所谓“非诗中字”正是刘勰“句外”“外字”之意。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释许说云：“‘词者，音（意）内而言外’，在音（意）之内，在言之外也。何以言之？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类皆词也，语之助也。……‘言之外’者，直言曰言，又一字曰言，惟思、曰、兮、斯之类，皆在句之外为助。楚辞曰‘魂兮归来些’，‘些’亦词也，在句之外也。故曰‘音（意）之内言之外’为词’。”“词者，虚也，语气之助也。”徐锴不但将“言外”释为“在言之外”，还把诸多语气词说成是“皆在句之外为助”，具体而言，就是“语气之助”。他举“臣主事于外”为喻，认为“词”对“言”而言，就像大臣在外辅佐君主一样，在句外助“言”而达意。
到了明清，许慎的“言外”说有了更为口语化的表述。如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力避书面语表达方式。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他说的“千古好文章”，当然不是只限明清之际的文章，而是指中国古代的一切含有“者也之乎”的文言体。按照李渔的说法，文言书面语的构成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文言体=口语+“者也之乎”。其后清人袁仁林在《虚字说》中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盖虽在寄僰戎虏之乡，鸟言舌之俗，亦少口气不得。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盖说时为口吻，成文为语辞，论字为虚字，一也。”此处“掉舌”即说话之意。袁仁林首先肯定“焉哉乎也”在各地方言口语中都是不存在的（“何尝有”），却能将各种方言中的语气在书面语中表达出来（“诸字括之而无余”）。由此还可知，袁仁林认为“焉哉乎也”等在书面语中的运用，是一种统一各种方言语气表达方式的“公共”符号。先秦经典的作者来自各种方言区，何以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来表达语气？袁仁林的观点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同时，袁还认为“呜呼”“噫嘻”这一类感叹词也不是口语：“‘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非言”与许慎的“言外”是一个意思，“非言”而“注为辞”，正说明“辞”非口语。袁仁林所论，并不仅指所处的清代，他是从历史的角度做出的宏观结论，亦即文言书面语中包括语气词、感叹词在内的一切“辞”，在汉语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口语。清末文廷式亦有与袁仁林几近相同的论述，他在《纯常子枝语》中说：“中国字不用余音，不传语中衬字，其语气之顺逆，词意之轻重，以十数虚字代之而灼然可知，即最简易之法。”他将语气词与书面语（“中国字”）直接联系在一起，并说以虚字代指各种不同语气是“最简易之法”，显然是说文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是为弥补中国文字无法表达语气而产生的，是一种人为的方法而非自然口語的记录。
面对古人这些明晰的论述，能够得出“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是古人口语的结论吗？如果能，笔者作为语言学外行，愿意领教内行们的观点与论证。
三
句末“辞”除了在书面语中表达不同语气，其断句功能古人也有相当多的论述，而且始于汉代，终于清朝。许慎《说文解字》对部分语气词，一开始就强调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凸显其断句功能，如：“只，语已词也。”“矣，语已词也。”其后历代注释家皆承许说。如赵岐注《孟子》释“云尔”为“绝语之辞也”，何休注《公羊传》释“焉”也是“绝语辞”。颜之推说：“‘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刘知几《史通·浮词》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颜师古注《汉书》：“已，语终辞。”洪迈：“《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王引之释《左传》：“已，语终词也。”“语已”“绝语”“语终”“句绝”“断句”等，皆指一句话已经终了，应该于此停顿。此处的“句绝”“断句”是专指书面语的断绝章句，并不包括口语。郑玄注《礼记·学记》“离经辨志” 云：“离经，断句绝也。”而口语是以声音为载体，口语一句话是以语音的停顿来表示的，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声音来“断句”。
与句末语气词功能相类的还有被古人称为“发语辞”“发端辞”“起语辞”的“夫、惟、盖、故、粤”之类。如元人卢以纬《语助》云：“粤，发语之辞。文语之始发，句端或有此字为语助。文公释‘殆有甚焉’，则以‘殆’字为发语辞。”清人王鸣昌《辨字诀》释“起语”：“起语者，前此无文，而以虚字起之，亦有前文已毕而以虚字另起者，皆起语也。”并举“夫、盖、且、今、彼、尝考、闻之、今夫、且夫”为例。发语辞的作用既标志一篇文章的开始（“前此无文”），也包括一个话题已毕，再转入另一个问题（“前文已毕而以虚字另起者”），类似现代书面语另起一段的作用。发语辞也只是书面语成分而不涉口语，故古人才说“文语始发”“前此无文”等。近代以来的语言学家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把前人所说的“文”直接替换为“语”，把“文法”当“语法”，把书面语当口语，认为古人开始说话必先说一个“夫”或“盖”提醒对方注意。对照前人的论述，就会发现语言学家们的臆想是多么不靠谱。
虽然古人有关语气词断句作用的论述很多，但真正明确视之为“标点符号”的论述出现在上世纪初，而且成为当时学界共识。如胡适于一九一六年八月《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中说：“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欤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胡适这里明确表示，“何”“安”“乌”等本来就是文言书面语中的“疑问符号”，而且感叹号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黎锦熙在这方面的表述就更为明晰。他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论助词的产生：“助词是国语所特有的；它的作用，只用在词句的末尾，表示全句的‘语气’。因为中国文字，向来只有简单的句读标点，没有表疑、叹……等等语气的符号，只得假借（或制造）幾个字来表示这些语气……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这种词本身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代替一种符号的作用罢了。”他还在《比较文法》中说：“词品之中，中国语文多一类助词，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标点符号。”同样把文言中的语气词也都说成“符号”。王力最早亦持此种观点，他在《中国古文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疑问句与感叹句，在西洋非但用标点以表示，有时候也从词的次序表示。在中国，词的次序另有作用，不为表示疑问或感叹之用；标点又非中国所固有。因此，古人只能利用助词以表示疑问或感叹了。”将此观点与黎锦熙的观点相对照，简直如出一辙，二者都将文言语气词与标点符号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替代物，显然是说文言语气词只是书面语成分。如果“之乎者也”本即口语，书面语只要如实记录自然会出现“之乎者也”，与中国文字没有标点符号有何干系？
最后，我再用吕叔湘的另一段“定论”：“文言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文言就是古代口语的记录，有人说只是一种人为的笔语，是历代文人的集体努力的产物。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是都对都不对，……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没有口语作根底的笔语，文言不会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如实的记录，如现代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若干篇章之为现代口语的如实的记录。”但哪些是“人为的东西”？吕先生虽然没有回答，但他认为文言中既有口语做基础，又有“人为的东西”，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拙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的回答是：所谓“人为的东西”就是古代文人称为“辞”的“之乎者也”之类，也就是今人所谓“文言虚词”；文言书面语就是口语加非口语的“辞”两部分构成的，《墨子》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名+辞）是这个意思，李渔说千古好文章=说话+“者也之乎”也是这个意思。
作者：孟昭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