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宪先贤蓄奴之谜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独具慧眼，曾指出一个令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有同感的困惑和悖论：“一个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献身精神之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劳动体制？”
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照世人的传统理解，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奴隶制经济惨无人道，丧尽天良，野蛮落后，劳动生产率极度低下，毫无经济效益可言，早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南方种植园主为何死死抱住奴隶制不放，甚至不惜以南北战争和家园毁灭为惨痛代价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调查和搜集了浩如烟海的南方种植园档案和家庭账本、商业记录等原始经济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和数理统计方法，使用大型计算机分析数据，重新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得出的颠覆性学术结论，令福格尔本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福格尔不得不反复研究，重新计算，推迟两年才公开发表学术成果。他于一九七四年出版《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一九八九年出版专著《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在学术界和媒体引发地震和海啸。由于在计量史学和美国奴隶制领域做出的杰出成就，福格尔荣获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以下学术研究结论，堪称石破天惊，令人惊诧不已：
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并未行将就木，恰恰相反，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强大，并出现持续巩固的趋势。南方奴隶主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奴隶和其他资产的定价能力，与北方任何一位资本家相比毫不逊色。由于规模经济、有效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35%。
典型的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工作低效，平均意义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南方奴隶制和现代工业体系并不矛盾，奴隶在工业部门的勤奋程度和效率均不逊于自由工人，只是因为南方农业对奴隶的需求更加强烈，更无可替代，奴隶才更多地流向大种植园。
南方奴隶制拥有灵活而高效的激励机制，诸如奖金、休假、年终奖，对“劳动能手”的奖励，对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拖后腿者的惩罚，还有班组制和劳动分工，流水线作业等等。认为奴隶主仅仅凭借鞭笞强迫奴隶服从，只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鞭笞确实存在，通常不会伤破皮肤、影响劳动效率或者引起反抗，只在冷静的惩罚当中才会被允许施行，而奴隶一般也会认为这样的惩罚是公正的。
南方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率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奴隶来说，终其一生，他能够获得其生产的总收入的90%。考虑到食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福利，黑奴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自由农业工人，营养水平甚至高于美国人在一九六四年的平均水平。奴隶主的“家长式温情”管理，在本质上并不对抗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不一定就是利润最大化的障碍，借助人性化的关怀，可以使奴隶制变得更有效率，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
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庄园主的经济利益。许多奴隶交易都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无论种植园主还是监工都不会破坏奴隶家庭，或者奸淫女奴，因为这样会引起奴隶的反感情绪、消极怠工或逃亡，经济成本过于高昂。
像自由人一样，大多数奴隶都拥有独门独户的住宅，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的情况并不常见。有些种植园甚至有一些专为未婚男女黑奴提供的宿舍，但这些都属例外，独门独户的房屋才是主流。奴隶主关心奴隶的身体状况，如果他们生病，即可得到病假。每个种植园几乎都会配备护士，负责一般的疾病和接生。医生会定期光临，不但治疗奴隶的疾病，同时也治疗奴隶主及其家人。
