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考古手记探秘“最早的中国”
明清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在登基前必须做两件事——泰山祭天，后土祠祭地。因此，后土祠又堪称“中国最早的地坛”。
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从它的怀中不断发掘出来的一件件器物，仍在为人们展示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
在周家庄遗址内，我们用刚刚学来的考古知识，发掘出3口瓮棺——这是龙山时期儿童墓葬的标志。
中条山悬崖边上的虞坂古道，是多个王朝的命脉。相传远古时期，河东盐池的盐正是通过这条古道源源不断输往中原，最终助黄帝打败了蚩尤。
在应邀参加“发现中国”考察团穿越晋南地区之前，重温了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当年，这个美国人对于我们即将踏上的这片“龙兴之地”的评价，充满了震惊与遗憾：“这一个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它成就了最早的中国……地质学家认为，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
他的话让我跃跃欲试。我知道，自己即将踏上的是最早的中国，也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于是，我心中不由得泛起愁思，其实那是一个民族绕梁千年的乡愁：从轩辕到春秋，再到汉、唐、明、清，这些帝国的命运，似乎都随着这片土地的繁华而鼎盛，又随着其衰落而消亡……
“中国最早地坛”后土祠见证尧舜禹时光的陶寺遗址
此次旅程开始时，我们选择了万荣县的后土祠为出发点，因为这座小庙背后有一段宏大的历史：明清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在登基前必须做两件事——泰山祭天，后土祠祭地。因此，后土祠又堪称“中国最早的地坛”。
初秋的10月，在后土祠很容易想到那位比我们早来2151年的皇帝，他在这里写下了千古流芳的《秋风辞》，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后土祠辉煌的香火。
他叫刘彻，历史上被称为汉武帝。据祠中保存完好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和《蒲州府记》记载，后土祠本是轩辕皇帝一统天下后，为拜祭中国最早的祖先女娲氏所建。而从汉武帝16岁登基到去世，这位帝王一生中曾6次前来拜祭，仪式相当隆重，继而为后世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每3年，皇帝都要来这里举行一次大祀——于是，从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开始，到后世的唐玄宗、宋真宗等历朝历代皇帝，都曾先后来此祭祀，并对后土祠进行修葺、扩建。
站在后土祠的秋风楼上，能见到汾河与黄河交汇的雄壮，也能感受到汉武帝所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苍凉。那么，后土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被世人遗忘的呢？史料上是这么说的：明清时期，朝廷采集后土祠的土，在北京建起地坛，祭祀后土的仪式也因此迁徙，后土祠从此开始淡出帝王祭祀的历史舞台。更为不幸的是，从公元1567年开始，黄河屡发大水，后土祠连同秋风楼一起，多次被黄河淹没冲毁，后又屡毁屡建，直到1870年，后土祠被彻底移建于原址背面的高崖上，才得以保全真身，至今已有131年。
在触摸过大汉的辉煌时光后，我们继续向更古老的时代进发——向导告诉我们，当天晚上的宿营地是陶寺遗址，那里有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以及4100年前的古老时光。
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其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而现今，从它的怀中不断发掘出来的一件件器物，仍在为人们展示着中国历史上那个屡遭西方质疑的尧舜禹时期。
由于尧舜禹时期在文献中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因此就被一些人视为传说，但经过考古学家对陶寺遗址的墓葬的鉴定，证明它们都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尧舜禹时期），这就为这段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009年6月21日，考古学家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宣告成功，这表明了早在那个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了两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测量仪器及方法——“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也确认了当时即有了“地中”之说，把中国考古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的营地设在一片很大的农田上，扎营时，来自北京的苏子灵跟我开玩笑，说咱们打地钉时一定要小心，万一扎到文物就不好了——想来他的话也不假，人们说“陶寺境内随便一锄头就能挖出文物”，作为现今中国最早金属乐器的那枚铜铃，就是当地农民无意间一锄头挖出来的。不过我也调侃了他一句：“那你也要小心，说不定你今晚扎营的帐篷下面，正好埋着一具古尸……”
我们又继续出发。上午的目的地是夏县的西阴村遗址，那里被视为我国现代考古史上的一块标志碑——它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中国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考察队中的岱峻先生，与当年主持这场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交往甚密，一路上，他告诉了我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考察完传说中的尧舜帝陵后，在路经西阴村时，偶然发现了这块宝地。“李济是这样来形容他的震撼的：‘我们突然震惊了，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
