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马来西亚一位16岁少女自杀身亡。警方发现，她生前曾在Instagram上发起投票：“非常重要：请帮我选择D（死亡）还是L（活下来）”：
少女Ins截图
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69%的网友选择了“D”，即支持她自杀。这些网友与她素未谋面，却在生死抉择面前将她推向了死亡。
《卫报》相关报道
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当地议员、律师Ramkarpal Singh表示，女孩轻生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终决意自杀，与网友投票的结果不无关联。“如果当时Instagram上大多数网友不鼓励这个女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今她会不会还活着？如果网友当时建议她去寻求专业帮助，她会不会听从他们的建议？”
像这样因网络投票导致悲剧的网络暴力事件，让我们联想起英剧《黑镜》第一集《国歌》中的剧情：社交媒体宠儿苏珊娜公主遭绑匪绑架，赎回公主的条件是让首相卡罗与一头猪发生性关系，并全网直播全过程。
一开始，多数民众表示，绑匪提出的要求太过残忍，他们不希望首相这样做，也不会去观看。
截图自英剧《黑镜》
但随着绑匪威胁的升级，最终，选择“会看”的民众比例飙升至86%。
截图自英剧《黑镜》
民众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不忍转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
截图自英剧《黑镜》
群体在网络上实施暴力，最终酿下惨剧。无论是真实事件还是演绎的故事，都令人细思恐极。群体网络暴力是如何发生的？面对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人们为什么会集体为恶？人性真的本恶吗？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
网络暴力（cyber violence），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做出某些线上行为，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福祉（well-being）构成攻击，导致他人在身体、心理或情绪等各方面受到伤害（Herring, 2002）。网络暴力涵盖非常广泛。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基于社交媒体及社交网络的群体网络暴力，即施暴者是群体而非个人，且暴力事件发生在公开网络媒介上，例如微博、朋友圈、知乎，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群体网络暴力并不罕见。我们大致可以将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群体网络暴力分为三类：
线上骚扰或欺凌。比如，在社交网络上发起或参与骂战，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辱骂和诽谤，公开与传播他人私照，等等；
线上攻击导致线下暴力。比如，网友对一些热点事件相关人物进行“起底”或“人肉”，进而发展为在线下场所对受害者施暴；
线下暴力伴随线上发酵。比如，我们曾在过往文章中探讨过的王晶晶遭受校园欺凌事件。在这次事件当中，众人在贴吧造谣、传谣和对谣言的演绎，对受害者造成了持续的创伤。
群体网络暴力的发生过程复杂而多变。它同时受到个体选择和群体关系的影响（Huang et al., 2016）。以马来西亚女孩发起Instagram投票事件为例，个体做出的投票选择通过实时网络传播，我们很难准确描述，恶意是从哪一刻开始演变为暴力的。
- 是从第一个人投给“D”选项开始的吗？
- 是从那些让“D”选项超过半数的人开始的吗？
- 是从帖子被转发出去、导致围观群众当作玩笑投下“D”的选项开始的吗？
我们无从得知。
这使得群体网络暴力显得尤为失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的恶意似乎被放大了。从每个参与施暴的个体的角度来看，那些构成暴力的恶意行为可能都是非常微小的举动：一次点击投票、一句留言、一个表情符号……有些举动本身甚至不会直接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然而，受害者接收到的恶意，却被网络环境赋予了双重含义：
a.实际来自群体的恶意。包括投票的结果、负面的留言内容等；
b.被泛化的恶意。匿名的投票、留言因具有一定的人群代表性而有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在那位马来西亚女孩眼里，69%可能不仅仅是“看到帖子的人当中的多半数”，也是“代表了所有人中的多半数”。在被泛化恶意的影响下，受害者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认为真的是自己有什么错处，才被群体攻击。
面对这样的双重恶意，群体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几乎是无法反抗的。Ta既无从分辨攻击的来源，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来自网友的恶意铺天盖地，受害者只会感到自己无处可躲、有口难言。
1. 网络促生了“乌合之众”，使人的恶意彰显。
人们在网络上集体为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与社交媒体使得群体成为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乌合之众”（crowd）。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都会成为乌合之众；只有当人们同时因为某样新奇事物产生共同的兴趣和焦点，并表现出该群体的独特行为时，群众才有了集体为恶的前提。
社会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认为，乌合之众的形成要经过三个阶段：潜入（submergence）、蔓延（contagion）和暗示（suggestion）。虽然网民实际上不在同一个空间，但网络的介入，使得个体足不出户就形成了Le Bon所描述的乌合之众。
a. 潜入（Submergence）
在这一阶段，由于人群的匿名性（anonymity），个体在人群中失去了对自我的意识，也丧失了对个人行为的责任感。
互联网让世界“变平”的同时，制造了无数互不相识的、流动的匿名群体。当人们因为网络热点或事件而暂时聚集起来，发表评论或围观参与时，每个人的实际身份都被隐去了。我们不知道网络另一端的账号对应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只能够看到Ta公之于众的言论，和作为数字出现的投票或点赞。
在线上匿名群体中，个人的自我意识很容易被淡化。个人的声音或是成为某个统一意见的一部分，或是成为少数的“其它意见”，却偏偏不再“仅代表个人观点”。当输出的观点和实际的自我相割裂，个体可能会认为，说出去任何话也不会被发现是自己，从而失去了对自我行为的责任感。
b. 蔓延（Contagion）
Le Bon认为，在这一阶段，个体会追随群体中占主导的想法和情绪。这种想法和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在群体成员之间扩散开来。
社交媒体在方便人际交流的同时，也使得情绪的蔓延变得更加容易。Hallett（2003）关于社会交互（social interaction）的理论指出，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为人们提供刺激，唤起听者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这种交互也会为人们原本的情绪提供反馈，使其进一步放大。而网络铸成了虚拟的多米诺骨牌，使得人们的社会交互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不断有人的情绪被唤起、被放大，参与群体的规模随之持续扩张。