整体而言，种植园主既不乐于把出售奴隶当作生财之道，也不偏好在奴隶市场上进行投机买卖。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奴隶主乐于善待奴隶，奴隶的基本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南方奴隶制之所以被终结，不是因为它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
福格尔的结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他遭到激烈批评，被指责为充当南方奴隶制的辩护士。福格尔坚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勇敢地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科学精神。
福格尔解释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南方奴隶制是一种落后的体制，经济效益低下，南北战争后若干年内将自行灭亡。但是，数据和统计证明，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在日常生活中，福格尔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种族主义。他的妻子就是一位黑人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福格尔的研究不是基于预设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既不是他所主张的，也不是他内心愿意看到的，而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判断，是让奴隶主的账本和商业记录说话。福格尔的著作还有一个附录，向学术界全盘公开了自己的数据来源、经济模型和统计公式，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对此，传统型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参与研究和讨论，也无法有理有据地予以批驳。
福格尔的数据不假，统计模型和计算论证也中规中矩，但是数理统计永远存在偏差，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南方奴隶制生活真实而全面的再现。在一九三九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飘》中，黑人女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当牛作马的苦难奴隶。同样，根据当事人自传改编的二○一三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则是一曲长达十二年黑奴惨痛遭遇的悲伤挽歌。
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繁荣发达、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棉纺业的高速发展，未必表明奴隶制本身的高效率和优越性。奴隶主提高奴隶的生活待遇，主要是从利润而非人道的角度考虑。在农忙季节，农民都会尽量给牛马骡子好吃好住，生怕它们生病了，整天伺候得像宝贝一样，但它们终究还是畜生。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恰恰由于没有利润，印第安人对待奴隶最为残忍，残酷虐待，野蛮杀害。
某一经济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即使确实具有惊人的高效益，拥有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仍然不足以证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与先进性。获得诺贝尔奖后，福格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这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最终摧毁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力量，并不是自由市场的效率原则，而是体现道义力量的政治革命。
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是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私有产权等资本主义金科玉律紧密相连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奴隶制农业经济在美国南方兴盛一时，形成一种向英国大规模出口棉花、烟草等农产品“创汇致富”的出口导向型商品经济。
从一七九一到一八○一年，美国南部棉花产量增长二十五倍；到一八二五年，增长高达九十倍；到南北战争前夕，竟然惊人地增长了五百倍，棉花总产量达到十亿磅，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一八一五至一八六○年期间，棉花约占美国出口商品总值的50%。
同时，南方奴隶主大幅度改善了黑奴的生活待遇。南北战争前夕，南方黑奴营养良好，身强体壮，衣食不愁，其生活条件和营养水平，远远高于同一时期恩格斯笔下伦敦市贫民窟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根据福格尔教授的计量史学研究，在南方黑奴日常饮食中，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在一八六○年，黑奴年度人均肉类消费量高达一百七十九磅。黑奴的营养水平高于美国人在一九六四年的平均水平。