尽管当年的发掘地现今已种上棉花，但村内年逾古稀的老人对那位“李教授”印象依然深刻。文献上这样记载着中国考古史上的那次重大发现：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济与袁复礼采用了“探方法”以及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对整个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的陶片共装了60多箱，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可谓收获颇丰。同时，他们还在遗址中挖掘出一个龙山时期的蚕茧标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送往美国华盛顿验证后，证实了早在夏代以前，中国晋南广大地区就已经开始人工养蚕。
在山西考古所王益人教授的传授下，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洛阳铲和探铲，还学会了如何在遗址内进行划线、挖掘。而更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的绛县周家庄遗址中，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考察队员，竟然现炒现卖，现场挖出了3口龙山时期埋葬儿童尸体的瓮棺。
当时，考察队进入周家庄遗址内的一处正在发掘的场地，大家分为几组，分别对8个遗址坑进行发掘。突然，考古所一位专家大喊：“注意了，这里下面有东西，铁锹不能来了，用小铲。”随后，在小探铲慢刨多时后，一口瓮棺出现了——这是龙山时期儿童墓葬的标志物。
“旁边肯定还有。”王益人教授说，周家庄遗址总面积约50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时代遗存为主的大型遗址。这里曾发现大规模成人竖穴土坑墓和儿童瓮棺葬，两种墓葬成排分布，混杂共处，在中原地区极为少见。由此推断，这里应该属于当时的群葬区，在部落成员因天灾等原因大规模死亡后，便将成人与儿童尸体混葬在一起。
果然，我们在旁边的两个遗址坑中，又慢慢发掘出了两口瓮棺。这3口瓮棺中，有两口里面装有儿童骸骨，而另一口却是空的，骸骨则被埋在棺旁，原因不得而知。此外，还出土了大量陶片和一枚锋利的箭头，经专家鉴定，这枚箭头锋利至极，能在20米外射穿人的头骨……
穿越中条山的虞坂古道
第三天，考察队接到了一项极为艰险的考察任务：徒步穿越中条山中那条血泪黄金路——虞坂古道。
说到虞坂古道，首先要从闻名于世的运城盐池说起。在古代中国，产盐的地方并不少，有些地区的盐产量后来也远远超过了运城盐池，但是因盐而建城的，仅有运城一地。
实际上，早在春秋之前，运城所属的河东地区经济中，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运城盐池的盐生产、运销。城市建立后，以盐业经济为核心，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因此运城就成了河东经济的中心。
△随盐业而生的血泪黄金路
就这样，虞坂古道因为盐而诞生了。因其位于平陆县张店一带，是舜的先祖虞幕率领的部落的发祥地，所以得名虞坂。相传虞氏部落居于虞坂上的虞城，部落成员从河东盐池运盐，经过这条古道，将盐送往河南新郑一带的轩辕黄帝部落，黄帝部落正是吃着从这条大道运来的盐，打败了蚩尤部落，占领了中原。
当然，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以及这条古道修建于何时都已不可考，但现在看来，这条古道对于当时晋南地区的统治者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河东盐池是我国最早开发的盐池，早在原始社会，先祖们就在那里开采食盐；盛唐时期，河东盐业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八分之一，成了唐帝国的钱袋子。到了明代，这里的盐业更是达到了顶峰——作为运城盐池最早开发的运盐古道，从今运城盐池出发，登中条山后，途径虞坂，运至圣人涧，然后在茅津渡装船过黄河，运往中原及以南地区，因此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我们一路前行，脚下是坎坷不平的青黑色硬石道，道路两旁是缠满荆棘藤的山枣树，稍不注意，身上就会被树藤上的刺划出血痕，这就是我对这条古道最初的印象与体验。徒步行走了数公里后，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这条盐道上车马交错、盐运繁忙的壮观景象。那时运盐民工为了生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铤而走险，坠崖身亡的悲剧时有发生，这些惨象也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虞坂古道之险，从古诗中就能读到：“孤势却成三晋险，削痕争道五丁开。路在缺屿连如断，人在回崖去若来……”
同时，我们还在古道上听到了那一个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比如那个关于马的传说：远古时期，在尚未发明钉马掌来保护马蹄的技术之前，当负重的马踩在如锥的尖石上，钻心的刺痛就会令马匹前扑摔倒，牙碎血喷——这刺人心肺的惨状，也就为一项伟大的发明带来了机缘，这个发明者，名叫孙阳，在历史上被称为“伯乐”，相传他不仅在这条古道上发现了那匹外表就是普通驮马的千里马，还发明了钉马掌护马蹄的方式。
再如那个“假道伐虢”的故事。春秋时期，虞坂古道上的锁阳关成为3个国家的分水岭：南麓是山水相连的虞、虢两个小诸侯国，北边则是地处汾河谷地，正急于四处扩张的晋国。晋献公，这位拥有强大国力的晋国国君，把国宝棘璧屈马当作诱饵下给虞公，条件是借一条消灭虢国的道路，面对唾手可得的稀世宝贝，虞公慷慨借道，作壁上观。所以，公元前655年，借道的晋国大军穿过虞坂古道，先灭了虢国，于回师途中又顺势灭掉了虞国，只留下虞公忠臣百里奚“择良木而栖”的选择，与“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警世寓言流传世间……
作者：姚於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