c. 暗示（Suggestion）
在这一阶段，个体心理会服从于群体的“集体心智（collective mentality）”。而集体心智是由群体的底线——即群体中道德与认知能力最低的成员所决定的。Le Bon认为，当这样蒙昧的（uncivilized）集体心智占据主导，群体就有可能实施破坏性行为。
在网络群体中，底线是看不见的。我们作为旁观者，会认为投票让女孩去死是残忍的，认为《黑镜》中的民众丧尽天良，是因为在清醒时，我们可以做出符合社会准则的道德评判。但假使我们身处于舆论之中，刷着微博、朋友圈或知乎，我们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是群体中最充满恶意的声音；我们对于事态和前情后果的判断，也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此时，我们以为自己做出了合理甚至“正义”的选择，却有可能在无形中成为了施暴群体的一员。
2. 网络致使受害者非人化，提高暴力行为的风险。
在群体网络暴力中，施害群体对受害者的了解，仅仅局限于Ta的公共身份。他们不知道Ta正在经历怎样的人生，不清楚Ta的脾气秉性、过往经历。在人们的议论和讲述中，受害者仿佛变成了某个标志或符号（e.g.“博主”“首相”“神女”……），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这一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非人化（dehumanization）”。
研究表明，对他者的非人化，是人们实施暴行的主要原因之一（Haslam & Loughnan, 2014）。当施暴者将受害者视为异类，他们会更倾向于合理化自己为对方造成的伤害，更少为实施暴行感到羞耻。特别是在群体当中，对受害者的非人化会助长施暴群体的冷漠。人们会认为，对方遭受的苦难与自己无关；而一旦出现其他的诱因、需要“牺牲”受害者时，原本没有暴力意图的人群，可能会做出施暴的行为（Rai et al., 2017）。
截图自英剧《黑镜》
群体网络暴力，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人性本质的思考：因为受环境和他人影响，而在群体中对陌生人无端施暴，人性真的本恶吗？事实是，人性或许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邪恶”得多。
首先，成年人的道德发展可能是普遍有限的。心理学家Lawrence Kohlberg将人类的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分为三个层级：
(1)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morality）。在这一层级，个人的道德准则完全依赖于外界的标准，看待事情也完全从逃避惩罚、自私利己的角度出发。
(2)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morality）。在这一层级，我们开始内化外在的道德标准，希望成为他人眼中的“好人”，会遵纪守法，在违法时也会产生罪责感。
(3)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在这一层级，个人开始持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主张，能够辩证地思考道德和正义。可以说，发展到后习俗道德水平的人，才具有真正的良知。
Kohlberg认为，人群中只有约10%~15%的个体在成年后发展出了足够的良知。而尚未到达后习俗道德水平的人，对道德的理解与儿童无异，依然停留在“会因为违法而感到负罪”的阶段。当受到群体和环境影响时，大多数人可能都缺乏自觉的道德意识，去觉察那些微小、间接的施暴行为。
其次，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也存在着自恋、冷血等黑暗人格特质（dark triads）。心理学家Delroy Paulhus发现，人们有时做出那些“损人不利己”的恶行，给别人施加痛苦，仅仅是因为自己会从中获得快感。
Paulhus指出，人们平时在生活中只是很好地管理着自己邪恶的部分，不希望给自己找麻烦。而当真正有机会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他们也会承认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我就是喜欢欺负那些好欺负的人”、“你如果告诉我你的秘密我一定会说出去”。
另外，无端作恶可能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潜能。精神分析家Eric Fromm认为，人们会在没有明显利益冲突下实施暴力行为，背后其实存在深层的心理机制。特别是，当人们受困于自身的无能或无聊，想要寻求存在感和对生命的掌控力时，本性中作恶的潜能就可能会被激发。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围绕群体网络暴力事件，深度剖析了人性本质中阴暗的一面。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做出某种道德评判，也并非想让大家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我们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个体才能够对自身及群体的恶意有更多觉察。
在社交媒体日益革新的时代，在群体影响打破时空的环境中，如果你我都时刻对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保持警醒，阻止自己参与哪怕微小的施暴，或许就能让这世上再少一桩悲剧。
以上。
KY作者 / Celia、Li
编辑 / KY主创们
Reference：
Hallett, T. (2003). Emotional Feedback and Amplific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4(4), 705–726.
Haslam, N., & Loughnan, S. (2014).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399–423.
Huang, C., Hu, B., Jiang, G., & Yang, R. (2016). Modeling of agent-based complex network under cyber-violence.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458, 399–411.
Herring, S. C. (2002). Cyber Violence: Recognizing and Resisting Abuse in Online Environments. Asian Women, 14, 187-212.
Kazdin, A. E. (2000).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8 Volume Set. New York & Washington D.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aulhus, D. L. (2014). Toward a taxonomy of dark personalit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421– 426.
Rai, T. S., Valdesolo, P., & Graham, J. (2017). Dehumanization increases instrumental violence, but not moral viol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32), 8511–8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