美国修正史学派（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学者认为，与残酷野蛮的古罗马角斗场时代的奴隶制相比，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只是文字修辞的问题，称其为“家长统治长工制”或“奴隶劳工福利制度”可能更为妥帖准确。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皆知，单凭蓄奴并不能保证大规模棉花生产可以赢利，还需要国际市场眼光、商业头脑、有效管理、严格监控、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等多种经营管理手段。种植园主通过激励（比如奖赏）、惩罚（比如鞭笞）、家长式温情管理等手段增加单调农田劳动的效率。南方奴隶主也认识到，受到良好照顾、得到激励、心情愉快的奴隶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亚拉巴马州一位种植园主与奴隶达成一个奖励和利润分享协议：“你将拥有这个种植园生产的三分之二的玉米和棉花以及同样多的小麦作为奖励，我也将为你提供今年的供应品。当你的谷物收割时，其中有三分之一归我，接下来你要付费给监工，承担我提供给你的房屋装修以及衣物费用、你自己在这个农场的税和医疗费。你不需要支付我，但是需要给予我三分之一的产量和当时借的产量。你使用了一些生产工具，你应当将它们完好无损地归还或者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坏。”
佐治亚州一位奴隶主谈到管理奴隶的方法：“为我的黑人盖了几栋舒服的房子……有一间大屋子是托儿所，孩子们白天被送到这里来，由一位心地细腻、经验丰富的女性照顾，她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们得到适当的饮食和照顾……还有一间宽敞又舒适的医院，医生在黑人患病时为他们治疗……还有件事必须提及，我有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我提供足够的琴弦，让他每星期六晚上为黑人演奏至深夜零点。”
可能有人纳闷，南方奴隶主为奴隶提供了如此良好的生活待遇和福利，还有什么奖励和利润分享协议，他们为何不顺应历史潮流，改弦更张，采取自由雇佣制经营种植园呢？如果采取北方的“血汗工资制”或“工资奴隶制”，那就是契约自由，冠冕堂皇，愿打愿挨，完全可以避免北方义愤填膺，干涉反对，最终导致南北分裂，兵戎相见。
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开国总统和制宪先贤，文韬武略，安邦济世，制宪建国，人品高尚，拥有世界一流的政治眼光和商业头脑。可是，他们为何同时又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大奴隶主？而且不思改革，墨守成规，坐以待毙。
美国乔治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当年美国南方如果依靠劳动力自由雇佣市场，种植园的棉花生产不可能出现爆炸式高速增长。
干过农活的人皆知，种棉花是个苦差事。棉花的生长环境独特，气温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也不行，经不起冰雹摧残，也受不了狂风呼啸和暴雨突袭；棉苗很容易被杂草侵害，有数十种害虫可以置棉花于死地，棉花价格波动很大。棉花生产的劳动时间和艰苦程度均受天气制约，事先很难准确预料劳动力投入。
如果赶上春季多雨，棉田除草将高达六次，比正常年景增加一倍。收获期则更难预料。棉花不能在雨天或潮湿天气采摘，棉絮需要三到四个晴日才能完全干燥。如果赶上多下了几天雨，农工可能会一个星期无所事事。一旦放晴，棉花晾晒干了，必须赶快采摘。否则柔软蓬松的棉絮会被风吹走或掉到地上，淋了雨的棉花会出现污损，失去韧性，完全丧失商业价值。种植园主必须雇佣大量季节性农工，迅速将棉花采收完毕。
斯坦福大学经济史教授莱特（Gavin Wright）认为，如果依靠自由雇佣市场，这种非常苛刻、不可预期、地区性和季节性都很强的劳动力弹性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当年南方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和传播不佳，种植园和农场分散各地，全年农业劳动力需求极不均衡。即使存在某种劳动力雇佣市场，也没有良好运作的空间。由于田野辽阔，地价低廉，南方自由白人或黑人可以轻易拥有自家农场，种植园主若想凭借工薪吸引自由人成为价廉物美的季节性“农民工”，难如上青天。
换句话说，如果单纯依赖自由市场满足劳动力需求，南方奴隶主可能付出任何代价都无法及时采摘棉花或其他农作物。南方农业之所以采用奴隶制，不仅在于缺乏农业工人和工薪成本很高，而且在于缺少自由雇工与种植园主进行有效交易、健全运作、便捷及时的雇佣市场。依靠市场机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提供适当数量的农民工，完全是一种噩梦般的商业赌博，南方种植园主避之唯恐不及。
在此背景下，只有廉价的、家庭长工式的非洲黑奴，才可能使南方的农业经济和棉花产业得以良好运作。与来源短缺、逃亡较多的白人契约奴相比，从非洲大批进口的黑奴习惯南方炎热气候，熟悉简单农业劳动，人口繁殖率高，而且人生地不熟，难以逃亡。从文化背景看，黑奴没有英国传统中的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观念，同时非洲大陆部落战争频繁，战败一方沦为胜者的奴隶理所当然。
当代美国农业被赞誉为高科技、现代化、高效率的典范，但其中奥秘罕有人知。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农民”（Farmer）人口仅二百二十万左右，约占人口总数的1.7%，比二百三十万监狱在押犯人还少。其实，美国“农民”的准确汉译应是家庭农场主。农忙时节，农场主需要临时雇佣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才是中国意义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美国农场主平均拥有土地面积四百公顷。除了农场主及其家人，农场的日常运作需要雇佣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季节性雇工，由于流动性很大，缺乏准确数据。据经济学者估算，季节性农业雇工至少应在四百万左右。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廉价劳工，其中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薪酬低于美国法定最低工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几乎没有福利待遇，更别提利润分享。
