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儒者还是儒佛合一者？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研究梁漱溟最杰出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性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在一九七九年出版时，中国的梁漱溟研究还是一片荒芜。一九八八年当这部书的中文译本以《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的书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推动了刚刚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梁漱溟研究（艾恺对笔者抱怨这个译本不忠实，这一点从笔者所译的书名上也能看出，笔者希望这部书能有新译本）。一九八○年艾恺到北京见到梁漱溟后，就开始了每天早上三个小时的对谈，艾恺当时将与梁漱溟的谈话做了录音，保留了梁漱溟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二○○六年，艾恺的采访以《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名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就此而言，艾恺称得上是梁漱溟研究的先行者。艾恺的梁漱溟研究的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贡献，是抓住了梁漱溟作为儒者的特点，将梁漱溟看成是一个思想的实行者，在知与行之间更注重行，而非熊十力、冯友兰一类仅仅思想的儒者，就此而言他可以与甘地相提并论。而且与有些儒者跟随形势背叛儒家不同，艾恺指出，梁漱溟是一个始终如一表里如一的儒家，即使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近年以《梁漱溟的宗教观》获得博士论文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将梁漱溟说成是“隐匿的佛教徒”，并出版了《隐匿的佛教徒：梁漱溟的宗教哲学》的英文专著。于是，艾恺二○一六年来中国参加世界汉学大会，所提交的《梁漱溟：一位独特的榜样人物及其历史地位》的论文又重申梁漱溟的儒家文化身份，以呼应早年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梁漱溟为什么是最后的儒家？从梁漱溟的思想结构看，他到底是儒家还是佛家？
艾恺将梁漱溟定位为儒家是有相当论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定位也得到了梁漱溟本人的肯定。问题是，梁漱溟是新儒家的鼻祖，还是最后的儒家？很多人将梁漱溟与熊十力看成是新儒家的鼻祖，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争议，譬如有人将新儒家回溯到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改造或重新阐释儒家学说以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康有为，梁启超就曾将康有为形容为“孔教之马丁·路德”。但无论如何，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梁漱溟（一八九三）与熊十力（一八八五）等应该算是新儒家的第一代哲学家，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徐复观（一九○三）、牟宗三（一九○九）、唐君毅（一九○九）等是新儒家的第二代哲学家，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杜维明等人则是新儒家的第三代哲学家。既然在梁漱溟身后还有新儒家的涌现，那么，梁漱溟在何种意义上是最后的儒家？也许，艾恺关于梁漱溟的第一本书写于中国的“文革”时期，出于对“批林批孔运动”而导致的对儒学的悲观，所以才将梁漱溟形容为“最后的儒家”；倘若看见中国现在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会不会改变想法呢？
梁漱溟到底是儒家还是佛家？艾恺将梁漱溟定位为儒家的理由是：梁漱溟自己曾说在一九一八年父亲梁巨川自杀后，开始放弃佛学而转向儒家，而且梁漱溟一生虽然著书立说，但更偏重于乡村建设的儒家实践品格，其对国事民瘼的强烈忧患感也来自儒家。然而梅谦立说梁漱溟是佛家也绝非空穴来风，而且也有梁漱溟自己的话为证，他晚年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前生是一个禅宗和尚。记得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时，他对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感到震惊，他不明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能同时兼信儒、道、释三教，在《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中认为若是三教都是伪宗一个都不要信，若是三教都是真宗只需信一个就行了。艾恺刚刚来华访问梁漱溟时也有利玛窦式的困惑，因为梁漱溟对他大谈佛法，后来艾恺才发现，这种儒、道、释合一式的“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这与西方人信仰A就不能信仰B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我们要问：艾恺初见梁漱溟时，为什么梁漱溟抛开儒家不谈，而谈论儒佛思想，尤其是大谈佛教，这是否意味着梁漱溟试图改变艾恺将他描绘为最后的儒家所表现出来的信A就不能信B的认知模式？事实上，在梁漱溟宣称弃佛信儒之后，他并没有割断与佛学的思想联系，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为梁漱溟从人心与意欲出发观照世界三大文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固然弘扬了儒家，认为作为青少年的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很快将被早熟成年的以儒家为本的中国文化所取代，因此，世界最近之将来必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但是中国文化再向前发展，进入老年阶段又将被以佛教为本的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所取代。换句话说，梁漱溟弃佛信儒后仍然认为佛教高于儒家。很多学者指出，梁漱溟少年曾迷恋西方文化，后来又迷恋佛教试图出家，二十年代后转向儒家，晚年又倾心向佛；终其一生则以佛学治心，以儒家应世。我们认为，即使在梁漱溟转向儒家后，他仅仅是放弃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而不曾放弃佛学对生命主体的认知；而且在应世方面，他也不纯然是儒家而舍弃佛学。可以说，儒家的救济天下苍生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在梁漱溟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一九三一年他创办山东邹平研究院时发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的讲演稿，就是以佛教的出家精神达成儒家的救世济民的一例。一九五三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议提高农民的待遇，这是儒家忠臣的使命；然而，当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后他那种舍我其谁争夺话语权的举动，就是佛家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与儒家“畏大人”“不犯上”的精神并不合拍。艾恺在为汉学大会提供的论文《梁漱溟：一位独特的榜样人物及其历史地位》中写道：梁漱溟一辈子过着寒酸生活，吃素、不抽烟、不喝茶，但是这种生活与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极为不同，而更像佛教苦行僧的修为，艾恺在文章中不是也说“梁漱溟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就连佛教高僧太虚，也没有像他一样过着如此苦行禁欲的生活”？既然如此，文章将其归入单一的“儒家主义者”（Confucianist）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正如艾恺所说，梁漱溟最可贵的品德是表里如一，很少说违心话，这在现代中国文人中是较少看到的可贵品德。按说西方文化要求执着信仰，而孔孟不强调信仰，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讲 “可以死，可以无死”。那么，梁漱溟为什么比那些变来变去的西化文人还执着呢？我们认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并不完全符合传统儒家的精神，现代很多人如鲁迅等都分析过儒家的表里不符、名实不符，而且儒家的忠君观念让臣子围着君主转，否则就沉默以对而不能犯上，而在“文革”与“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还替孔子辩护，这其实是佛家推崇的“正信”与“正精进”精神。当佛教将生死都置之度外后，在世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正是梁漱溟面对诸多屈辱能够坦然面对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是儒佛合一者，是不是比将之归为单一的儒者或佛教徒更有道理？而必欲将梁漱溟看成是不以儒家为主导就是以佛教为主导，甚至各执一端地将梁漱溟说成不是儒家就是佛教，是否又落入了利玛窦式的信A就不能信B的认知陷阱？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y Guy Salvatore Alitt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Liang Shuming： The Hidden Buddhist， by Thierry Meynard. Leiden： Brill， 2011）
作者：高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