在信息传递便捷、交通空前便利、自由雇佣市场运作良好的条件下，由于廉价、季节性，甚至非法的四百万农民工的默默奉献和弹性支撑，“美式农业神话”才能得以运行和维持。所有这一切，在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南方蓄奴派认为，北方废奴派目光短浅，只看到一部分年轻力壮的黑奴能为北方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却忽视了大量老弱病残、身无分文、目不识丁的黑奴今后的生路问题。黑奴一旦获得自由，一无所有，无处安身，四处漂泊，不务正业。在政治和经济条件不成熟时，如果不问具体情况，轻言废奴之事，将可能酿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经济后果，造成难以解决的黑人犯罪和社会治安难题，祸国殃民，贻害深远。
南北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兄弟阋墙，自相残杀，伤亡总数高达一百三十余万（北军阵亡三十六万，南军阵亡二十六万，两军负伤共约七十万）。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仅三千一百余万，若按人口比例，相当于如今三亿人口的美国损兵折将一千三百万。南部叛乱州总人口仅为九百万，其中包括在战争中伤亡率很低的四百万黑奴人口，由此可见，相对于人多势众、工业发达的北部而言，南方白人社会遭受了多么可怕的战争灾难。
据粗略统计，四分之一的南方白人男性青壮年战死疆场，一半以上的南方城镇、种植园、铁路和机器毁于战火。内战之前，南方密西西比州在全美各州富裕榜上名列第五。战争期间，该州60%的白人青壮年阵亡，90%的城镇和种植园化为焦土灰烬。该州不但在战后沦落为美国贫困第一州，而且这种贫困落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毫不夸张地说，南部中下层白人在内战期间蒙受的巨大灾难和惨烈伤害，远远超过了南部黑人在三百年奴隶制中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剥削压迫。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阻止了联邦的分裂和瓦解，保持了美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和统一。与此同时，一百三十万白人官兵和三万余名北军黑人士兵伤亡使四百万黑人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代价如此昂贵的自由和人权，触目惊心，举世罕见。由于《解放奴隶宣言》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彻底扭转了南北战争的主题，败落潦倒的南方白人必然迁怒于获得自由的黑人。
“二战”后，美国投入巨资，使战败国西德和日本得以迅速复苏，经济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对南部的经济援助寥寥无几，听任北方资本大亨、投机商和冒险家在南部巧取豪夺，大发横财。北方经济好似火箭腾空，高速增长；被战火摧毁的南方经济好似一摊烂泥，一蹶不振，复苏乏力。南方黑人经济贫困、政治无权、文化落后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一种“除了自由，一无所有”（nothing but freedom）的困境。
由于北方主导下的南方军管政府专制腐败，由于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彻底撕破，由于失去了奴隶制时代的工作机会、基本福利和生活保障，南方黑人一时无力应对社会巨变，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内战之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大量自由黑人陷入贫困、愚昧、疾病和犯罪的泥坑难以自拔。美国黑人在一九八○年的疾病率，甚至比一百二十年前奴隶制庄园时代高出20%。
经济效率的高低并不能证明某种制度的优劣和善恶，南方奴隶制就是一个高效率，但是不道德的经济制度。可是，如果高唱“道德正确”的高调将其摧毁，却没有妥当的善后安排和救济措施，那么“道德正确”并不会给被解放者带来免费面包，甚至道德本身也有可能演变成不道德。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福格尔教授批评说：“对南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造成的最恶劣后果，是导致人们忽视了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数十年的物质生活状况。通过夸张奴隶制的恶劣程度，废除奴隶制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反而看上去是终结奴隶制之后的改善。”“导致南北战争后黑人生存环境恶化的因素，被归结于已经消失的奴隶主阶层，或者更不幸的是，被归结于黑人群体自身。”
“历史的一个最苦涩的讽刺是，在黑人获得自由的百年岁月中，那些曾经努力打碎奴隶制锁链的人们，却可能比任何组织都更加卖力地把种族歧视的长钉敲入黑人身上。他们把黑人由勤劳而高效的劳动力转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懒汉和笨蛋，把他们对家庭的热爱转变成了对家庭的背弃，把他们艰难地实现自我改善的唯一道路转变成走向‘汤姆叔叔’的深渊。”
（Robert William 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9）
作者：陈伟
